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生成还是毁灭

（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

——恩戈菲尔德

我们如何理解屠杀的发生？

毫无疑问，屠杀事件是人类历史最为悲剧的时刻，不仅仅是因为生命以一种毫无尊严的方式消逝，还因为这种历史代表了人类最为深刻的罪恶，考验的是人之为人的那种全面伦理。每一位屠杀的阅读者都无法逃避那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反思式质问：为什么人类可以对生命如此漠视。这也是我们一遍遍重新回顾屠杀的历史，研究屠杀发生的肌理的重要原因。20世纪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造成死亡最多的世纪，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外，大量的屠杀事件都为这个百年蒙上了黑暗的色彩：亚美尼亚、犹太、巴尔干、远东、卢旺达......当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目睹在文明发展到最高峰时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的自毁，从而写下《西方的没落》时，他从未想过，更大的毁灭还未到来；当1914年茨威格在布鲁塞尔的小酒馆周围人的战争担忧调侃道“如果德军开到这里，你们可以把我吊死在路灯上”，他没有想到1942年面对那个“无可挽救的世界”时，他选择的悲情与壮烈。当鲜血与死亡呈现在眼前，茨威格和斯宾格勒追问的是：到底是理性还是激情，或是其它的因素，构成了这一切？

在对于屠杀的经典解释路径中，大屠杀都与现代性脱不了干系。这种极端暴力形式要么由民族主义导致的国家——族群这一现代矛盾决定，要么由现代工具理性导致的以工业效率、权威主导的官僚制度下个人自由意志的丧失决定（鲍曼——阿伦特范式），最后导向了对现代启蒙理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如同开头所引恩戈菲尔德的描述。这样的路径最大不足在于，只能解释某些非常成体系的现代屠杀形式，比如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工业化种族化处理，或者奥斯曼土耳其对于亚美尼亚人的国家——族群矛盾式处理。同一时期的大量屠杀其实很难满足这个框架。在《何故为敌：1941年一个巴尔干小镇的族群冲突、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中，伯格霍尔兹发现在经典的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冲突的解释框架下，有许多被忽略、对扁平化处理的异质化因素，这些因素是人类本身的某种原始冲动和欲望。我们跟随书本的论述思路，在这里最终发现了传统逻辑的倒转：不是族群意识和族群边界的绝对化带来了暴力，而是暴力诞生了他们。暴力从一种压制性的作用，变成了一种生成性的作用，不仅产生和界定了族群，还自己产生了反抗并克制暴力的力量。

库伦瓦库夫是克罗地亚东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包括穆斯林、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在这里长期共存。由于地域狭小，又远离由纳粹到来后新成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政府所在，这里长期有着村落自治和互通的传统。这里留存的大量档案让作者伯格霍尔兹有能力进入一个“微观暴力史”的范畴，与当时众多屠杀不同的是，新成立的克独国并没有足够的政府能力主导一场种族主义屠杀，其倡导的相对温和的种族政策并没有为库伦瓦库夫的屠杀提升更多动力。我们讶异的发现，以这里为代表的克独国边远地区爆发的屠杀，完全是地方性的，或者说是地方自发性的。在传统社会，村落共同体无疑有着空前的稳定性，在其中人与人密切的交流形成的熟人社会，很容易消弭掉宗教信仰甚至是族群血缘关系的差异。在这样的环境下向邻人挥刀相向并不容易，一定有特殊的机制在发生作用。在宏观领域，我们可以引入宗教与民族主义的范式，但在微观层面并不成立。伯格霍尔兹难能可贵的是走出了某种历史必然性的结构，将眼光放到了推动历史变化的偶然性因素上。1941年族群问题为表征的暴力问题迅速成为生死攸关的核心问题，其深刻的显著事实并不是由数十年的地方民族主义和对抗性的族群割裂造成，而是一系列事件以独特方式汇聚而成。伯格霍尔兹发现正是克独国地方的无政府倾向，让一小撮人迅速获得了权力。乌斯塔沙组织渗入地方制造的混乱让地方人物发现了机遇：可以用暴力制造族群的硬边界，获取更大的利益。在库伦瓦库夫的故事开端，暴力的源头是人的原始欲望：对经济利益的贪欲，对土地矛盾的愤恨。乌斯塔沙的暴力模式可以让人可以用非常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和债务—经济问题，掠夺成为了主流。克族与塞族的民族话语正是最重要的手段：如果对方信仰东正教，或在生活中有某些塞族元素，甚至是没有任何原因，都可以通过定义为塞族的方式对其进行合法暴力。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坚硬的族群边界逐渐形成了。

暴力与反暴力，屠杀与报复，我们所认知的宏大叙事——塞族与克族的矛盾，实际上就在这种由经济贪欲为代表的根基上逐步生长起来。由于屠杀的加剧，塞族也选择了反抗，这种暴力的互动最终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软边界向硬边界转化的过程，也就是从熟人共同体到族群共同体的过程。宏观叙事的形成，就建基于这种微观暴力的不断互动上，暴力是族群生成的因，而非族群生成的果。除此之外，暴力带来的另一个作用是促成反暴力机制的形成，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对鲜血和残骸无动于衷。在无数个乡村互助和自救的案例中，我们发现了暴力本身带来的克制机制和反暴力机制。在这里，“展现暴力”的权力本身从一种绝对压制甚至毁灭的力量走向了一种蕴含生成的力量。让我们联系福柯对于生命政治的经典叙述，福柯所提出的“生命权力”，正是为了标识出“至高权力”的没落，赤裸裸展示死亡并以此作为威胁来维系自身统治的政治模式已经终结。福柯的分析线索是：“至高权力对生命的影响，只有当主权者能够杀戮时，才能够施行。”正因此，主权者必须公共地展示死刑，以确认其所拥有的至高权力。对死亡的恐惧，是至高权力的力量之所在。在对现代生命政治的叙述中，福柯则导向了压抑向生成转化的过程：那些微观权力对我们的控制塑造了主体性的生成。实际上，在本书对于大屠杀暴力的叙述中，结合了福柯对生命政治的两种看法，即是前现代式的暴力公开展演显示一种民族话语的至高权力，又间接用暴力催生了反暴力的克制装置。既是一种对于人类文明、伦理彻底的毁灭，也会带来一些微弱的光。但我们仍要注意，不能夸大这种生成性能力，这种在悲剧中寻找乐观的方式只应成为我们理解暴力的一个微观视角，绝不可代替对暴力本身的批判。

身处暴力中的每个个体，都在现实和错觉之间产生了混淆，角色扮演与自我认同也产生了混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令人胆战心惊。大多数人的确变成了暴力话语下的产物，不再能够清楚地区分角色扮演还是真正的自我。在伯格霍尔兹笔下，这就是克族—塞族话语一切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