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斯多噶主义的哲人与罗马暴君的权臣。有道德的元首政治是否可能？对文学辞藻的高超掌握，可以让塞涅加弥合两条道路的分歧：《告慰书》既是对死亡的悦纳、又是对结束流放的请求；《变瓜记》既是对逝去元首的讽刺，又是对现任元首的盛赞。文学：巧言令色的道德修饰/理性沉思的载体？“他仍然可以为元首的统治做一些好事，虽然这个制度不断要求他做很多坏事。倘若他离开这个舞台，尼禄将成为更糟糕的元首。”正义者对制度的参与无疑帮助了昏庸的统治者。急流勇退是一种良知之举，还是单纯的自我保护？拒绝有权者的奖赏也是危险的，苏格拉底是否可以拒绝国王的礼物。对自杀的迷恋，选择死亡是终极的自由和权力。一个人是否应当在必然到来的死亡之前（痛苦地、勇敢地）自杀，像卡利斯提尼，小加图和苏格拉底曾经做的那样？逃避死亡是多么徒劳无功，我们为即将到来的洪水而烦恼，但喝了一杯不可饮用的水也同样致命。圣哲不应当恐惧伤害和死亡，但在专制政权的威胁下，这种超脱可以转化为被动的顺从。善与恶，生与死，专制与自由，顺从与反抗，自由与不自由，在世界的黄昏面前都并无差别，地球从四面八方向人发起袭击，所有王国最终都将被深渊吞没。崩溃的必然性帮助人减轻行动的负担，陷入道德的虚无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