疯癫的旅人

自中世纪以来，疯狂和非理性一直是社会讨论的重要范域。人们想要讨论疯癫，却不知从何开始。疯狂一直是历史的一个倒影，一个被遗弃在一旁的秘密。疯狂和非理性一直是社会中的重要现象，但它主要是附属物。在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人们视疯狂为反讽的方式，在伊拉斯谟的《疯人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疯狂被视为某种神启，对于理性和无所不知的智慧的反思。毕竟对理性来说，疯狂只是它的秘密活力。在塞万提斯的笔下，疯狂不仅单指堂吉诃德的疯癫，他在临终时突然醒悟，人们会对堂吉诃德所在的时代感到迷惑和惊奇。毕竟那个时代的本质就蕴含在疯癫中。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对愚人船等现象有了新的理解：疯狂并非出于理性的偏离，而是出于理性本身。想要包括一切的全体，想要探究一切事物的愿望，想要追求极致的知识和意志，人是认识一切的尺度，是存在着的事物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的尺度。人能认识些什么呢，到文艺复兴时代，人的认识范围已经比中世纪大了不少。伽利略给出了实验的原则，也就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然而，心理学的进步并非和新科学的进步一样有力，在心理学的领域里，中世纪的宗教因素在文艺复兴时代残留在心灵哲学中。心理学直到19世纪才正式建立。整个古典时代的病理分析都依靠分类学和生物学来进行。在没有实验心理学的时代，医生和医学教授们的权力还不如现在那样大。人文科学只是提出了伦理学的概念，医学伦理在那时体现为权力的隐蔽行使而非悬壶济世的崇高使命，是机械的而非悲怆的。哲学和医学伦理充分结合是在古典时代之后，是在区分了疯狂的辩证意识和分析意识之后。疯狂的辩证使得疯狂只能在理性的观看之下体现为缄默的外表，它对于理性完全无言，它只是在自己的话语中，在尼采和梵高的最后时刻，在阿尔托和萨德的死亡疯癫中，人们看出了这种无言，这一把理性当作自身无言现象的作证者，而又延伸出一种理性的管理和监禁方法，这一暧昧的辩证法在笛卡尔那里是怀疑一切的防止发疯的“我思”，在康德那里是先验的不证自明。古典哲学家们也疑惧着疯癫，认为疯癫只是哲学的认识对象，它不能成为哲学本身的一个部分。而我们在尼采和萨德等追求死亡驱力和权力意志者的眼中，看出了这种哲学的疯癫，它内生于哲学，又为自己发声。非理性不单理解疯癫，它和疯癫构成了难解难分的暧昧关系。一方面哲学沉思死亡，为精神的死亡献上哀歌。另一方面医学驱逐了死亡驱力的幻象，想让人类得到肉体的永生。非理性不过是理性的又一个面向，理性是自大的，它认为完美的就是好的，而非理性，理性，疯癫这三者的三角关系更应该被解读为某种可能性。我们已经取消了大写的人，已经将人文科学的谱系完整的进行了琢磨，我们似乎已经有能力向大海进发，而非只做捡贝壳的人。然而，最大的障碍绝非知识上的，而是对于非理性和疯癫本性的疑惧阻挡我们观看这一本质性的关系。我们或许无法像某些疯子那样真实体验疯癫，我们只是认识自己的关于疯癫的一个片段的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