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癌病房
“当初事情是这样的：真主分派寿命，给所有的动物各派五十年，够了。可是人最后才到，真主只剩下二十五年还没分掉。人表示不乐意：太少！真主说：‘够了。’可是人坚持说：‘太少’于是真主说：‘那你自己去问，也许有谁觉得太多，愿意让给你。’人便去打听，他遇到了马，对它说：‘喂，马啊，我的寿命太少。你让一点给我。’‘好啊，你就拿二十五年吧去。’人继续往前走，只见狗迎面走来。‘喂，狗啊，让点儿寿命给我！’‘拿二十五年去吧。’他回到真主哪儿。真主说：‘随你的便，是你自己要这样。最初的二十五年你可以过人的生活。第二个二十五年你将象马一样干活。第三个二十五年你将象狗一样往往乱叫。还有二十五年，你将象猴子一样被人取笑……” ——《癌病房》，1980.p36.
从上面摘抄的寓言也可以看出，在这么一个暖阳初冬的早晨写和亚·索尔仁尼琴有关的东西，尤其是写和《癌病房》有关的东西，实在是有那么一点情绪错乱的恍惚感。最近发现自己太过无知，例如萨缪尔·贝克特从巴黎高师走出去以后写了《等待戈多》（这一点留到《巴黎高师史》那里再说），又例如我那么喜欢《癌病房》，却从来没注意到它的作者是谁，竟然在他死后才知晓他是何等人物。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这个比苏联活得更长，代表俄罗斯良心的忧郁老头，以他倔强的性格和描写流放生活的集中营文学闻名于世。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逝世，可以说，是作者的死促使我再一次翻开这本发黄的书。这算是一种还债，也是以另一种形式纪念某人离开世界。
首先我必须要惊讶一下豆瓣书籍信息的齐全程度：我手里这本《外国文艺》编的《癌病房》，1980年4月第一版定价两元（现在两元连本杂志都买不到），上面还标着内部发行四个字，豆瓣上这本书的样子竟然跟我手里的一模一样，连发黄程度都差不多。这书到我手里有小三年了，似乎是毕业市场上淘到的，具体情景已记不清，只记得是作为写作参照的素材搬回来了。凭借《癌病房》，索尔仁尼琴摘得了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毫无悬念的被前苏联禁止领奖），这里面固然有冷战的政治意味，但小说自身的价值也可见一斑。这本书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冷峻的真实，散发着西伯利亚的蛮荒魅力，具有海明威式的硬汉调子。癌症，大部分癌症是绝症，这种“绝”更大意义上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罹患癌症的人，医学上是计算存活时间而很少以“治愈”的判断对治疗进行评价，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这人在得癌症那一刻起就得等死了一样，就这一点来讲，癌症给病人造成的打击是远远大于其他病症的。在《癌病房》成书的那个年代，放射疗法和化学疗法都还尚未彻底完善，癌症复发率不低，病人治愈率却不高，死亡的威胁应该说是笼罩在病房之上的，可是全书没有一处是明写某个病人死去了——除了那些所谓的“出院”（失去治愈价值而将病人请出医院，省得浪费医疗资源）之外，只有一个人被侧面交代是死了，是那个工人阶级叶甫洛夫，医院的女工说他死在火车站的售票室——这种暗笔反而让人觉得隐藏的死神毛骨悚然。病房题材，尤其是绝症题材在文学史上还是很少见的（那些女猪脚不是得白血病就是被汽车撞死的韩剧就不要提了），但这种封闭空间式的舞台架构非常有利于叙事，像坠落荒岛啦，关进大狱啦，都容易作出好看的文章来。和所有的封闭空间一样，病房是个奇特的地方，不管你在正常的社会处在哪个阶层，有多么的牛逼，进了病房大家都是病友，阶层之间的隔膜必然会随着共处时间的增加而慢慢弱化消失。《癌病房》的叙事主要从两个人的视角展开，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卢萨诺夫是个国家供养的人事干部，热衷于政府机关所热衷的一切小把戏（例如人跟人之间互相整，关心国家大事和统计数据）；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被卢萨诺夫称为食骨者）是个流放犯，为国家贡献了青春但对其失去了信任，粗鄙但抱有自主的思想，此外还同时跟两个女医生调情（可能我不大了解背景，那个时候的苏联男人比较少，二战都死了），这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索尔仁尼琴自己的写照。前者精致、高尚但虚伪，后者粗糙、肮脏但真实，两双截然不同的眼睛，看到的医院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他们在共同的敌人——肿瘤之下还不得不扶持安慰、相互倚靠。
