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下他人，忘了痛苦

1924年，德国摄影师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出版了摄影集《反战之战》，共有180多幅照片，主要取自德国军事和医疗档案馆，记录了四年大战的毁灭、屠杀和堕落：破坏严重的教堂、大肆洗劫的城堡、被夷平的村庄、被摧毁的森林、被鱼雷击沉的客轮、被震碎的车辆、被绞死的拒服兵役者、半裸的军妓、遭毒气袭击的士兵、骨瘦如柴的孩童，还有田野里、道路旁、前线战壕里一堆堆属于不同军队的士兵腐尸……它以令人不悦地形式向人呈现战争与罪恶，并让人记住。1930年，这本摄影集在德国已经卖了十版，并译成多国语言；八年后，英国小说家伍尔夫以女性的视角发表《三几尼》，其时已是二十年来对战争的不间断谴责的尾声，伍尔夫依旧果敢地探索了战争的根源，大量援引战争图片，指出照片证明战争，战争带来毁灭，但人们将终于败给自身可怜的想象力和同情心，提供了发人反省的论断；同年，法国导演阿贝尔•冈斯的电影《我控诉》以特写镜头拍摄了面目难辨得可怕的士兵，以极为直接、真实且恐怖的影像效果写照战争及战争带来的灾难。然，转年，1939年，二战便打响了。

六十多年前，技术尚不发达，图像远未普及，人们一度认为，把战争与毁灭呈现出来，把痛苦的现实带近观者，一定会带给观者更多的感受，引起更多的同情心。结果可能不算事与愿违，但人们美好的愿望却终于无奈地化作泡影。今天，影像超饱和的状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环境，无处不充斥着图像，图片与媒体相结合，仿若诉说着“真相”，毕竟照片是如此逼真、客观、不容置疑，对于世界上发生并正在发生的一切，照片给予了忠实的转录和中立的解释，并在短时间内最大化地被复制和扩散，让尽可能多的人同时观看。在资讯超负荷的年代，照片提供了一个快捷理解某东西的途径和用来记忆这东西的压缩形式。人们依旧相信把苦难放大，把苦难全球化，也许能刺激人们感到必要多“关心”，但事实是，无边无际的苦难也让人们觉得苦难和不幸无所不在，太难以消除，太庞大，根本无法以任何地方性的政治干预来改变，同情心不知所措，甚至变得空泛，理解和反思在铺天盖地的影像中无所依归。

人们越来越习惯自己看到的东西，而媒体则源源不断地用暴力、色情、血腥等折磨与受虐的照片震撼、刺激观者的心灵，人们的生活不再取决于周遭发生了什么，而是媒体发生了什么，照片呈现了什么，一切不再稳定，同情还未转化为行动便已枯萎，进入下一轮的重复。面对大量的图片，我们不经反省便接受下来，并随即弃置一旁。昔日惊心动魄的暴力图片，今天看来不过小菜一碟，源源不断地刺激，反而效果不断递减，我们变得麻木不仁。通过照片了解的一个事件，肯定比没有照片了解的更真实，但“经过不断曝光之后，真实度开始减弱，照片创造了多少同情，也就使多少同情萎缩”。如若是要通过照片震撼心灵，那么震撼是否有期限？五年后还会继续感到困扰吗？事实证明，震撼会变成熟视无睹，逐渐消失，甚至也可以不看，视而不见。照片原本为呈现真实，终于因为无节制的机械复制和网络漫游的横冲直撞扼杀了真实，在扼杀的同时，虚构了“真实”，一切看上去像是真的。我们原本透过照片来记忆，可今天却只记得照片，抹掉或忘掉了其他形式的理解，以及其他形式的记忆。在消费至上的年代，照片在满足人“偷窥”欲望的同时，其引发人反思的功能已被剥夺得所剩无几。

战争照片曾经为了震撼观者，提醒某种痛苦的存在。然影像的震撼和影像的俗套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六十五年前，所有的照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新颖的，而今天则是无所不在、唾手可得的。成为灾难的旁观者，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经验，这种经验持续地被各种各样的媒体提供。随着每个不幸的画面映入眼帘，观众对冲突和暴力的反应是同情，或愤慨，或哗然，或认可，独缺乏感同身受，且都转瞬即逝。问题在于，文字或者图像是我们观看世界的玻璃，我们原本是要透过玻璃看到后面的事物，然而如今玻璃却越来越模糊或花样迭出，我们开始观看玻璃，反而忘了原本要看的。于是，桑塔格提出：“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战争和丑恶政治之苦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而对这个任务来说，那些痛苦、令人震惊的影像，只是一点最初的火花而已。”

本书无意抨击技术的进步、无意否定照片的真实，只是提示公众，照片原本让我们记下、同情、感受并避免他人的痛苦，而今天大众文化——电影、电视、漫画、网游——对暴力和施虐的接受，以达到可悲的程度。我们记下了“他人”，却忘记了“痛苦”；看到清晰得极尽残忍的影像，却无视影像背后现实与严肃，以及其背负的累累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