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陈言：桥川时雄——从民国北京学出发的中国学家
作者简介：陈玲玲，女，江苏宿迁人，笔名陈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后。曾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23年9月入职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领域是近代中日文学关系、沦陷区文学、周作人研究，兼及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著有《忽值山河改 : 战时下的文化触变与异质文化中间人的见证叙事》《万壑有声 : 中日书间道》《灵台无计逃神矢 : 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合著）、《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之争》（合著）等。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23年11月
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民国时期的学术界》（桥川时雄著、高田时雄编、樊昕译）封面上，一男子头戴礼帽，身着长衫，立在墨汁挥洒的大地上，看不出是要往前走，还是往后退；他的身前或者说身后也都是泼墨，这个行走坐卧和思想都很中国化的男人，是一个叫桥川时雄的日本人，他生命的三分之一长度在北京度过，他生命的几乎整个长度都在书写中国，他生前重要的事迹是主持编纂目录学著作《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离世四十年后，他的著作终于有了中译本，着实令人欣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想要回到百年前的北京学问场，桥川时雄属于最有资格的向导者之一。
一、 “野路子”出身的中国学家
日本史学家江上波夫（1906—2002）在他主编的两大册《东洋学的系谱》中给桥川时雄留了很小的位置，所述者并没有囊括出桥川时雄的复数意义。此外日本中国学界鲜有对桥川注目者。或许是因为，他的中国素养是在他所出生的日本福井县足羽郡酒生村习得，最高学历是福井师范学校。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中国学研究人才辈出并且学院化体制不断形成的近代，学历低、偏居一隅的桥川很难进入史学家的视野。然而与大多数日本的中国学家不同的是，桥川时雄自24岁起，便来到中国，在北京迎来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见证了中国的军阀混战和首都南迁，心惊胆战地躲避日军的枪炮，随着日军战败而在1946年被遣返日本。桥川由起初的一名北大旁听生，成为《顺天时报》等报纸记者，1923年六七月间到翌年9月担任《顺天时报》编辑。长时期，桥川努力发挥《顺天报纸》相通互助的作用，让政、学、艺各界人物登场，就相同主题展开讨论，以弥合中国各界之裂隙，在报界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为声名日堕的《顺天时报》最大可能地保住了颜面。与此同时，他也借助这些言论阵地，以及后来自己创办的中日双语杂志《文字同盟》，还有投入二十年心血经营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成长为一名出色的中国学家。也就是说，这个野路子出身的中国学家，从远观者到深度介入者，在中国这个现场摸爬滚打近三十年，凭借诗文学问与北京学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既深得中国知识人的信赖，也是在京日本留学生的管理者，来华日本知识人的接待者——在民国北京这个文化场域，能够形成以一个人为枢轴的中日两方辐辏的文化样态，这个人只能是桥川时雄。
二、从北京学出发的中国学
《民国时期的学术界》收录的17篇文章均撰写并发表在民国时期，内容看似驳杂，但都与桥川时雄的兴趣和职务行为有关。该书内容可分为如下几类：
其一，逾半篇什跟北京学有关，它们是《北京的著作界》《北京的出版界》《北京著述界的近况》《北平书讯》《中国学界的趋势与北平文化的崩坏》《北京史迹杂话》《北京文学界的现状》《北京的学艺界》。前四篇全部刊载于桥川时雄作为顾问的大连“满铁图书馆”的《书香》，且均创作于1925年。桥川初渡中国的1918年，即在大连登陆并在那里滞留二十多天，后来寓居北京期间，始终与“满铁”保持联系。1936年身在北京的桥川目睹了民国政府南迁后北平古物文献流散、大学经费不足、教育凋敝、思想对立等状况，他将此种情形写入《中国学界的趋势与北平文化的崩坏》一文，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古物文献南迁的理解——“笔者听到北平图书馆响彻日夜的打造木箱之声……这绝不是棺材钉钉的死之音，而当是南迁文物所发出的孕育之新声”。桥川还对以中华民族危机为契机、由顾颉刚创办的《禹贡》杂志表现出高度瞩目，他强调说：“笔者反复多次宣明，中国学人将来的研究也要与时事相关联，从民族自主和国土所存的立场上，刺激救国和考学二者持续共同发展。”这里透露着一种焦灼感和对中国深切理解的连带感。
