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 Wolfendale: Ray Brassier

本文译自Pete Wolfendale的一则评论

雷·布拉西耶是一名苏格兰哲学家，有功于梅亚苏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推广。他既出版了英语世界里头一本关于梅亚苏的批判式著作，又翻译了《有限性之后》的第一本英译。他也是2007年Goldsmith学院著名的思辨实在论会议的核心组织者，也是四名发言人之一，不过自那以后，他就和这个词保持了距离。他总是持之以恒地批评他在昂撒的欧陆哲学里所见的对知识论问题的轻慢，以及通常随之而来的对自然科学的敌意。布拉西耶的批评和梅亚苏对关联主义的批判之间亲缘不浅，毕竟他们都坚持必须字面上地吃掉自然科学的结果，但他们的正面立场同样颇富亲缘，毕竟他们都承诺要在欧陆哲学里重振理性主义。尽管如此，布拉西耶同梅亚苏之间还是有许多重要分歧，尤其近年来他的立场发展变化，某些分歧就更严重了。一开始，我们先勾画一下他的书《虚无的解缚》，接着讲里面对梅亚苏的批评，最后，我们再交代一下自出版以来，这些分歧怎么发展的。

《虚无的解缚》连接了好几个主题，围绕核心论点虚无主义“不是实存的障碍，而是思辨的契机”组织了起来。[1] 他觉得，虚无主义是自启蒙以来科学对自然逐步去魅的逻辑结论，这么一来，概念思想被视作处于因果过程之中，得向自然化解释负责，而规范价值则被视作经由同一过程被投射到了自然之上。这个由理性运作出来、或多或少有些被动的结果，既不该被反对，也不该被改进，而是要被承担。不过，不同于尼采自己的能动虚无主义，因为它不打算克服求真意志，毕竟，求真意志构成了驱动着去魅的理性的规范性核心。这点对布拉西耶至关重要，因为此乃他所刻画的计划的基本约束，即从塞拉斯到丘奇兰德夫妇，该计划都旨在用科学图像（scientific image）代替世界之中的人的显明图像（manifest image）。《虚无的解缚》的目标就在于要走一条自然主义和关联主义之间的路，自然主义是自我吞噬的，它违背了这个约束；而关联主义是自恋的，它保留了合理性，代价是中和掉科学自然主义。

尽管还是可以把梅亚苏的作品视作这条畏途上的先驱，布拉西耶还是提供了两个可选的重要批评来反对他，二者都从梅亚苏对他的开场论证（关联主义和原化石的科学真理不相容）的回复出发。一方面，他以为，梅亚苏之所以断定原化石不仅仅是所予之中的空缺，而是所予本身的空缺，是依赖了时间和空间之间的不对称，而这个不对称只能由所谓逻辑时间来驱动，而逻辑时间理所当然相对于原化石的自然的历时时间。据此，他要求得非时间地设想思想和存在的非关联。另一方面，他以为，梅亚苏断定思想的任何先验结构必须要被生存着的思想者所例示，这反而无效化了梅亚苏自己所诉诸的对绝对偶然性的智性直观。因此，他要求思想思考其与存在的非关联的能力，必不能以一种由本体论特权所担保的存在接口（access to being）为前提。

为满足第一个要求，布拉西耶挪用了拉怀勒（Laruelle）对哲学的一般说明：哲学建立在一项决定（decision）上，该决定先把实在（存在）切分为两个成分，一个是构成了思想的先天（a priori）成分，另一个是构成其对象的后天（a posteriori）成分，接着把这两个成分统一进一个预定和谐的形式里，该形式足以包围其自身的可理解性，然后把它紧缩进某个更特殊的关联主义说明。这么一来，他就把拉怀勒对哲学决定的非哲学悬置（suspension），转换为对思想和存在之关联的哲学剪切（scission），这项关联的前提是思想必然有经验的例示。实在决定了思想，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归根到底（in-the-last instance）排除了思想对它的理解，因为实在和思想这二者的区分只在思想本身这一侧操作。思想的单向二元性（unilateral duality）形成了布拉西耶的先验实在论的原初基础。