我们这辈人对于流放这种事情是毫无概念的，流放不仅代表着生活的艰辛和环境的恶劣，最重要的在于身后背负的那个巨大的罪孽的十字架。流放之人是有罪之人，是社会的毒瘤，理应加以剪除，只是出于人道才留给这些人一条性命，从这一点上讲，苏联跟中国在那个时代确是没有区别的，因此那个破旧病房里总是充满了火药的气息和思想矛盾的激烈冲突。然而，同被肿瘤从正常的生活世界拉到这个由吃药、打针、傻等、睡觉构成的单一世界中去的，并不只这干部和劳改犯两人。乌兹别克的牧民、家庭不幸的学生、争分夺秒的地质学家、等死并最终如愿以偿的工人，还有那个年纪轻轻就要割掉乳房的姑娘，这群困兽在死神的关注下镌固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希望、失望、绝望、重拾希望，想要抓住每一根可能救命的稻草，甚至连背负救命之责的医生也被拉进了癌的深渊。肿瘤就像头顶的巨石，只会砸中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但对于中奖者来说，那相当于百分之百。这对于读者来说不啻为一种悲剧性的阅读体验，尤其是深夜读来更有一种惊悚之感：合书每每必要浑身上下而摸索，确认周遭没有奇怪的突起方安。海德格尔说的人的向死性确实很在理，但是一旦真去观视，实在是让人如坐针毡——他大抵是想让所有人都像他一样烦、畏、恶心、无聊，我不得不说，他这种变态喜好确实产生了一点效果，如果你带着这种想法去读《癌病房》的话。
其实我读《癌病房》主要是想看看别人如何描写垂死的病人，怎样渗入那种恐慌的情绪，但是书第二部的发展却是令我大失所望的，因为一些给人感觉明天就会死的病人，竟然慢慢的好转了！到了书的后半部，病人非常清晰的分出了阶层，一边是可治愈的，一边是等死的。两个主人公显然属于可治愈的那伙，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建立起的同病相怜之情，又要被阶级划分打碎——卢萨诺夫坐小车离开，重新融入公文与同志构成的世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要靠自己的双脚走出去，挤在闷罐子里回到名叫乌什·铁列克的流放之地去。康复使他们重新反目，却又都暗自庆幸脱离了死亡的阴影，从彷徨的群氓中分隔开来。主人公的出院使小说戛然而止，但故事的结局却是开放式的：焦姆卡能否收到描绘动物园状况的明信片，他会和那个被割去乳房的阿霞结婚吗？叫胶体金的玩意能不能救大学生，它对恶性黑色素瘤有效吗？那个乐观得吓人的恰雷，真的能靠伏特加跟胃癌拼个你死我活吗？和肿瘤战斗了一辈子的董佐娃医生，又要怎样同自己身上的肿瘤作战呢？这些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两个人死了，代表天真的工人阶级的叶甫洛夫，有一把好力气却癌肿环颈，陷入宗教的慰藉中扬着托尔斯泰的小册子四处问别人为什么生活（为了爱！为了爱！），就连死去也只是在别人嘴里轻描淡写的一语带过；代表苟延残喘的知识分子阶级的猫头鹰舒路宾，为了活命而甘愿出卖良心充当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在得知自己气数将尽时才慷慨陈词，他的死却未被点明，只是在胡话中淡出（我没有整个儿死灭，我没有整个儿死灭……）。天真愚壮的工人阶级和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阶级都死了，这个国家怎么办，这个民族怎么办——道德社会主义！这是索尔仁尼琴的立场。这个立场借舒路宾之口被言说出来，以一种将死者的预言出现在文本之中：
“……我们要向世界展示这样一个社会，那里的一切关系、基础和法律都将发源于道德，此外别无源泉！比方说：如何教育孩子，他们该接受何种训练，成年人的劳动应引向什么目标，如何安排他们的业余时间——一切考虑都必须以道德的要求为出发点。科学研究只能搞无损于道德——首先是无损于研究者本人的道德——的项目。在对外政策上也是如此！在有关任何边界的问题上，不应当考虑，这个步骤将使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增添财富，加强实力，或者提高威望；而只应当考虑，这个步骤在多大程度上合乎道德。” ——《癌病房》，1980.p606
