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自由终结

菲力首先重创了北面的西徐亚人，此时底比斯人因为对菲力控制罗克里翁的不安加入雅典一方，弗西斯人被腓力帮助重建。腓力先于338年夏在恰龙尼亚歼灭了上万希腊人，并在之后的昔菲苏斯河打垮了3.5万希腊人。腓力普解决希腊问题的成果--“希腊联盟”，或者现在所称的“科林斯联盟”--在科林斯大会上得到最后批准，每一城邦都做了宣誓。奥林匹斯山以南的所有本土各邦除斯巴达外都成为这个自称为“希腊”联盟体的成员，许多海岛城邦也都参加。它们保证遵守和平；按共同安全的原则对任何破坏和平者采用军事制裁，尊重每一成员国在其现行宪制下的自由与独立自主，而宪制的改革只能通过立宪程序；禁止违背现行法律的处死、重新分配土地以及其他颠覆行为；镇压一切匪徒和海盗。这种保证的目的就是防止城邦之间的争战和各邦内部的革命。联盟管理机关称为“希腊议事会”，它的代表数目按各邦陆海军实力决定，由各邦选出。在章程文本上作为附录流传的入盟成员名单却是有缺点的，其中有的是城邦，有的则是部落集团(例如沿斯伯切攸斯流域各部落就组成一组)，各邦和部落集团的总票数在开头大约是100多票。议事会按多数票决议，决定对所有成员都有约束力。它的权限包括联盟事务的所有方面:宣战与媾和、征集兵源、军需给养、收税、对违背盟约者的审讯、从联盟领土上驱逐与流放、任命解决争端的仲裁人以及保障普遍和平的行政人员等。议事会在各希腊宗教中心召开，其中有德尔斐、奥林匹亚、涅米亚、科林斯地峡等。每次会议时由议事会成员用抽签法选出五位主持人。 目前的联盟权力更为集中(因为它的决议对所有成员都有约束力，并取消了每邦一票的原则)，但它仍与公元前4世纪希腊联盟制度的发展一脉相承。“城邦联盟”由于缺乏领导和无所作为而失败了。公元前337年夏天，在希腊联盟第一次常会上，全联盟就和马其顿国家结成了永久的攻守同盟，它把马其顿国家称之为“腓力普王及其后代”。它随后就对波斯联合宣战，以报薛西斯渎犯希腊诸神庙台之仇，并一致推举腓力普为“盟主”，有全权指挥它的陆海军队，他是“希腊的救主”。一旦对波斯宣战，希腊和马其顿的联系就通过腓力普本人。作战计划和行动按“议事会决议和盟主命令”而行，盟主及其代理在议事会开会时担任主席。 前336年一支一万人的联军借波斯内战解放了卡利亚等爱奥尼亚城邦。马其顿的国王很有点儿像《伊里亚特》所描写的那种迈锡尼国王。他们都说是“宙斯所生"。腓力普自称是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的后代。他把赫拉克勒斯头像刻在他第一次发行的钱币上，为他建立的第一个城市命名为赫拉克利亚，并在多瑙河口供奉了一尊赫拉克勒斯雕像。他崇奉迪昂的宙斯神庙，向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奉献了一座礼物库，保卫了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在他的钱币上都刻有宙斯和阿波罗的头像。伊索克拉底曾要求作为赫拉克勒斯后裔的腓力普把所有希腊地区都看作他的祖国，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腓力普身上的荷马史诗气质--这些气质表现在亚历山大身上的，我们所知较多--就是那种争强好胜的意愿，热情、宽厚而激烈的性格，这使得他在恰龙尼亚曾为神圣旅的英勇阵亡将士掉泪。 科林斯人提摩梯尼驱逐了叙拉古僭主，并于343-337年击退了迦太基人，并吞并了迦太基扶植的各城邦僭主。提摩列昂从希腊、意大利和西西里各地招集移民，充实各城市。叙拉库斯至少接收了40000人，阿及里昂10000人，它们可能还以“合邦”办法彼此互通公民权。盖拉、阿克拉加斯和其他城市从灰烬中重生。提摩列昂及其科林斯顾问们废除了极端民主制而制定一个折中混合的宪法。高级文官称为奥林匹斯(宙斯的祭司[amphipolos] ),从三个家族成员中按选举后再抽签的办法选出。