为满足第二个要求，布拉西耶挪用了巴迪欧对思想的理性主义说明，因为它的数学抽象（mathematical abstraction）容许它保留理性的规范性内涵，同时使得一门消减式存在论（subtractive ontology）得以可能，以省去接入存在的需求，从而反身性地确保其自身的存在论状态。不过，他转化了巴迪欧对存在的消减式进路，该进路基于空集的数学思想——虚空（the void），把它建立在科学理解的极限案例上——虚无之存在（being-nothing）——实在被掏空了所有正面内容，或者实在被当成科学把握自然的不确定过程的所有阶段所共通的东西。这个概念极限的存在被布拉西耶重新阐明成一个形而上学终点——灭尽（extinction）——一切物质的最终湮灭，接着，他又用这种湮灭把弗洛伊德式死亡驱力重绘成每个物质实体向这个终点加以暴露的关系。这么一种不可复原的，理性之旨趣与生命之旨趣的解绑、求真意志从求生意志上的解放，同时也具现了存在对思想的无动于衷，这种无动于衷奠定了单向二元性的非辩证否定性（non-dialectical negativity）。正如《有限性之后》把“一切都可以变成不一样”（因而“存在某物而非虚无”是必然的）这个必然可能性设定成思想和绝对的接触点，《虚无的解缚》把“一切都会变成虚无”设定成思想消减式地掌握到的存在。

自《虚无的解缚》出版以来，布拉西耶至少在三条实质路径上的位置有所偏移。（1）第一，他拒绝了梅亚苏把关联主义视为语用矛盾的同情，转而支持David Stove把关联主义处理成歧义谬误的案例的刻画。[2] 实现关联主义的前提是概念和对象间的歧义，这个歧义驱动了对关联主义的先验回应，这番回应要比《虚无的解缚》里的拉怀勒式剪切更为直接，毕竟，后者还是忽略了思想的概念内容，转而把它处理成诸多对象中的一个。（2）第二个偏移，他放弃了巴迪欧的说明：思想太过抽象，以致于不能被自然化处理。巴迪欧和梅亚苏所实现的那种对于数学的关注，把数学当成了合理性的典范，让他们不再能说明任何经验科学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驱动我们更具体地分析思想的经验例示，而思想在因果系统中就能通过知觉互动与其他对象相连。（3）最后一个偏移，把虚无主义计划和灭尽的形上学区别开来，毕竟后者恰恰依赖于一种对时间性的伪-历时性诉求，这种时间性污染了原化石论证。

合在一起，这些偏移显出了两个基本转变：从梅亚苏与巴迪欧的笛卡尔式理性主义，向康德与黑格尔的德国理念论中固有的唯心主义转变；从拉怀勒的非哲学的先验极简主义和野蛮实在论的结合，向塞拉斯所复活的康德主义和彻底自然主义的结合转变。这些转变并未改动布拉西耶计划的核心，还是要保留和利用虚无主义的智性强力。不过，它不再只受到如下需求的约束——从理性本身对自然的逐步去魅的过程中，保护理性自身的规范性力量；而是要在规范物和自然物本身之间、或者塞拉斯所谓的理由空间和原因空间之间搭好关系。与之相关，得把塞拉斯所提供的对认知和范畴所予的一般性批判，与托马斯·梅辛格（Thomas Metzinger）所提供的对现象学自我（phenomenal selfhood）的更特殊的批判结合在一起，从而功能主义式地说明理性能动性，以桥接 概念规范的先验结构 与 因果系统的行为中的经验例示。[3] 这条严格反现象学的进路，把布拉西耶当下的工作推向了与梅亚苏更大的冲突，毕竟后者对于思想从生命中无中生有的发生学说明，以及由此缓和了的感官第二性质相对于可数学化的第一性质的独立性，最终还是保留了太多关联主义向来支持的那种对经验的现象学说明。

[1] NU, p. xi

[2] 论证的一般形式通常被称为Stove’s Gem，布拉西耶在他的论文Concepts and Objects 中解释了它怎么应用在关联主义问题上，于The Speculative Turn (pp. 56-64)。

[3] Cf. The View from Now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