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
当今世界，文学市场上泛滥着种种乱象，比如将恶俗伪装成艺术的创作、过度商业化的营销、不公正的评选机制等。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一句：这些现象是最近才出现的吗？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告诉我们，图书市场和文学界的这些问题二十多年前就存在，只是一直延续到了当下而已。
在《多谢不阅》中，乌格雷西奇痛陈了文学世界让人眼花缭乱的商业运作和大跌眼镜的无底线行为，从图书出版到市场营销，从内容写作到作家伦理，从文学样态到大众趣味，文字犀利深刻，语言谐谑放达，大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感，展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道德与良知。试举几例：
针对书籍营销，“当今的文学生活已经被琐事压垮了，围绕作品的琐事似乎已经比作品本身重要：书籍销售文案似乎已经比书籍本身重要；书封上作者的照片似乎已经比书里的内容重要；作者在大报与大电视台的亮相似乎已经比作者究竟写了什么重要。”这就导致“文学链中最重要的两环——作者与读者，从未像现在这样，隔得如此遥远”。
针对写作工具类书籍，“这样说的书不胜枚举，它们面向有潜力写作的人，指导他们如何开发自己有限的天赋，成为作家。书市中五花八门的DIY书籍开始致力于培养大师——既然说的是写作，要学的东西自然很多，比如《真希望我刚开始写作时就懂得这十二件事》。”
针对媚俗现象，“市场将平庸知识化，知识分子则将知识平庸化。”“简化用语，成了公众讨论时不成文的规范，成了表达公众观点的通用办法。哲学演绎（说难听了就是“闲话家常”）代替了哲思，文学模仿代替了文学，文化小品代替了文化，政治正确的政治演绎代替了真正的政治观点——这一切悄无声息地填满了公众生活”。
在这些文章中，乌格雷西奇无所畏惧地“四处树敌”，将笔锋劈向出版商、书店、作家，甚至读者，可谓是“一个也不放过”。这也难怪，纳博科夫说过：“在一个充满垃圾的世界里，决定成功与否的，不是书，而是广大的读者。”或者如乔治·桑塔亚那所说的，“美国人热爱垃圾。我不怕垃圾，可我怕这种热爱。”正是所有群体的默示性“合谋”，才使得“劣币驱逐良币”，造成了文学世界的功利化和庸俗化。
乌格雷西奇1949年出生于前南斯拉夫，也即是如今的克罗地亚。1991年南斯拉夫内战爆发时，因对战争和民族主义的批评，乌格雷西奇备受攻击，不得不于1993年离开祖国。用她本人的话来讲，“由于受不了公众间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谎言，我选择离开我的祖国”。之后她先后流转于美国、荷兰等地，继续从事教学与写作。
乌格雷西奇拒绝外界为其打上的“克罗地亚作家”这一标签，而是将自我定义为“跨国界”或“后-国家”的写作者。在《流亡作家》一文中，她对自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虽然克罗地亚并不拿我当作家看，但任何一个别的地方都无一例外地将我归为克罗地亚作家。如今的我要比一直待在克罗地亚要克罗地亚得多，虽然这并非我所愿。换言之，我成了我本质上不是的那个人。”她还说道，“我自己既不是移民也不是难民，更不寻求政治庇护。我只是个作家，在她人生的某一刻决定离开她的祖国，因为她的祖国，已不再是她的。”
因此，从乌格雷西奇的写作来看，她并非只是一个静坐书斋、不问世事的作家，而是始终关注时局、介入政治的。这也是本书的另一个主题，她还探讨了很多政治议题，或者将文学融入这些议题之中，不断延伸和拓展，比如东欧性与东欧作家、文学流亡、南斯拉夫内战、种族冲突等。在这些文章中，乌格雷西奇延续了自己的批判立场，对祖国内部的种种丑相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和挞伐，并声称祖国为“随时准备向任何反对自己的人扔石头的、顽固的、排外的、自我麻醉的、气势汹汹的、故步自封的民族”。
乌格雷西奇还嘲讽了克罗地亚无耻的“御用文人”与荒诞的文学生态，在《战争是战争，知识分子只是知识分子》一文中，她说道，“我最讨厌的是那些声音最响的人，那些擂战鼓的人，那些把自己写作的技艺卖给政府、政客与军阀做附庸的人，好像他们不是作家，而是小厮。”
《对民族文学史的几句贡献：在克罗地亚当作家的十大理由》一文更是讽刺度拉满，从语言、文化、道德等多个角度挖苦了克罗地亚的文学怪象与文化“奇观”：“克罗地亚的文化景观充满活力、日新月异，故此，它比其他地方都要有趣且刺激得多。比如说，我原来认识的一些编辑后来当上了警察局局长，原来认识的美学教授后来当上了国家军事顾问。我还认识几个贼，后来被称为人道主义者，几个人道主义者，反而变成了贼，还有些作家变成了战争犯，有些战争犯变成了作家。”“克罗地亚作家经常改变自己的态度与观点，有时甚至是生平。既然所有文学都可以自诩并无一定之成规，克罗地亚文学自然也可以。只要克罗地亚文化部长公开说自己不看好这个或那个作家，该作家的作品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禁书。”
当然，要完全理解这些文章，需要对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的政治、文化、历史、地理等有深入了解，也就是需要对这些文章的文化语境十分熟悉，才能充分吸收乌格雷西奇的表达，尤其是那些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句子。
埃内斯托·萨瓦托在其回忆录中说过，“作家应当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公正见证者，应当具有说出真相的勇气，敢于起身和任何被个人利益蒙蔽、无视人类神圣性的官僚主义做斗争。”乌格雷西奇无疑是这样一位敢于说出真相的作家，就像她在本书“致谢”部分所说的，“《多谢不阅》是作者在两种创作冲动的相互斗争中完成的。一种冲动在作者耳边小声说，一个尊重自我的作者不应该去写一些聪明人不大愿意说的事。另一个声音则相反，它说：自己是否显得聪明，并非一个尊重自我的作者应该过分关心的事。”乌格雷西奇听从了后一种声音，尽管这意味着被攻击、被污蔑，甚至被封禁，但她依然选择履行作家的天职，不假装赞美，不虚伪掩饰，而是用刺耳的声音，去刺破表象的面纱，揭开大众视而不见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