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至八章

四：一，他研究古籍，并不是钻研载道之文，而是论证古制，“疏通其源 流，考正其谬。二，他研究经术思想，在于发现古今思想之异同离合，而否定了“心 传”的道统。他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 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亭林文集” 卷四“与人书”四）在这一点上，他颇暗示从孔子还诸春秋，以百家还诸战 国，以秦汉学者还诸秦汉的时代。 第三，他虽然主张“法古用夏”，但重在“引古筹今”，反对信古非今。

他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 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 天下者，匹失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他的“风俗”论详见于“日知录”卷十三，所指范围至广，可以说是社 会制度的代名词。如“秦纪会稽山刻石”条，是以婚姻制度言风俗；“周末 风俗”“两汉风俗”“宋世风俗”“清议”诸条的中心问题，是以“民意” 或舆论言风俗；以下各条或言道德、或言人才、或言家庭、或言吏风、或言 迷信、或言产业，都为风俗的内容。他所谓一切“自正风俗始”，即社会制 度的改革应从匹夫做起。他对朝代兴亡的关心是表面的。他以舆论为风俗的 关键，我们从这里研究他的社会图景，原来含有近代人憧憬着的“自由”的 内容。他说：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存清议于州里。⋯⋯乡举里选， 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 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小雅” 废而中国微，风俗衰而叛乱作矣。⋯⋯虽二帝之举错，亦未尝不询 于刍荛，然则崇月旦以佐秋官，进乡评以扶国是，⋯⋯王治之不可 阙也。⋯⋯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 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洪武十五年。是近代言论自由的“新民”思想，与黄宗羲的学校论相同。他的这种 “清议”论，是以家国天下人民生活为对象，和“清谈”完全不同。他认为 清谈，“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不过是演说老庄之“玄风”，魏 晋林下诸贤为之，足以亡国。（参看同上书卷十三“正始”条） 炎武甚赞东汉之风俗，说“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 所以斥周末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也”（同上“周末风俗”条），东汉 风俗有什么特色呢？他说是清议。

第二，炎武不但有梦想的社会图景，而且更有社会必变的自觉。上面我 们已经指出过他说的“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风俗既指社会图景（同上“廉 耻”条：“风俗者天下之大事”），那么，天下也就没有不可变的社会历史， 这是十七世纪的哲人对于封建社会灭亡的预感。他说： 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已居不得不变之势，而犹讳其变之实而姑 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同上卷六“军制论”） 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方今郡县 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 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武认为亲亲尊尊长长可以不变，而文物制度则必衰而亡，变而革，以 新代旧，在政治上谓之“保民而王”。这一点自有他的认识的局限性，但也 显示出“自人道始”的人文主义的因素。他说： ⋯⋯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 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 也。