一个600人的议事会，可能是从富裕公民中选出的，管理一切行政部门；人民大会只对重大国事进行讨论和决议。军事由选出的将军委员会负责，他们在和外族作战时要宣誓接受从科林斯派来的最高统帅的领导。虽然这宪法的细节我们知之甚少，它的目的显然是以给予各阶级共享政权的办法避免阶级的纷争。类似的宪法可能在整个西西里都采用了，只有陶乐米宁例外，各城邦也组成了以叙拉库斯为首的一种联盟。 罗马人控制了中意大利，伊庇鲁斯人也将势力伸入亚平宁。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希腊城邦都开始了一种道德和精神上的衰退。战争与党争已使它们的经济和社会都日趋衰弱，西赛勒人与雇佣兵的涌入城市造成了种族的混杂，从母国来的新移民对此无所补益。当各城邦在提摩列昂或亚历山大手下联合一致之时，它们的战斗力和财源仍然极其雄厚，足以打败迦太基人和意大利人。然而，它们政治上的不团结，一次又一次地把手中的优势力量白白葬送。 由于城邦的理想和正统宗教的号召力已趋衰微，人们开始丧失他们的使命感。既然对自己的理想已怀疑不定，人们对孩童立身处世的教导也就不再由家庭负担而委之干正规的教育。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存在着好几种形式的教育。智者学派传授技艺，特别是为实现政治野心的各种政法知识。苏格拉底在雅典研讨有关知识和行为的理论基础。斯巴达继续其传统的对所有公民的国家教育方式。在公元前4世纪时，智者学派把他们的讲授活动扩及于整个希腊世界，经常散布一种特殊的肤浅而自私的哲学。苏格拉底也有不少追随者和后继人，他们见解的驳杂也反映了苏格拉底本人才智的多样性。斯巴达的教育制度则得到很多人的称赞；因为斯巴达不同于绝大多数城市，它几乎从不发生党争、革命和僭主统治。在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一书中，苏格拉底的影响和斯巴达式的教育形成一种有趣的结合，这书是真实历史和虚构小说的混合物，它把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设想为斯巴达教育的理想典型。色诺芬认为孩童应该知道正义和崇尚荣誉，否则就会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这正是一切道德和政治谬误的根源；他希望能培养出一种军人社会中的优秀公民。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摒除了那些没有价值的诗人和音乐。当理智的能力萌发以后，它就应当逐渐控制个性或“灵魂”中贪得无厌和任性固执的方面。当灵魂中有了“和谐”之时，对原理的了解就发展起来；但这种了解最初只能奠基于教诲和观察。教育的最后成果是对抽象理念世界的知识。对现实世界沉思默察是哲学家的最高职能。当他把这种教育的典型用于《理想国》中时，他承认必须按才能把公民分为各个等级，各级应担负适于它的工作，例如做统治者、战士、工人等。公民不应有家庭生活和私有财产。他们的小孩儿由国家抚养；学习各种适宜的音乐、文学和体育；要完成两年的军事训练；此后如果军事训练合格，就可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科包括数论、平面和立体几何、天文学和声学等。只有少数精选的学生可以去学哲学，专心致志于绝对理念的沉思。这少数人将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但不是出于贪权而是想尽其天职。柏拉图设计出这样一套教育体制来服务的国家是一个以斯巴达为样板的城邦:在经济上它不是城市化的，也非海运国而是农业国；在人口方面公民家庭固定在5040的数目；劳动力完全依赖人口中的依附民；在资产上控制极严，以至于最富有之家和最穷者相差只有四倍。