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种自救

在用我不到B1水平的法语，一边查单词一边参考中文译本读了一点《情人》的原文后，某一天我拿起了这本杜拉斯的传记。在法国郊区的，离杜拉斯后期的住所诺弗勒堡并不算太远，但更远郊的房子里，傍着冬天的枫丹白露森林，这种宁静，尤其是夜晚的宁静，让我重新有了看大部头的愿望。

应该说，杜拉斯并不算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家，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我读过《情人》、《街心花园》等好几本她的小说，有的显得很晦涩，但最终留下来的是她的语言风格。她的语言是赋予我写作欲望的那种语言，当我走在新加坡阳光炽烈的、热带的街道上，并带着那样一种年轻时一直充满我内心的绝望和疯狂情绪时，我总是想到她的语言。非常节制，简单而重复，试图在词语和文字本身上榨取它仅有的意义。我总是想到，她用这样的语言构筑的世界，情节是完全不重要的，即便一个简单的手势，也可以写成一整本书，我们走遍沙漠就为了汲取那一滴水。重新用法语阅读杜拉斯的时候，虽然我还经常迷失在外语的迷宫里（太多代词以及从句），但依然能感到她那种文字的力量，而我读过的十几页，也在这种反复比照查阅中更深的进入我的记忆，以至于我在传记里看到引用的相关语句时几乎能背出来。

这本传记很厚，充斥着各种细节，并涉及她写过的每一本书，以及各种写在页边，写在某个练习本或者随意撕下的纸上的片言只语。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也许有让人厌倦的自恋，有强烈的占有欲，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而更少在意他人的痛苦，但她作为写作者永远是勤奋的。写作是她活着的意义，写作是不断把她从恐慌和痛苦中拯救出来的一根拐杖，写作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紧紧抓住才能活下去的稳定生命的内核。她为了活下去而不停的写，而如果她停止写作，她的生命也就终止了。写作是一种自救，除此以外的意义，都是附加上去的。她把从内心泉涌出来的所有素材都用在书里、电影剧本、话剧剧本里，她从不浪费，她不断捡起旧的线头，和新的丝线再次编织在一起，她的手上永远习惯性的做着这种编织动作，她只要找到一根线，就会把它巧妙的织入自己手中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神秘而繁复的锦缎中去。这种回旋往复，又再次向前，又在新的曲调里融入旧音符的方式，其创造的过程本身就让人惊叹，而她真实的童年、少女时代，真实的在越南的热带风情，都逐渐消失在其中。法国塞纳河边也可以是印度或越南，破败的法国城堡也可以是恒河边的花园，地点和人物的边界消失了，记忆和现实，过去和现在之间的界限也消失了，作为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杜拉斯的分别也消失了。她什么都不介意，在酗酒造就的梦幻和幻觉中，世界颠倒而更为真实，只要继续写，继续活着，继续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其他都不重要。

她一直渴慕一种集体的激情，也可能是她只能在这种集体的存在中感到短暂的平衡，让自己的恐惧喘口气。她花费在政治活动上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多于写作，有时她并没能像一个政治家那样理性的看清局势，她需要的是那种氛围，而不是精确的政治真相。拍电影也是，与其说她喜欢电影，不如说她更想要的是这个小团体生活在自己周围，那种以她为中心的，热闹的集体工作的感觉。

这种始终活在恐惧中的感觉，以及她在酗酒中所追寻的状态，我想我也认得。年轻时也有很多年，我一直在这种恐慌中活着，抓住所有能让我的恐慌暂时停歇的浮木。但杜拉斯终生都在快要没顶的水流中漂浮、挣扎，用文字为自己搭设绳索，只为了浮上来吸一口气。这种巨大的痛苦，持续的倾斜，换来的是她留给世人的文字。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她也一直在说，在每一个清醒的片刻说，说出更多的文字。

上周黄荭老师来巴黎，我去Espace des femmes找她，她说杜拉斯在巴黎的住所就在旁边，傍晚的时候她带我去看。圣伯努瓦街5号，一栋和巴黎其他公寓楼相差无几的白色建筑，只在大门左上方有一个牌子，写着杜拉斯的名字和在这座房子里生活过的时间。她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年轻的充满激情的岁月，无数次从这个门口走出，走在附近的街道上，又无数次在这个门里和许多年轻人畅谈，喝酒，大声欢笑，给大家做越南菜，用自己的魅力征服所有的客人……传记里有几张杜拉斯的照片，我惊讶于她少女时代那惊人的美，当她到巴黎时，她的面孔也始终充满独特的魅力，但那种美很快就消逝了，剩下的是布满皱纹的老太太的脸，一张备受摧残的面孔，她在《情人》里反复描述的面孔。如果在这扇门前逗留一会儿，还能听见她清澈的声音响起来吗？看见那个在自己打造的传奇中闪耀的小小的身影走出来，在雨后金黄的灯光倒影里，轻盈的走过去，去找一家酒馆，或去会见一位情人吗？她去世后，杨的生活就像一个影子，不再被记述，她的儿子还活着，但他们都像她手上的宝石戒指一样，主人离开了，宝石也就失去了光彩。在她的探照灯光圈下的人们，如今只能在黑暗中行走了。C’est t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