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戳旧学软肋

书中很大篇幅给了胡适，但余老的这些文字已经单独出过一本关于胡适的书了。关于陈寅恪的几篇，大家都懂余老想表达什么，陈氏旧诗中的心境，有后人能体而述之，也不枉这些文字的存在。

最后一篇《钱穆与新儒家》最有洞见，也与《朱熹的历史世界》所隐约想表达的一致，笔锋直指“由道统开出政统、学统”的儒学软肋。且不说程朱陆王以及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的“道”、“理”、“心”、“良知”等等都未从逻辑思辨上论证，而都是依赖类似于某种宗教体验的“体悟”、“证悟”，新儒学的理路还是“道统开出政统、学统”的老一套。只不过，学统的内涵改成了现代科学，政统的内涵改成了民z政体，它们“都必须安排在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之内”。这真可谓是一种保守且极其傲慢的立场！如余老所指，“这就等于说，民z和科学在中国的实践最后都落在了新儒家的肩上”。这多么荒谬！宋儒的确如此，把天下之事都揽在自己肩上（而且企图排他性地垄断），其结果，我愿以“道德性命之学终不免堕入帝王心术之中”描述之。新儒学步其后尘，结局也必归于沉寂。

西方正是瓦解了它们的宗教道统（或者说将其严格约束在精神心理领域），使得政z、学问、生活世俗化，才有了所谓现代化。而中国的一些人（不只是新儒家，也包括牛主义、驴主义者等等），不管是何动机，不论学问高低，却还想做“国师”（也可能是君师合一的形态），岂不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