公民阶级每家拥有两个不能转卖的田庄，在教育和政治活动上享有充分的闲暇。在它的宪法中，柏拉图想把君主制与民主制的优点熔于一炉。法律本身就是统治者，但另一方面，行政长官却是人民的代表，人民已变得极其公正聪明，自觉遵守一切法律。 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国家教育应是强制性的，公民各级成员都要普遍受教育，学习科目也和柏拉图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书中所举一样。正确的生活是一种双重的生活:一方面是在实践理智指导下的良好的公民生活，一方面是从事作为哲学的核心的沉思生活。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也是在经济、阶级结构，与当代商业、资本活动隔绝等方面追随着斯巴达的模式，它同样也是一种混合的宪制。教育者的政治目的就是使公民的良知和立法者的贤明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城邦的各级、各部分都具有整体的“灵魂”和信念。伊索克拉底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联邦的框架之中调整城邦的自主自治之权，并相应地设想其教育体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都把城邦、实际上在物质条件方面还只是斯巴达式的城邦看作人类政治存在的最高形式(虽然他们也批评过斯巴达的政治体制及其目的)。初看起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保守主义很是奇怪。但是他们正确地观察到希腊城邦已产生了文明人类的最优秀成果，而他们对城邦未来可能性的信念并未动摇。面积的限制是必要的，只有这样公民才能相互了解并熟悉其统治者，从而真正成为整体之一员。他们想把城邦和一种新的宗教结合起来似乎更令人难解，因为，最高决策者成了思想家而非务实的男女，而这些思想家同时又必须是城邦的统治者。在我们看来，这样一种理智的宗教似乎是一种超越种族和政治问题之上的世界宗教。柏拉图可能也做如是想。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希腊人才“天赋”这种领悟力。他们两人都认为最高的理解力只能存在于有知识的贵族之中。由于这一点，他们的理想国的治国之方在我们看来是非自由的，但他们认为完全必需。我们相信普及教育是达到平等的途径，这实际是一种民主政治的教义，他们对知识贵族的信念却使他们认为由少数贤明之士治理的集权体制是必需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相信其他公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种权威的统治，但他们始终未能克服如下一种基本困难:使他们的思想家愿意成为统治者、立法者或委员会人员。因为他们的最高效忠对象已是越出城邦局限的理智宗教了。柏拉图哲学的基础就是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德即是知”。他的早期对话曾对各种知识理论一一加以考核而发现它们都站不住脚。由于知觉基于认识，他就把知识当作灵魂对非物质的绝对世界的一种“回忆”(在《斐多篇》中说得特别明显)，这个绝对世界，当灵魂未进入肉体之前是它所接近的，当它离开肉体之后又可再度接近。教育的目的就是把灵魂的这一最高品质--知觉和它的其他附属物--食欲、情感等分离开来，使它自由，并通过这而达到真正幸福和人生在绝对默想中的最后归宿。观念的世界是非物质的。但它是物质世界的根源，对于那些深知物质世界的运动、特别是天体运动的人说来，它的原理是显而易见的。“善与美”是观念世界的最高准则。