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学史研究的新视角：评《发掘民族：民国时期的现代地质学与民族主义》

中国地质学发轫于民国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充分合作，这项事业和这段历史都有很多值得发掘的故事。美国的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沈德容（Grace Yen Shen）博士在2014年出版的英文著作Unearthing the Nation: Modern Geology and 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发掘民族：民国时期的现代地质学与民族主义》，以下简称《发掘民族》）是首部分析中国地质学与民族/国族身份构建之间关系的研究作品。

《发掘民族》共有七个章节，序言部分首先以中国地质学会的会徽引出讨论：学会新出版的中文期刊《地质论评》详细解释了会徽的含义和民族主义属性，而学会的常规英文期刊《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却只字未提，只是强调了会徽的地质学象征意义。沈德容从历史学的视角指出，这种回避表明了中国地质学内部更广泛的代表性和交流问题，并对中国早期参与国际科学界是否公开透明提出了质疑。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疑问：科学是如何成为关键因素的？为什么一些中国学者选择了地质学？当个人目标、科学目标或国家目标发生冲突时，会发生什么？谁有权阐释中国的土地？非科学的关注如何影响地质学项目？

沈德容强调，本书研究了民族话语中模糊的科学观念如何转化为具有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地质学文化。这部著作的核心关注点不是科学如何传播，而是科学如何在新的媒介中折射，以及这一过程如何阐释科学本身的运作及其新环境的独特之处。

第一章追溯了清朝时期对帝国、空间多样性和领土认知的思考模式，将早期外国人在中国进行的地质勘探与后来的领土和经济侵略联系起来，并解释了洋务运动官员枯燥地介绍地质学和采矿方法未能引起清政府兴趣的原因。作者认为，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中国人把自己祖国的领土视为未开发的广袤地区，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才愿意学习地质学。

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李四光四位中国地质学奠基人的经历，他们年幼时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这种价值观轻视体力工作，后来他们通过官费或自费留学海外，回国后成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现代学者。此外，西方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斯文·赫定（Sven Hedin）、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巴尔博（George B. Barbour）等人积极参与中国的地质勘察和研究。作者指出，艰苦的野外考察正在重塑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有助于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塑造成精力充沛、积极主动、能够从事生产劳动的人。

第三章分析了中国地质学家如何利用外国存在，融入并参与到国际学术圈中，并且主导对中国的地质勘探。最关键的是成立中国地质学会。沈德容认为，中国地质学会通过一些列学术活动，赢得了国际声誉，并且巧妙地游走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建立了中国的地质学学派，加强了中国人向世界展示自己国土的主张。

第四章的讨论范围是民国的“黄金十年”，即1927-1937年。在这十年中，中国地质学家努力平衡政治与学术，一部分地质学者进入政界，为国家政权服务，另一部分地质学者仍然留在学界，两股力量共同作用，扩大地质研究的范围。沈德容认为，虽然地质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目标不尽相同，但双方的科学家都各自认为自己在从事最符合中国利益的研究。

第五章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地质学家的活动。沈德容认为，战时的经历非但没有阻碍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反而激励了中国地质学界，使其自信地驳斥外国机构和学者的反对意见。然而，战争也缩小了中国学者的关注范围，中国地质学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人的中国地质学”的迹象，而不是一个开放的学术领域。

作者在结论部分作者再次提出问题：在1949年国共鼎革之际，地质学家为何决定留在大陆而非远走台湾？作者解释，因为民国的和平时期太少，从军阀混战到国共内战，大部分时间都是冲突不断，这些地质学家始终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开展雄心勃勃的研究，虽然经费来之不易，内外的威胁始终存在，他们仍然愿意忍受困难坚持工作。另外还有最根本的：离开了大陆就等于放弃了学术生涯，再也无法研究中国广袤的领土。沈德容指出，地质学家认为，政府可能频繁更替，但地质知识永远造福于国家，因此地质事业的发展本质上是爱国的，他们认为自己的关切和共产党政权的关切并无冲突。但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意识形态标志着与民国政治彻底决裂，在短短几年内，中国成为“共产党中国”的代名词，新政权要求地质学家不遗余力地批判民国时期的思想和学术，任何质疑新政权的地质力学理论和冰川理论都会被孤立。地质学家研究的“中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科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民国时期的多元化再没有出现，科学成为推动国家前进的工具，科学家的定位仅仅是服务国家和“人民”。

本书的书名《发掘民族》似乎是想证明从地下挖掘出的材料与构建民族/国族身份有逻辑关系，但是作者并未提供足够充分的理由。民国时期的重要地质发掘成果，包括周口店“北京人”遗骸、东北沙锅屯遗址、张家口泥河湾遗址等并未在书中详细论述，而另一些学术成果是通过研究地面以上的材料获得的，比如巴尔博对华北地区黄土的研究、地质调查所对长江流域和秦岭地区的考察、地质调查所的会员对矿物和岩石的研究等。这些也属于第二章的论述框架，但是作者并未涉及。

沈德容在第4页写道：“对于中国的地质学先驱来说，国家与科学之间的联系更为基本。无论是收集岩石和化石，还是阐释地球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在直接研究中国，并将中国融入全球叙事之中。”岩石和化石没有内在的社会身份，它们形成的时期远远超过了“中国”这个社会/历史概念出现的时期，作者突兀地将属于自然科学的“岩石和化石”和属于社会/人文科学的“中国”放在同一个时空维度中讨论，得出的结论当然是值得商榷的。

