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生，我愿意死”

埃阿斯充满愤怒，冲向羊群，把刀挥向了他误以为是那些背叛了他的战友。友谊是如此脆弱，稍有不慎，昔日的友人就会变成敌人。古希腊流行着这样的观念：“一个人应当帮助自己的朋友和伤害自己的敌人。”在帮助和伤害上，人们在他们的行动上对这两者附上不同的道德情感，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怨恨。埃阿斯认为昔日的战友损害了他的利益，他们“偷走了”他本该享有的荣耀，他必须复仇，不给敌人任何怜悯。作为潜在受害者，也就是羊群替代去死的对象，奥德修斯看着自杀的埃阿斯，他的心里充满恐惧与怜悯。是啊，埃阿斯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朋友，可他怨恨不起来。

埃阿斯死板、僵硬的敌友观“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怨恨敌人”，或许有着更远的规范，一旦成为敌人，他将永远是敌人，任何因素都将改变不了这一点。安提戈涅是个例外。克瑞翁在面对安提戈涅时，指责她昏了头脑，她那叛国的哥哥是敌人，“敌人绝不会成为朋友，甚至死后也不会。”安提戈涅此时提出了她的反驳：“我天生不喜欢与人一道去恨，只喜欢与人一道去爱。”

《安提戈涅》这部戏剧不免让人从各个方面比较安提戈涅与那位想要将她活埋的国王舅舅。在诺克斯看来，索福克勒斯笔下的“英雄”，“不顾人的强烈反对而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源自他个体本质最深层的‘本性’，之后便盲目地、凶猛地、英勇地坚持着，甚至直到自我毁灭。”在克瑞翁与安提戈涅在这场争夺“英雄”名头的角力中，安提戈涅比他舅舅走得更远。克瑞翁陷入诅咒的恐惧，屈服了；她则在监狱里自杀以维持自己最初的选择。这场角力首先是以哲学般的辩护开启。可是，在英雄性格面前，哲学般的辩论不过是他们打算施行自己行动的“幌子”。英雄们是休谟式的，“安提戈涅在一开始就被置于激情的承诺之中，对这种激情承诺的挑战激起了安提戈涅理性的辩护。”在这时，哲学家们不会沉默，但他们的“逻各斯”（话语）没有任何驱动力。这使得我们有时候怀疑，英雄们的辩护是否具有说服力，因为他们永远坚持着自己的本性，而不理会“理性”的要求。因而，我们怀疑安提戈涅说的，她天生不喜欢与人一道去恨，是不是真的。她对那位曝尸在外的哥哥的爱，是否贯彻了她所说的对友谊的根本看法。

在克瑞翁的“提醒”下，安提戈涅明白自己已经进入了两难之中：选择由亲情而来的自然友爱还是由维护城邦而来的政治友爱。克瑞翁通过宣布政治友爱绝对的优先性避免了他在这二者之间的分裂；安提戈涅通过埋葬哥哥说明政治友爱也并非不重要，她不需要为哥哥的叛变平反，而只要求埋葬他。并且，“冥王依然要求举行葬礼”，这有利于城邦，违反神的法令会带来污染。以此，安提戈涅试图平缓政治友爱与自然友爱在这时候的冲突。

她对哥哥的自然友爱置于了他对城邦损害的仇恨之上，无论这种友爱是出于真挚的情感抑或亲情这种关系所带来的义务本身。但是，安提戈涅并非在亲情上“一视同仁”。她对死人的偏好胜过活人。她并没有完全秉持她自己的想法。她只想救她兄弟，而不是同等爱的她的妹妹。戏剧开始于安提戈涅与她妹妹伊斯墨涅对话，当安提戈涅向妹妹说出她“叛逆”的想法时——埋葬她们那叛国的哥哥，索福克勒斯没能直接告诉我们安提戈涅与她妹妹的私下关系如何。但伊斯墨涅理性地劝诫她的姐姐在面对强权时说：“不量力是不聪明的”、“不可能的事不应当去尝试”，安提戈涅单方面宣布她们姐妹之间的友谊、亲情关系破裂了。她不再需要妹妹的帮助，哪怕在可怕的克瑞翁面前伊斯墨涅说自己也参与了埋葬，要求承担和安提戈涅一样的惩罚，安提戈涅只是冷冷回了“我也没有让你参加”、“口头上的朋友我不喜欢”。她对自己的亲妹妹如此冷酷与苛刻，像极了那个不给任何敌人留下性命的埃阿斯，敌人与友人再次界限分明，我们在何种程度上理解她所说的“我天生不喜欢与人一道去恨”？

或许，这是女性一直以来，反对自身性别的无意识表现。又或是遭受亲密背叛后的歇斯底里。背叛是难以忍受的。一心去死的安提戈涅需要一直维持她必死的决心，她需要自己的否定面足够坚定，她才能一如既往地走向死亡。英雄“前往的地方，视野清晰，知识是确定无疑的，行动迅速而有效——在意图与行动之间没有任何的犹豫和延迟”，这是因为英雄利用他们的强力将那些障碍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亲手制造自己的死亡。安提戈涅不得不制造自己的对立面，而伊斯墨涅就是这条路上的牺牲品。设想克瑞翁一开始就听从了安提戈涅，安提戈涅的死亡欲望就会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枯萎。我们不能苛求安提戈涅更多，原谅需要时间。只是安提戈涅没给自己留下更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