柏拉图在《法律篇》一书的结尾写道:“任何尘世中人，除非他接受我们下面声明的两点，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的礼拜者，这两点就是:灵魂先于众生，灵魂不灭并是一切肉体之主。此外，他还应该了解存在于众星座之间的宇宙精神。”人的“灵魂”或“形式”在一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他动物和孩童只能凭感性认识趋吉避凶。人则能将感性所知储于记忆，然后加以演绎推理；但他也具有内在自觉的理性。正是直觉的理性才能掌握统辖道德和知识的普遍原则。亚里士多德相信直觉理性是神明所赐而非物质性的，它虽然作为灵魂的一部分而内含于个人之中，但它能离开肉体和灵魂而自存，自察其理智就像宇宙分为各级各层:以地球为中心的54层同心天球，其外还有第55层天球包揽整个宇宙，有智慧的生物(具有像人的直觉理智的天性)存在于各层天球，推动其做圆周运动，而“不动之主动者”，神，则是宇宙的“善”与“欲”，他以引力指导宇宙的运动，只在自我默思中存在。生命的过程、宇宙的运动和万物的生灭都是无始无终、永不停息的，只有神才无为无动。 在整个希腊、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无数城邦修筑的城防工事、堡楼、城门等也是公元前4世纪建筑的一大特色，它们都是工程浩大而又设计精巧的，其中的城门有的已用拱门。美塞尼亚的城堡建筑就是它们的一个著名代表，它一直顶住了斯巴达人的猛攻。这些寨堡工程表明了公元前4世纪的另一特征:世道不宁、人心惶惶。匪徒、海盗、抢掠成风的雇佣兵，接连不断的战争使得人们只敢住在有城墙的市镇和有碉楼的寨子里。随着正统宗教信仰日益衰落，恐惧感驱使那些不能在哲学和人道主义中得到安慰的人转向更深的迷信。德尔斐和多东纳的神谕、各种卦卜和算命先生都被认为神通无比，大为流行，例如在提摩列昂的士兵中就可见到这种情况。有的人，像色诺芬那样，迷信一种无名的神力。“假若任何人对我所说的要信神的劝告吃惊，那么只要他常处忧患之中，他的这种吃惊就会消失，因为神能在牺牲、卦卜、语言和梦境中显示未来。”这就是色诺芬说的话。其他人，像提摩列昂那样，则相信时运而把自己当作幸运儿。神秘宗教，特别是奥尔菲斯教，比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信徒，他们遍布希腊全境。但在这个人主义日益增长的时代中，最强烈的倾向却是把当代大人物当作神明，把像莱山得和腓力普这样的人当作神。甚至在希腊文明的首府，人文昌盛、艺术繁荣的雅典，也仍然存在着一股强烈的政治与社会仇恨的暗流，它时而发为迷信的惊惶和恐惧，足以威胁和毁灭文明。马其顿王国却建立在一种更为原始但也更为坚固的宗教之上。 亚历山大上台后首先将势力延伸到多瑙河流域的特里巴利人与伊利里亚人征服。亚历山大的胜利使马其顿在多瑙河下游一带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该地各独立部落纷纷向他纳贡。从凯尔特人那里也派来了使节，这些凯尔特人当时已占据从多瑙河中游到威尼提人地区的广大地带，亚历山大和他们订了一个友好同盟条约。在多瑙河之滨，他向宙斯、赫拉克勒斯和伊斯特河神奉献牺牲，随后才率师西进。腓力普和亚历山大抵抗色雷斯人、西徐亚人、格太人和特里巴利人的斗争，就像马略和恺撒的征伐一样，保卫了文明世界不为中欧各游移民族所侵。希腊各邦煽动了亚死亡的流言，335年卡德亚美之战只有四天即击垮了底比斯军。所有抵抗都已平息。底比斯人死了6000名，约30000人被俘。马其顿兵则共有500人阵亡。由于底比斯的叛乱是在希腊联盟宣布的反波斯战争期间的一种背叛行为，亚历山大便以身为该联盟“盟主”的资格把这一问题提交联盟议事会处理。议事会在历数底比斯投靠波斯的罪行之后，决定在卡德美亚驻军，夷平全城，把公民中男女和小孩儿全部卖为奴隶，在希腊土地上禁止任何残余的底比斯人居留，底比斯的土地则分配给各邻邦。