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所据版本有问题，应谨慎使用

在翻看一种书之前，最好先了解这部书的版本情况，选用最好的版本来看。

什么是最好的版本，从专门研究版本的专家来看，当然宋元刻本是最好的版本。但是我们从研究的角度，并不一定追求宋元本，宋元本也不是尽善尽美的，而且如果是没有刊布的宋元本，一般都是善本，密藏在图书馆，不是轻易就可以看到的。

从一般的翻阅的角度来说，首先用标点本古籍。因为一部严肃的标点本古籍，往往都对校过现存的宋元本和其他主要的版本，并有很好的校记告诉你各本的不同写法，所以一册在手，等于看了好几个本子。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以国家力量来整理的古籍，参校了很多本子。但是，许多标点本是以个人的力量来工作的，有经费、时间、阅览制度的限制，还有不少本子没有看过。近年来不断影印出新的本子，还有一些海外藏本也可以看到，所以标点本做成以后出来的版本也还是要注意的，有些文字是好于标点本的。

但是我们研究者所要使用的古籍，有许多还没有标点本，那么就需要了解这本书的版本情况，知道现存最早的版本在哪儿，是否已影印出版。一部书可能有不同的版本系统，不同系统的版刻不断翻刻，文字逐渐不同，甚至卷数也不相同，有的书有增订补充，这些补订有的和原书合刻，有的单刻。许多不同的版本情况，最好要有清楚的了解，这样才不至于漏掉史料。

举一个例子，研究唐史的人经常使用的两部大书，《全唐文》和《全唐诗》，在使用前应当了解其成书经过和所收文字的版本优劣。关于《全唐文》，参看陈尚君《述〈全唐文〉成书经过》（收入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1-78页。）；关于《全唐诗》，参看周勋初《叙〈全唐诗〉成书经过》（收入周勋初《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又收入《周勋初文集》第3卷，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185-207页。）。一般来讲，《全唐文》或《全唐诗》所收的文章，若有《文苑英华》或其他总集、别集的好版本存在，都要用后者，当然最好是比较后选用。我曾看到一篇博士论文引《全唐文》卷二二八《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乾封岁，征为同文少卿”，《英华》卷八八八、《张说之集》卷八一同一篇文献作“司文少卿”，后者符合唐制，文字正确。“同文”是清朝人常见的词汇，所以清人编《全唐文》时，抄手不知“司文”何意，就改作“同文”了。其实《全唐文》中许多标题是清人拟的，不是唐朝的原文，因为原标题已佚，这样的标题在使用的时候就不能当作唐朝的文献来读。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徐松的《西域水道记》。这部书最早是道光十九年（1829）由邓廷桢在两广总督任上刻印出版，后来有多种影印或翻刻本。又有人将此书与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合刻为《大兴徐氏三种》，流传更广，刻本更多，有北平琉璃厂宝森堂本、北平隆福寺文奎堂本、光绪十九年（1893）上海宝善书局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金匮浦氏静寄东轩“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本、上海鸿文书局本，后三种均为石印袖珍本。又，光绪十七年（1891）上海著易堂排印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也收入此书（第四帙，不分卷），但多有删节。现在比较容易看到的丛书，如“丛书集成初编”“中国边疆丛书”“丛书集成新编”“二十五史三编”“二十四史订补”等，又从上面的本子翻印。这是《西域水道记》原本的刊刻情况，一百多年就有这么多本子了。

但徐松在此书刻印后，自己又在不断地用笺条的形式增补。徐松去世后，这部夹有笺条的本子（缺卷三）为钱振常所得，钱氏撮钞其笺改内容为《西域水道记校补》一卷，先后刻入光绪二十八年（1902）姚觐元编《咫进斋丛书》四集、宣统元年（1909）沈宗畸编《晨风阁丛书》、民国九年（1920）缪荃孙编《烟画东堂小品·星伯先生小集》，现在又有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五册据《星伯先生小集》所做的标点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223册影印的《晨风阁丛书》本，但这些只有笺条本，而没有和《西域水道记》原本合刻在一起（以上版本的详细情况，参看朱玉麒《〈西域水道记〉：稿本、刻本、校补本》，荣新江、李孝聪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383-404页）。所以，以前我的老师张广达先生不断提示我，若要用《西域水道记》，千万不要忘了看《星伯先生小集》中的增补。这部钱振常所得带笺条的原书，后来由钱振常的儿子钱恂赠送给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2000年由复旦大学周振鹤先生发现并刊布了录文（周振鹤《早稻田大学所藏〈西域水道记〉修订本》，《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86-95页）。

现在，朱玉麒把这些本子合校后，并且把徐松的笺条补到原本的正文中，标点整理为《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年）。一般来讲，我们利用《西域水道记》，只看朱玉麒的标点本就行了。但故事并没有结束，就在这本书出版的2005年7月，我有机会走访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在东方文献中心看到三种《西域水道记》的刻本，都是有道光三年龙万育序的刻本，其中的两种竟然都有多少不等的笺条和眉批。回到北京以后，我把俄藏本上的笺条和眉批与徐松的笺条对照，凡俄藏本和徐松原稿相同的内容，两者基本上可以说完全一致，重要的是，俄藏本中有十四条文字是徐松原稿所佚失的内容，但从文脉和语气上可以肯定是徐松本人补注定本的文字，说明钱振常在得到徐松原笺条本时，一些笺条已经散落。我把录出的这些多出来的笺条文字，发表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所见＜西域水道记＞校补本》一文中（《文史》2005年第4辑，245-256页）。如果你使用《西域水道记》的标点本，还不能忘记翻阅一下《文史》这一辑，说不定你要用的标点本上一段文字，徐松原来是有修改的。

版本本身是一门学问，我们不是要研究版本本身，而是要使用古籍做历史学研究，所以我们对于版本学的基本知识要有所了解，通过杨绳信编《中国版刻综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文物出版社，1997年）之类的书，来学习基本的版本学知识。但我们不是做版本鉴定，而是在使用中知道有哪些版本，哪些版本比较好，哪些版本的书不是全本，需要看其他版本。当然，如果在对证版本中能够解决版本研究中的一些问题，那就是额外的收获了。

来源：荣新江《学术训练与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版，第125-129页。

而作为该书底版之经济杂志社版，早已被日本学界弃之不用。没有任何一点版本学的知识，能做得好书吗？既然前言中所言不必考据版本，那出版有何意义呢？要知道本书内容在网络上早已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