⋯⋯自古帝王相传之统至秦而大变。然而秦之所以亡，汉之所 以兴，则亦不待谶纬而识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 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此百世可知者也。 炎武认为亲亲尊尊长长可以不变，而文物制度则必衰而亡，变而革，以 新代旧，在政治上谓之“保民而王”。这一点自有他的认识的局限性，但也 显示出“自人道始”的人文主义的因素。他说： ⋯⋯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 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 也。⋯⋯自古帝王相传之统至秦而大变。然而秦之所以亡，汉之所 以兴，则亦不待谶纬而识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此百世 可知者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此百世可知者也。（“日知录” 卷七“子张问十世”条） 他反对了秦汉学者的旧史观，加五德三统的谶纬说，建立了“明古今之 变，而究其所以然”的推理史观。他的大前提便是“自人道始”的人民生活， 所谓“而其大者，则人民乐业而已”（“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三）。 这“人民乐业”的实指，从“天下郡国利病书”看来，是反映市民的要求。 第三，初期市民阶级的学者有一个基本特色，即把未来社会的人类生活 原则，假定做人类性的自然法则。王夫之虽然有“性日生”的存存不总的人 性论，但到了具体的问题，却把自私心强调出来。炎武在这一点上更为明白， 他认自私心为常情，本质上企图说明个人的解放，以反对中古灭欲说.五） 炎武在这些话里反对了农民战争，这确是当时市民反对派的局限。但他 的中心论点在另一方面，即以县为一单位，把县令看做家主，县的财产看为 一县的私有，县的人民看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从而发展一县的私产，即能使 人民自爱其私产而无以私产为虑。实在讲来，他的立论的出发点，第一，是 针对了封建的“经济外强制”，人民没有自爱其私的保障。这是资本主义社 会财产自由、财产神圣之所以为市民学者首倡的根由。明末官田庄田以及横 征暴效、折银搜括，使得“人民逃亡以有田为害”，成了一般的危机，炎武 此论正是以平民阶级反对派的资格提出的私产自由的进步理想，不过他以县 令之私说明罢了。第二，封建末期的危机，就在于一方面“自人道始”的人 权不能自为，而另一方面超经济的权力无限欲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绝对的 自私心概念所以提出的理由。关于后者，炎武与其他学者相同，盛倡廉洁政 治，经济思想上，炎武的家富即国富的思想是值得注意的。他以为只有废 除超经济的任意剥夺，而令人民各自为于经济的自私，就是“富国之策”。 他所谓开矿“唯主人有之”的私有比喻，即财产神圣的意味。他主张的县令 单位制和他拥护的宗法组织是相关联的。这颇像魁奈的“经济表”（重农学 派的经济理论）把资本的流通放在封建农村的框子里去发挥，其内容是市民 的要求。炎武则把地方自治的理想放在过时的宗法组织框子里去发挥。这在 内容与表面上的不一致，正是一般十七世纪思想象的特色，这说明了旧的东 西与新的东西依然在盘根错节的关系之中。近代启蒙运动主要在于提出了具 有新的内容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法常是不脱离已死的形式。 炎武的经济思想，和重农主义有相似点，即农业再生产的思想。惟法国 重农主义重视货币的流通，研究扩大的再生产，炎武则着眼于经济外强制的 流毒，研究单纯的农业再生产，这是货币资本发达有异的历史所使然。炎武 的时代，都市经济虽然发达，但既感货币的种种束缚之苦，又感其发达不足 之苦，“死的拖住活的”，同时赋税折银，作为货币的银币成了当时的一个 大问题。银币集中于都市是一个问题，而集中于都市的“不生产阶级”（classe stérile，重农学者的用语），又是一个问题。这样，清初学者都感到“皇皇 求银”，“银力已竭”的现象。货币经济发展的偏枯，反而造成农村经济的 恐慌.，炎武的经济思想的前提，是自由经济与私有恒产。他的经济政策 的要点，是农业再生产。而都市与货币所以成为他攻击的对象，是因为当是 经济发展之不足。