这一决议由亚历山大执行。在雅典，反抗马其顿的情绪立即消失了。以德马代斯为首的一个使团向亚历山大递送了一封信，祝贺他打败了底比斯(据说亚历山大嫌弃地把这信丢在一边)；他要求雅典交出那些应对教唆底比斯负责的人-其中有德谟斯提尼和吕库古。雅典人民大会派出了以弗西昂为首的第二个使团，他劝说亚历山大不要把矛头对着希腊人而应全力对付波斯，并请他满足于雅典驱逐其将军恰里德木斯(恰里德木斯后来逃到波斯人一边)。阿尔卡狄亚联盟处决了那些主张派军出援底比斯的人。亚历山大这个“盟主"对各邦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对效忠于他的帖撒利除外)。他从这些城邦中大约只征集了7 000名重装步兵，并且只准备用之于次要方面，还有少数骑兵和一支160艘三桨座船的海军部队。这些希腊军队的参与为他标榜的马其顿与希腊联合行动增添了光彩，这行动将为薛西斯加于他们共同信奉的希腊诸神的亵渎罪行报仇雪恨。然而，他同时把马其顿步兵的一半留在马其顿，由安提帕特指挥。

334年小亚细亚的征服。恢复原有法律，在埃奥利亚和爱奥尼亚人的城市中废除过去向波斯缴纳的各种贡款。在他曾奉献了一座城邦雅典娜神庙的普列尼城，他留下了一封“国王亚历山大”之信，强调他给予普列尼人“自由与自治”。各海岛和大陆上解放了的城市也都纷纷自行发行钱币和以独立身份互相缔约。但它们的自由是有一定限制的。例如亚历山大不准以弗所和其他城邦的民主派屠杀他们的寡头派敌人，各海岛的城邦加入了希腊联盟，和“亚历山大与希腊各邦”缔结盟约，因此也就有责任提供贡金（syntaxeis）以资助战事。在土著地区，亚历山大承袭了波斯的管理制度，只做了少许但是重要的改动：由波斯国王拥有的土地现在变成了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土地（他喜欢袭用在亚洲已成惯例的皇家称号，这种做法在希腊却不流行）。他声称征服之权归于他自己和他的国家马其顿，而不归于希腊联盟。土著各族人要像过去给大流士纳贡一样，现在应向他纳贡，。虽然土著各族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一如从前，亚历山大的到来仍起了解除压迫的解放者的作用，因为他恢复了各族自奉其宗教和自行其风俗的权利，这在波斯统治时是常受压抑的。他号召农民安心回乡务农，在行军时他禁止士兵掳掠破坏。他作为一个仁慈的征服者的名声，在他的前锋未到之前已传遍了叙利亚、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埃及。波斯海军一度收回奇奥斯，煽动希腊人叛乱，终无碍大局.333年伊苏斯之役，大流士仅以身免.除了推罗而外，所有黎巴嫩海岸的腓尼基城市都欢迎亚历山大。推罗由于它建在岛上城堡的坚不可破，又有舰队控制海面，因而愿与亚历山大友好相处但不能投到他一边去。对亚历山大说来这种中立是不能接受的，不是合作就只有交战。为了考验这种友好，他像腓力普曾对阿提亚斯王试过的那样，也要求能进入推罗并向赫拉克勒斯献祭（希腊人把腓尼基人的麦尔卡特神看作赫拉克勒斯）。推罗人拒绝了，亚历山大随即围城。他最先想在岛外筑一长堤以达城下。当这堤在城内和舰队的夹击下终于修好时，他在堤的尽头修了两个塔堡，但它们被腓尼基的火船摧毁了。他于是下决心在西顿筹集一支舰队。他在伊苏斯的胜利和其他腓尼基城市的投降已使法那培萨斯的舰队人心涣散，溃不成军。罗得斯、吕西亚、西里西亚、塞浦路斯和腓尼基人的分舰队都投向亚历山大一边。他现在已有220艘战舰控制沿海和封锁推罗港的入口。被围的推罗人战斗得机智顽强，他们盛怒之中把每一个抓到的俘虏都杀掉，但他们在被围的第七个月时被亚历山大攻破。当时亚历山大亲率希巴斯皮斯特兵，科依鲁斯率一营方阵兵坐船登陆，在城墙上打出两个缺口。希腊兵入城后为其同胞复仇而大肆屠杀。所有残余居民，除了推罗王及其随从和几个迦太基使节外，全都卖为奴隶。