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的“山越问题”
释“山越” 山越至今仍被认为是一个民族。虽然有人说它不是民族，但缺乏证据，没有解决问题。
山越是江南和岭南山区各族人民的总称。当时长江中下游、珠江流域及东海、南海诸岛，是孙吴的控制区。在这个广大的区域中，生活着许多民族。汉末三国时期，见于史籍的南方孙吴统治区的民族，除汉族外，还有槃瓠蛮、俚族。主要住在山区，无论汉、蛮、俚，都被称为“山越”。
“越”本国名。《吴越春秋》说少康封其庶子于越。《左传》宣公八年注：“越国，今会稽山阴县也”。后来演化成为泛指江南、岭南之地。《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五年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淮南子.人间训》说秦始皇使尉屠雎用兵于越，“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这把江南、岭南都当作越地了。而越地居民也就统统被称之为越人。
《史记》中有南越、东越，《汉书》中作南粤、东粤，是“越”又作“粤”，百越也即百粤。越和粤本无区分，后世才将越和粤分开各有所指。
由此可见“越”是由国名而演为地名的。“越民”这个词实际包含了江南、岭南广大地区各族人民在内，因此不能把“越人”看作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单一的社会形态、社会组织。山越，胡三省说得对，不过是“越民依阻山险而居者”（《资治通鉴》卷六十二建安三年注）。山越这个名称之所以在汉末三国时期被突出起来，一是由于山间地理条件特殊，形成山区居民特有的风俗习惯；二是由于孙吴建国江东，山间居民未附，屡次兴兵进讨，常用“山越”之名。
既然山越是越地各族人民依山阻险而居者，岭南如桂林的山民亦称山越，所以，就不能说山越处于何种社会形态中。就 某一地区而论，象乌程人严白虎，既被称为“吴人”（见《吴志.孙策传》），又被称为山越，而且是“强宗骁帅”（同传注引《江表传》）、“强族”（《吕范传》）。所以说他是吴人，因为他本吴郡人；所以说他是山越，因为他依山阻险；所以说他是强宗骁帅，因为他有宗部或部曲。须知吴郡顾、陆、朱、张四姓，也是越人，强宗，拥有宗部或部曲，之所以不称山越，是因为他们不依山阻险。在民族、阶级、宗族组织上，严白虎与顾、陆、朱、张四姓，并无不同。
山越的社会形态既不可视为一概落后，经济情况也就不可视为一概原始。《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说到：豫章太守华歆，因为豫章“郡素少谷”，要刘偕到海昏县（属豫章郡管辖）的上缭，请求山越“诸宗帅共出三万斛米”，刘偕“得数千斛”而还。这表明海昏上缭山越地区农业生产的水平，并不次于早已立为郡治的豫章地区。
那么，山越是不是没有一点共同之处呢？也不是的。就山越屡世居住山区而言，他们同有山区的风俗习惯。象丹阳郡的山越，《吴志.诸葛恪传》说丹阳“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人民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俗好战习武，高尚气力”。好战习武，便是山谷深处居民的共同习俗。但这只是习俗而已，不能因为山越有这种共同的习俗，把山区居民的社会形态、社会组织、经济状况等等，也看成同一个东西。江东大族，无不“兰锜内设”，陈兵习武。吴郡朱氏有“朱武”之称，与山越习俗相通。不过他们是平地的越民，早已“入城邑，对长吏”，且曾做官长罢了。
尚较落后的只是居住江、湘与岭南地区山间、被称为山越的槃瓠蛮人、俚人。
山越分布既广、“贼帅”既多，孙权及其继承者之感头痛，可想而知。山越问题遂成为孙吴的一个严重问题。
孙吴对山越的政策 《吴志.孙权传》说：“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因此对魏“卑辞上书”，对蜀维持盟好，把力量用来对付所谓“内难”，即对付“扬、越蛮夷”。这里“越”与“扬”一样是地名。扬越蛮夷包括被称为山越的江南岭南山间各族居民。孙吴怎么对付山越呢？
首先要明白孙吴处理山越问题，根据施政总方针—对江东大族和文武官吏“施德缓刑”，原则是满足大族和官吏的经济与军事要求。具体政策是《陆逊传》所说：“强者为兵，羸者补户。”手段是“禽尽”。
在孙吴的世袭领兵制下，所谓“为兵”，是为大族、将领当家兵部曲。陆逊的部曲原来不多，他通过“讨治”会稽山越大帅潘临，以其人为兵，部曲达到“二千余人”；再通过讨伐费栈，“得精卒数万人”。这数万人不一定全为他个人所得。诸葛恪讨丹阳山越，得山越十万人，他“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诸葛恪传》）。在孙吴的复客制下，所谓“补户”是靠不住的，这种户可以用作复客赏赐给官吏。何况为兵是强者，补户是弱者。
为达到“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目的，孙吴采用了禽尽山越的军事政策。《诸葛恪传》说孙吴开始镇压山越，仅得外县“平民”，“其余深远，莫能禽尽”。为了“禽尽”山越，孙吴派诸葛恪大举进攻丹阳山区。诸葛恪把平民集中起来“屯居”，隔断他们与山中居民的联系，扫数刈除山越所种庄稼，迫使山民出山觅食，然后用军队把他们一个不剩地捉到，总计达十万人之多。孙权曾满口称赞他“献戎十万”。《贺齐传》说贺齐在建安等地镇压洪明、洪进等部山越人民，“凡讨治斩首六千级，名帅禽尽，复立县邑，料出兵万人”。名宗大族欲壑难填，禽尽政策由此产生。
在禽尽山越，补兵、补户的方针下，孙吴对山越展开了全面进攻。这种全面进攻，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孙吴为什么对曹魏采取“限江自保”政策。限江自保。正是为了进攻山越，把山越人民作为礼物，向大族将领“施德”。
当部曲，当复客，当僮仆，补县户，供成役，这就是孙吴统治者在“施德缓刑”方针下，为山越安排的出路。山越并不满意这种出路，从未停止过反抗。《朱桓传》说“丹阳、鄱阳山越蜂起，攻没城廓，杀略长吏，处处屯聚”。直到吴末，还有永安山越施但等“聚众数千人”起义，一直打到建业，众达万余人（《孙皓传》宝鼎元年）。已被江东统治阶级控制在手上的山区居民又怎样呢？《周鲂传》说到：“鄱阳之民，实多愚劲，帅之赴役，未即应人，倡之为变，闻声响汴。今虽降首，盘结未解，山栖草藏，乱心犹存。”
孙吴对山越的政策，无疑是很反动的。当时就有人反对。会稽太守淳于式曾经上表，说陆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连陆逊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淳于式“意欲养民”，称道淳于式是“佳吏”（《陆逊传》）。“枉取”是从大族的利益出发，“养民”是从山越的利益出发。而孙吴采取了前者。评价孙吴对山越的政策，应当否定。客观如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