他不像重农学派具有明显的市民意识，而是趋向于小生产 者的乌托邦——宗法组织的废墟上的农业经济平均所有的乐园。 炎武的政治思想富有市民的民主要求。他好像是一位公法学老的研究态 度，凡公法学上的问题，国家组织、行政系统、公权行使和民意机关，都有 一番“援古筹今”的计划。在这一点上，他比黄宗义更实际些。他读了“明 夷待访录”，给黄宗义一信，推崇备至，谓“百王之敝可以复振，而三代之 法可以徐图”，故他的政治思想原则很多与黄宗义暗合。他对于君主的解释 也相当于近代的虚君思想。他主张人民应有公权，所谓“保天下，匹夫之贱 有责 这和他的经济论是相适应的，原则上讲人人自私自为，方案却主张县令 （地方官吏）应自私一县；同样的，原则上讲“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 方案却主张守令亲民之官应有分权。这也毫不奇特，因为清初的思想家，都 在“援古”或“托古”的形式之下，表达他们的思想。例如，有些人在这时 主张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度，他们所以要恢复“封建”的原因，就是为了要削 弱天子的权限，认为天子的权柄不应该操之过大。换句话说，也就是在那里 反对君主专制。炎武不主张复“封建”，而主张在实行郡县制之中应含封建 之意。他说： 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 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 下治矣。（“亭林文集”卷一“郡县论”一） 他所以这样主张的理由，并不在于名词上的“封建”或“郡县”，而在 于他敢说“所谓天子”，更在于他的地方自治论。 炎武对于准官僚的生员制度是痛斥的，他把生员制度认为是繁殖官僚， 苦害人民的东西。他认为在教育方面废除这样的制度就会有光明的前景，“他 们完全真诚地相信世界。 自治道愈下，而国无强宗，无强宗，是以无立国，是以内溃外 畔，而卒至于亡。然则宗法之存非所以扶人纪而张国势者乎！⋯⋯ 汾阴之薛，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陈，而未尝一仕其朝，猗氏 之樊王，举义兵以抗高欢之众。⋯⋯自唐之亡，⋯⋯而裴枢辈六七 人犹为全忠所忌，必待杀之白马驿而后 篡，唐氏族之有关于人国 也如此。⋯⋯予尝历览山东河北，自兵兴以求，州县之能不至于残 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尽恃乎其长吏。⋯⋯周官太宰以九 两系邦国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 欲借士大夫之势以立其国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亭 林文集”卷五“裴村记”） 这是他的寓封建于郡县说。他主张地方官吏设立世宫，私其一县之土地 人民。他以为，这样农业生产因人民自爱自私，就可以发展，若遇外患，因 人民自私其家族土地，又可以合族抵抗外侮。炎武的自私说已见前述，这反 映了市民的要求。他的氏族论，除了民粹主义式的萝想外，还因为当时抗清 的力量散漫无组织，使他注意于汉族的旧宗法的血统力量，从而由种族推想 到古代的氏族宗法，以之做反清的号召，寓意亦至曲折。后来孙中山的国族 论，还保存着这一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炎武也仅于注意到由上而下的宗法组 织对外抗争的力量，而农村公社对于中国农民战争的意义，就不是他能知道 的了。无论如何，炎武在这一点是被历史的假象所迷惑了。

五:朱舜水。 中年简学，经义简奥难明，读之必生厌倦，不着读史之为愈也。“资治 通鉴”，文义肤浅，读之易晓，而于事情又近⋯⋯于事理吻合，世情通透， 必喜而好之。⋯⋯由此而“国语”“左傅”皆史也，则义理渐通矣。（同上） 他的“有益人神智”的读书法，含有近代个人自觉的启蒙要素。他以为史最 益人神智，主张求学于“近裹著己”才能“事理吻合”。他正在那里从性命 的天国唤醒人们各自招魂，降于“世情”、于社会国家。这与清初学者所主 张的“道在器中”、“理在欲中”诸义，实相一致，都是想从封建小天地的 约束中解放出来。