《北京史迹杂话》是整本书文学意涵和历史意味最高的一篇。他在本篇里表明自己为北京写史的目的，是作为半生光阴都在北京度过的流落书生，深感北京“自然的景色虽好，人的景色却很糟糕。几度被打道回府的归乡之情驱使，却又一再打消念头。没有写完纪念住在北京的著作就不回去的决心，正是这决心让我到现在还留在北京”，去撰写一部属于自己的北京史。那么，他要写一部怎样的北京史呢？那一定要堪比《洛阳伽蓝记》。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与郦道元的《水经注》并称北朝文学的双璧，据杨衒之自言，他曾见帝都洛邑极盛时，时隔二纪重览洛阳，见其“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甚至连钟声都罕闻。追思往昔，难免黍离麦秀之悲，故撰斯记，传诸后世。而桥川写下这些文字的时间节点，是在日本对北京的占领日益稳固的1940年，陷入麦秀黍离之悲的，分明是中国人。所谓“麦秀”“黍离”分别典出《史记·宋微子世家》和《诗·王风·黍离》，以此感叹亡国之慨，他这样说，明显有内化为中国人之意。密切往来于中国学人间，让他萌生出北京史研究的兴趣；他关注的满人群体又有擅写掌故的传统；而这些同样寄寓了麦秀黍离之悲的掌故，其中所撷取的资料乃一代故实或史迹；这些都酿成了他研究北京史的契机。再者，“民国学术”风潮盛行，亦让他深受濡染。
至于何谓民国学术，桥川在文中并未点明，但他在提及民国学术的史学观和史学眼光时，以内藤湖南三四十年前的游记（应是东京博文馆1900年出版的《燕山楚水》，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译本）为例，显然表明内藤史学与民国学术具有相通性。桥川与内藤一样，比起山水，更重人文古迹，强调旅人要具备史学眼光与美术嗜好。内藤的中国的名胜地志与纪行文字，多为踏查古来中国文人咏怀所在的历史古迹，也有涉中国时局及身处时局中的中国人，故对中国未来走向时有洞见之论。内藤的中国游记，成为同时代日本人的旅行指南，百年后回看，则是一篇篇中国文化史论。桥川的北京史论，可以看作是对内藤的继承，但与后者始终把日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不同的。
《北京文学界的现状》《北京的学艺界》这两篇也有必要介绍一下。前者是桥川为沦陷北京绘制的文学地图，分为三大板块：以周作人为核心的小品文、以管翼贤的《实报》为核心的作家群和以张深切主编的《中国文艺》为阵地的作家群，大体得当。他也注意到中国文化人南迁之后无名作家辈出的情形，以及不同沦陷区文学相互隔绝的态势。《北京的学艺界》一文的写作缘起比较独特，它是为安藤更生主编的《北京案内记》所作。安藤更生立志要出版一部“立体的地理志”：既要有有形的建筑、市场、娱乐场所，也要有无形的北京人的惯习、性格、文化学术。桥川此篇，讲的就是北京的学术文化，学术方面涉及史学家、文学研究者、哲学家、法律学家、建筑家、佛学家、金石考古学家、文字学家；文化方面涉及诗人词人、书画家、新文学家。桥川对他们的生平、著述和风格都谙熟于心，有信手拈来之感。
三、为中国文人立传
桥川时雄为中国文化人立传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中华法令编译馆，1940年）一书，收录民国以来仍健在的文化教育学问艺术技能界有名于时者，逾四千五百人。为该书翻刻版（株式会社名著普及会，1982年）写序的平冈武夫说它是“受1937年七七事变的刺激之作”。桥川则在该书的“例言”中指出，之所以要编纂人物辞典，是所涉对象无不忧苦深重，“不可以让他们不安，不可以让他们四处漂泊，不可以使他们赍志以殁”，通过编纂人物辞典，一方面从实证中获得新知，而最终的目的，是带着对中国学人所处环境的深切忧虑，通过将其写入学术史，来达成对所涉人物的尊重。可以说，直至今天，为民国文化人立传/编纂辞典者，在人物的丰富性上，尚没有超越桥川所编纂的这部。
而收入《民国时期的学术界》中的几篇，包括《天津、济南及长江地方学事视察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中国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以下简称《必读书》）、《江叔海学行记》在体例上或者所涉人物上，都与作者长久以来为中国文人立传的意图有关。《报告书》是桥川为了搜罗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作者，访问华北及江南一带，记录国学者们的生平轨迹、藏书著述的文字。《必读书》重点不在介绍必读书的书目，而是想告诉读者是谁开的必读书。因为开必读书的是北大教授吴虞，为桥川所主持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的重要作者。而《江叔海学行记》则是桥川为学者江叔海（江瀚）所立的传，详述其学问与行状。《章太炎先生谒见纪语》同样属于桥川访问江南国学家的纪行文，与其他篇的体例有所不同，这篇为对话体。面对久仰的泰斗，涉及具体的学问事情，桥川并不胆怯，不断加以辩难。章太炎对近代以来的日本汉学界表现出明显的轻视，桥川则指出，日本汉学家如山井鼎之所撰已入《四库》著录，所用版本比中国学者阮元的版本更纯正可靠。而对书籍的考订，日本汉学家从山井鼎、狩谷望之等，以至于岛田翰，不仅精于考订，且识见高迈。当章太炎质疑服部宇之吉和白鸟库吉的学问时，桥川则以在场者的身份，阐明服部的博学卓识。整场谈话，首先申明自己“无常师，亦非大学毕业者”的桥川，并非为日本人辩，而是处处实证，为具体的学问问题而辩。
在北京生活近三十年，中国之于桥川时雄，是他乡还是故乡，恐怕他自己也分不清了。说他的中国学是野路子，主要依据的是近代以来的学院化体制评判标准，然而研究中国，长久地浸淫在中国这个场域，这反而是最正宗的学问路径。无论是北京学，还是中国学，桥川的写作都与既往的日本汉学/中国学不一样，他往往以在场的身份体察中国内部社会的结构问题、民族矛盾，结识不同领域的中国文化人，统合不同地域的国学者去续写中国传统；他对人情民俗的介绍，也是化为自身生活的一部分，比如他阅读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注意到御花园里栽种有太平花，对其历史进行一番考证，并且在友人的帮助下将极小的一棵花种移植到北京家中。遣返回东京后，铃木虎雄将太平花作为礼物送给桥川，晚年的桥川一直把它作为北京风物的象征，陪伴自己到离世。
桥川发誓要写一部《洛阳伽蓝记》，虽然我们很难将这本书与《洛阳伽蓝记》相提并论，但无论如何，他对北京、对中国的挚爱已经传递给中国读者。如果顺着这个脉络进入桥川的视野，就可以看到他所呈现的有关中国近代人材之消长、风气之变迁、学术之源流和政教之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