作者其实忽视了地质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地域性。像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等这种描述性科学首先依赖仔细的观察和分类，然后是积累材料。只需具备基本的科学理论，初学者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这个领域。一旦在特定范围内收集了足够多的标本或者保存了长久的历史记录，描述这个地区的地形、岩层、动植物群等，就可以很快建立起一套学科话语体系，并且与国际学术圈交流，建立本土自信和尊严的同时，又能收获国际同行的赞誉。那些在中国领土内出土的化石、发现的地貌，与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作者在第一章提到了顾琅和周树人将地学研究与爱国热情联系到一起，第二章就跳跃到了丁、章、李四人学成归国后的工作，忽视了这四位地学先驱在留学期间的经历和思想变化，他们为何选择地学作为学术方向。如果在这个方向继续思考，本书的论证或许可以更充分。

作为对比，同属于自然科学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学科就没那么容易掌握话语权了，研究这些需要精密的仪器、艰深的理论、复杂的实验过程，当然也必须收集大量数据。这些学科的基础是自然规律，与地域关系不大，因此，民国时期的物理、化学没能在短时间内赢得国内外的高声赞誉，也不能与民族主义强行关联，否则像纳粹德国那样炮制出所谓的“德意志物理学”才真是荒谬绝伦。

现代地质学在中国兴起时，中国的科学家如何应对现代学术带来的巨大挑战？重新思考时间、历史和人类如何在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这些重要的问题作者也没有在书中回答。

另外本书还有一些小瑕疵，作者在提及民国时期中国地质学家的名字时没有遵循学术惯例，使用了中华人名共和国的汉语拼音系统而非民国时期惯用的拉丁转写。比如丁文江写作Ding Wenjiang而非V. K. Ting，章鸿钊写作Zhang Hongzhao而非H. T. Chang，李四光写作Li Siguang而非J. S. Lee，杨钟健写作Yang Zhongjian而非C. C. Young。这造成了时空错位，容易使民国地学史的读者感到困惑。

虽然本书有明显的缺憾，但是也有启发研究之处。第三章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沈德容认为，中国地质学会定期举办学术会议和非正式茶话会是一个契机，地质学家向中国的受众解释其顶尖的研究成果，而非简单地输出到国外更成熟的学术平台。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地质学会及其成果很快享誉全球，进一步吸引了国际的优秀同行来到北京工作。中外科学家发掘出的旧石器时代遗存，特别是古人类化石，恰好呼应了当时学术界流行思想，即人类可能起源于亚洲，推动了更多的科学家和探险家蜂拥而来。

沈德容指出，当时的中国容易受到西方强国的开发和利用，而五四运动主张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在国外接受教育的地质学家巧妙地利用了现实，邀请外国人加入地质学会，凭借西方的优秀物质条件，对中国的领土进行大规模考察，获得了珍贵的数据，同时要求学术成果必须在中国发表，既提高了地质学会的声誉，也拉进了中西方的关系。

沈德容认为，地质学会与其说是“收编”外国地质学家，不如说是拉拢他们，因为中国地质学家并没有以牺牲中国的科学发展为代价，相反，他们利用出版物和公开演讲，阐述了“中国地质学”的理念，将其视为一项历史性的多国项目。各方都参与其中，并从中收益。中国地质学会代表中国地质学家，但是中国地质学属于世界科学，由于国际地质学家的贡献过于分散，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地质学会成了全球科学家的“枢纽”。

同时，此举也避开了中国的政治动荡。在20世纪20年代初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下，中国地质学家利用国际参与塑造中国地质学的形象，这一形象成功吸引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他们通力合作，贡献了真实的学术成果。这一转变是在包容差异而非相互对立的背景下发生的，地质学会使在不同地方接受培训、致力于同一个目标的科学家共享时空，而不伤害个人或机构的情感。

第四章对李四光的研究也有亮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李四光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地质研究所的工作目标不同于地质调查所，是专注于地质科学理论的研究。沈德容认为，中国地质学家仍然面临着所有初创科学共同面临的窘境：在重大地质问题上与外国科学家的的观点。如果本土科学家同意国际权威的观点，会被说成随声附和；如果不同意国际权威的观点，本土科学家会受到质疑。这在野外科学中尤其是个问题，因为野外科学的论断很少能像实验室科学的问题那样可以重复。李四光如此执着于第四纪冰川理论是为了反复重新审视有争议的证据，即冰川遗迹。他实际上是在挑战中外地质学家，让他们接受科学“正当程序”的检验。

沈德容尖锐地指出，李四光利用自己的科学地位来表达政治观点，即中国人有资格、并且可以在没有外国人“允许”的情况下解释自己的领土。作者通过发掘史料，发现李四光对政治的热衷大于对地质的热衷，他参与政治也早于参与科学。

这部分是对现有中文研究的极佳补充，中国的学术界谈及李四光的时候几乎全是溢美之词，鲜有客观评论，主要原因是1949年以后李四光垄断了地质科学的话语权，利用权势打压不同学术意见，成为事实上的学阀。即使李死后，对他的吹捧仍然没有结束。李四光在共产党政权中表现也正应了沈德容博士的研究。

综上所述，《发掘民族》没能有说服力地论述中国地质学与民族/国族身份构建之间关系，史料足够丰富而论证不足。不过这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尝试，至少中国的地质学史领域从未探讨过这个方面，相关领域的中国学者往往仅限于寻章摘句、堆砌史料，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触碰更深层次的问题。笔者期盼沈德容博士能在这个领域继续研究，续写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地质学与民族主义话语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