七： 李顒称墨杨之学“履仁蹈义”，是具有新颖的见解的，是前儒不取主张 的。他深恶八股词章，更直言其为束缚人心的枷锁，“洪水猛兽，其为害也， 止于其身，学术不明，其为害也，根于其心。⋯⋯心害则醉生梦死，不自知 觉，发政害事，为患无穷。”（“二曲全集”卷十二“匡时要务”）他主张 救此时弊，在于自由讲学。他说： 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 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此生人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 可一日息焉者也。（同上） 他以为思想的自由可以匡救八股时文的教条背诵。这和黄宗羲、顾炎武 的思想是相同的。他又以为立会讲学之风应该大大提倡，以建立士风士节， 而反对禁止讲学。他说： 宋之不竞，以禁讲之故，非讲之故也。（同上） 他的立会讲学的主张，虽含有以道德感化人心的思想，但是从清统治者 所公布的社学禁例看来，他是和统治者对立的。

八： 他的“潜书”精华也正在于他的平民干政的精神。唐甄和黄宗羲有相同 的地方，即攻击封建制度是特别露骨的。他一则说“君臣，险交也”（同上 “利才”），再则说“天下之达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 朋友之交也，⋯⋯自古有五伦，我独阙其一焉，⋯⋯君臣之伦不达于我也，⋯⋯ 不敢言君臣之义也”（同上“守贱”）。这显然对于封建的伦理已经起了极 大的怀疑。在那时神权的思想仍然束缚着人心，但他却说“天子之尊，非天 帝大神也，皆人也”（同上“抑尊”）。这种思想符合于资本主义初期的思 维方法（参看本书一六○页）。他并且在形式的道理上看出了封建专制主义 的时代是必然要变化的： 天地其一形而长久乎？无成乃无毁，有成必有毁。天地之既成 也，吾知其必有毁也。知其必有毁也，亦知其必复有成也。⋯⋯其 君长上下必复如是。⋯⋯世之逝也，自皇以至于帝王，自帝王以至 于今兹，如披籍然。（同上“博观”） 治启于黄帝，二千余岁至于秦而大乱；乱启于秦，至于今亦几 去黄帝之年矣，或将复乎！（同上“尚治”） 唐甄基于一种历史循环论，推测世变已经到将治的时候了。他在这样进 化论的观点之下，否定了君主专制。他的理论没有说明行将到来的治世是什 么社会，但这种治世，他却认为和君主制度是不相容的。他说： 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 至于如此其极哉！（同上“全学”）他把帝王与盗贼并提，在当时 无疑是大胆已极的政论。他对天子保留了请愿方式，而对于继承君位的“太子”，则规定得一点 自由也没有。他在“太子”篇中，数了若干严加教育的方法，而归结于“教 太子有过必挞”，把一个太子连接着这样也挞，那样也挞，挞成一个听命于 民心的好人。 唐甄虽然痛骂君主制度，但没有明白主张君主制度之应革除，似又有虚 君立宪的萌芽思想。故他对于宰相六卿之职，反认为是比君主更重要的。他 说： 古之为国者，得一贤相，必隆师保之礼，重宰衡之权，⋯⋯盖 大权不在，不可以有为也。国有贤相，法度不患不修，赏罚不患不 中，用舍不患不明，⋯⋯田赋不患不治⋯⋯。（同上“任相”） 一曰专：⋯⋯六卿⋯⋯各专其职，⋯⋯守官既专，其虑益熟， 其学益精，其事易成。二曰虚：⋯⋯毋作聪明以自用，毋作好恶以 遵法，姆拒忠言以闻过。⋯⋯三曰亲：⋯⋯四曰敬：⋯⋯六卿待以 师宾之礼，不敢烦责。，痛斥超经济的“虐取”，而主张自由放任，所谓“因其 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在别的篇中，他更提出与“地尽其利，物尽其用， 人尽其材，货畅其流”类似的议论。他认为“国民之富”是立国的根本，没 有“富民”（即市民阶级）的经济自由，一切经济制度的理想都是空话。故 他又说： 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夫富在编民，不在府库。（同 上“存言”） 古之贤君，举贤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养民以论功，足食以养 民。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后世则不然，举良 吏而拔之高位，既显荣而去矣。观其境内，冻饿僵死犹昔也，豕食 丐衣犹昔也，田野荒莽犹昔也，庐舍倾圮犹昔也。⋯⋯为其廉乎， 廉而不能养民，其去贪吏几何？为其才乎，才而不能养民，其去酷 吏几何？⋯⋯未可以咎为吏者也，⋯⋯上不以“富民”为功，而欲 吏以“富民”为务，岂可得乎？⋯⋯为治者不以“富民”为功，而 欲幸致太平，是适燕而马首南指者也。（同上“考功”） “富民”思想和黄宗羲的市民思想相似。因为唐甄虽然有重农的思想， 但有时也农贾并提。在货币方面，唐甄对于银的死藏、集中加以攻击，与黄 宗羲之说也极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