这段文字姑可看做是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宣言。这种伦理至上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无异于柏拉图的哲学王，充其量可说是一种对于往日生活的迷恋，一种对旧时代保守自足的浪漫主义敞开。正是这种坚固到偏执的信念使得索尔仁尼琴不对任何势力妥协，除了普京——这种纯净的人格固然可贵，但具体观点的合理性且不敢恭维。无论如何，在那个时代环境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同寻常地闪耀着人性与良知的光辉。那些雕塑式的段落，例如537-542页少年亲吻将要被割去的乳房的片段，具有直触读者心底的穿透力和冲击力。整本《癌病房》并不具有剪裁得当的精致，而是散发着一种漫不经心的粗糙。正是这粗糙铸就了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内核，就如同初冬的暖阳一般凛冽而蕴忍生命力。
从上面摘抄的寓言也可以看出，在这么一个暖阳初冬的早晨写和亚·索尔仁尼琴有关的东西，尤其是写和《癌病房》有关的东西，实在是有那么一点情绪错乱的恍惚感。最近发现自己太过无知，例如萨缪尔·贝克特从巴黎高师走出去以后写了《等待戈多》（这一点留到《巴黎高师史》那里再说），又例如我那么喜欢《癌病房》，却从来没注意到它的作者是谁，竟然在他死后才知晓他是何等人物。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这个比苏联活得更长，代表俄罗斯良心的忧郁老头，以他倔强的性格和描写流放生活的集中营文学闻名于世。2008年8月3日索尔仁尼琴逝世，可以说，是作者的死促使我再一次翻开这本发黄的书。这算是一种还债，也是以另一种形式纪念某人离开世界。
首先我必须要惊讶一下豆瓣书籍信息的齐全程度：我手里这本《外国文艺》编的《癌病房》，1980年4月第一版定价两元（现在两元连本杂志都买不到），上面还标着内部发行四个字，豆瓣上这本书的样子竟然跟我手里的一模一样，连发黄程度都差不多。这书到我手里有小三年了，似乎是毕业市场上淘到的，具体情景已记不清，只记得是作为写作参照的素材搬回来了。凭借《癌病房》，索尔仁尼琴摘得了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毫无悬念的被前苏联禁止领奖），这里面固然有冷战的政治意味，但小说自身的价值也可见一斑。这本书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冷峻的真实，散发着西伯利亚的蛮荒魅力，具有海明威式的硬汉调子。癌症，大部分癌症是绝症，这种“绝”更大意义上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罹患癌症的人，医学上是计算存活时间而很少以“治愈”的判断对治疗进行评价，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这人在得癌症那一刻起就得等死了一样，就这一点来讲，癌症给病人造成的打击是远远大于其他病症的。在《癌病房》成书的那个年代，放射疗法和化学疗法都还尚未彻底完善，癌症复发率不低，病人治愈率却不高，死亡的威胁应该说是笼罩在病房之上的，可是全书没有一处是明写某个病人死去了——除了那些所谓的“出院”（失去治愈价值而将病人请出医院，省得浪费医疗资源）之外，只有一个人被侧面交代是死了，是那个工人阶级叶甫洛夫，医院的女工说他死在火车站的售票室——这种暗笔反而让人觉得隐藏的死神毛骨悚然。病房题材，尤其是绝症题材在文学史上还是很少见的（那些女猪脚不是得白血病就是被汽车撞死的韩剧就不要提了），但这种封闭空间式的舞台架构非常有利于叙事，像坠落荒岛啦，关进大狱啦，都容易作出好看的文章来。和所有的封闭空间一样，病房是个奇特的地方，不管你在正常的社会处在哪个阶层，有多么的牛逼，进了病房大家都是病友，阶层之间的隔膜必然会随着共处时间的增加而慢慢弱化消失。《癌病房》的叙事主要从两个人的视角展开，巴威尔·尼古拉耶维奇·卢萨诺夫是个国家供养的人事干部，热衷于政府机关所热衷的一切小把戏（例如人跟人之间互相整，关心国家大事和统计数据）；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被卢萨诺夫称为食骨者）是个流放犯，为国家贡献了青春但对其失去了信任，粗鄙但抱有自主的思想，此外还同时跟两个女医生调情（可能我不大了解背景，那个时候的苏联男人比较少，二战都死了），这个人在某种意义上是索尔仁尼琴自己的写照。前者精致、高尚但虚伪，后者粗糙、肮脏但真实，两双截然不同的眼睛，看到的医院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他们在共同的敌人——肿瘤之下还不得不扶持安慰、相互倚靠。
我们这辈人对于流放这种事情是毫无概念的，流放不仅代表着生活的艰辛和环境的恶劣，最重要的在于身后背负的那个巨大的罪孽的十字架。流放之人是有罪之人，是社会的毒瘤，理应加以剪除，只是出于人道才留给这些人一条性命，从这一点上讲，苏联跟中国在那个时代确是没有区别的，因此那个破旧病房里总是充满了火药的气息和思想矛盾的激烈冲突。然而，同被肿瘤从正常的生活世界拉到这个由吃药、打针、傻等、睡觉构成的单一世界中去的，并不只这干部和劳改犯两人。乌兹别克的牧民、家庭不幸的学生、争分夺秒的地质学家、等死并最终如愿以偿的工人，还有那个年纪轻轻就要割掉乳房的姑娘，这群困兽在死神的关注下镌固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希望、失望、绝望、重拾希望，想要抓住每一根可能救命的稻草，甚至连背负救命之责的医生也被拉进了癌的深渊。肿瘤就像头顶的巨石，只会砸中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但对于中奖者来说，那相当于百分之百。这对于读者来说不啻为一种悲剧性的阅读体验，尤其是深夜读来更有一种惊悚之感：合书每每必要浑身上下而摸索，确认周遭没有奇怪的突起方安。海德格尔说的人的向死性确实很在理，但是一旦真去观视，实在是让人如坐针毡——他大抵是想让所有人都像他一样烦、畏、恶心、无聊，我不得不说，他这种变态喜好确实产生了一点效果，如果你带着这种想法去读《癌病房》的话。
其实我读《癌病房》主要是想看看别人如何描写垂死的病人，怎样渗入那种恐慌的情绪，但是书第二部的发展却是令我大失所望的，因为一些给人感觉明天就会死的病人，竟然慢慢的好转了！到了书的后半部，病人非常清晰的分出了阶层，一边是可治愈的，一边是等死的。两个主人公显然属于可治愈的那伙，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建立起的同病相怜之情，又要被阶级划分打碎——卢萨诺夫坐小车离开，重新融入公文与同志构成的世界；科斯托格洛托夫却要靠自己的双脚走出去，挤在闷罐子里回到名叫乌什·铁列克的流放之地去。康复使他们重新反目，却又都暗自庆幸脱离了死亡的阴影，从彷徨的群氓中分隔开来。主人公的出院使小说戛然而止，但故事的结局却是开放式的：焦姆卡能否收到描绘动物园状况的明信片，他会和那个被割去乳房的阿霞结婚吗？叫胶体金的玩意能不能救大学生，它对恶性黑色素瘤有效吗？那个乐观得吓人的恰雷，真的能靠伏特加跟胃癌拼个你死我活吗？和肿瘤战斗了一辈子的董佐娃医生，又要怎样同自己身上的肿瘤作战呢？这些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两个人死了，代表天真的工人阶级的叶甫洛夫，有一把好力气却癌肿环颈，陷入宗教的慰藉中扬着托尔斯泰的小册子四处问别人为什么生活（为了爱！为了爱！），就连死去也只是在别人嘴里轻描淡写的一语带过；代表苟延残喘的知识分子阶级的猫头鹰舒路宾，为了活命而甘愿出卖良心充当沉默的大多数，只有在得知自己气数将尽时才慷慨陈词，他的死却未被点明，只是在胡话中淡出（我没有整个儿死灭，我没有整个儿死灭……）。天真愚壮的工人阶级和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阶级都死了，这个国家怎么办，这个民族怎么办——道德社会主义！这是索尔仁尼琴的立场。这个立场借舒路宾之口被言说出来，以一种将死者的预言出现在文本之中：
“……我们要向世界展示这样一个社会，那里的一切关系、基础和法律都将发源于道德，此外别无源泉！比方说：如何教育孩子，他们该接受何种训练，成年人的劳动应引向什么目标，如何安排他们的业余时间——一切考虑都必须以道德的要求为出发点。科学研究只能搞无损于道德——首先是无损于研究者本人的道德——的项目。在对外政策上也是如此！在有关任何边界的问题上，不应当考虑，这个步骤将使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增添财富，加强实力，或者提高威望；而只应当考虑，这个步骤在多大程度上合乎道德。” ——《癌病房》，1980.p606
这段文字姑可看做是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宣言。这种伦理至上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无异于柏拉图的哲学王，充其量可说是一种对于往日生活的迷恋，一种对旧时代保守自足的浪漫主义敞开。正是这种坚固到偏执的信念使得索尔仁尼琴不对任何势力妥协，除了普京——这种纯净的人格固然可贵，但具体观点的合理性且不敢恭维。无论如何，在那个时代环境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同寻常地闪耀着人性与良知的光辉。那些雕塑式的段落，例如537-542页少年亲吻将要被割去的乳房的片段，具有直触读者心底的穿透力和冲击力。整本《癌病房》并不具有剪裁得当的精致，而是散发着一种漫不经心的粗糙。正是这粗糙铸就了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内核，就如同初冬的暖阳一般凛冽而蕴忍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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