这样推罗也遭到和底比斯同样的命运。亚历山大曾抓住并扣留了雅典和斯巴达派往大流士处的使节，而雅典最近又开始让它的青年人（ephebia）大搞军训。此外，法那培萨斯也给斯巴达王阿基斯送了金钱、船只，那从特里波利斯退回的8 000名希腊雇佣兵还强迫克里特投向波斯一边，切断了希腊和推罗之间的海运。亚历山大从推罗继续南下，接受了内陆巴勒斯坦各族的归顺，围攻了加沙，在两个月的围攻后将其夺取。攻入埃及建立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是仁慈宽厚的，因为他在军事考虑可以允许之处都示以宽大，对希腊人和非希腊人都同样恢复了他们原有的社会权利和法律条款。在他控制的地区，商业贸易日益兴旺，其原因不仅由于他在特洛伊、米里安德努斯和埃及等地建立了一些“亚历山大城”，还由于他用波斯金库发行了亚历山大钱币。，亚历山大是仁慈宽厚的，因为他在军事考虑可以允许之处都示以宽大，对希腊人和非希腊人都同样恢复了他们原有的社会权利和法律条款。在他控制的地区，商业贸易日益兴旺，其原因不仅由于他在特洛伊、米里安德努斯和埃及等地建立了一些“亚历山大城”，还由于他用波斯金库发行了亚历山大钱币。海军在克里特开展了反斯巴达人的战争，在吕西亚沿岸则大剿海盗，亚历山大还调来腓尼基和塞浦路斯的舰只以加强马其顿和希腊的海军。他批准了希腊人的一些请求：释放了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俘虏的雅典人，从罗得斯和奇奥斯撤走马其顿驻军。在各海岛俘获的亲波斯僭主绝大多数都送回原籍审判，但把从奇奥斯抓到的一些人拘留在埃及。如果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采取行动时，则在马其顿的安提帕特可得到南爱琴海的马其顿舰队司令官的相助和金钱支援，331年高加米拉之役，攻下巴比伦。并镇压了斯巴达主导的叛乱.他决定除首谋者外宽恕所有的人，要伊利斯、阿尔卡狄浹亚和亚该亚因叛乱而向麦加罗波利斯缴纳120塔连特，并要斯巴达加入希腊联盟.330 年亚攻下帕赛波利斯后让希腊人撤回。大约公元前331年，波斯的神鹰图案作为国徽出现在亚历山大在腓尼基铸造的钱币上；在巴比伦的一个更大的造币厂则于公元前329年左右开始发行有“国王”头衔的亚历山大钱币，当然这是指“波斯国王”(不是马其顿王，因为他的马其顿币没有这一头衔)。他以波斯国王的身份任命马扎攸斯为巴比伦总督。他想笼络波斯统治阶级帮助他治理整个帝国；因为和希腊各邦的合作仍难预测，而马其顿的人力却已紧张之极。随着大流士被杀，亚历山大继续征服东北部山区。在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第一次遇到了马其顿军队内部的反对。这些人想回老家。亚历山大下定决心要征服波斯帝国的山区，他们却把大流士之死当作远征业已结束的标志来庆祝。实际说来，他们只是土生土长的马其顿人民。因此亚历山大集合他们像人民大会般地开一次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同意继续战斗。亚历山大的波斯政策遭到他的“伙伴”更严重的异议。因为他任命了波斯人担当高位，又以波斯王的资格要求他们效忠，他对待他的波斯臣属也是用的波斯礼仪。当大流士死后，亚历山大穿着一种朴素的波斯服装参加波斯的各种庆典。后来他又以波斯方式审讯比苏斯和将其处决，而波斯妇女罗克萨涅则成了他的王后。波斯君主制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就是国王和波斯贵族之间保持“亲属”关系。他们作为国王的“亲属”而成为他的侍从，并从他那里接受土地和权力；他们审理叛逆者；他们以皇室骑兵卫队身份作战并在国王手下担任总督、部长和将军。亚历山大以过继为波斯皇室家庭一员的权力也拥有了这种“亲属”关系，在他和罗克萨涅结婚，又征服了内陆地区之后，这一要求就普遍为波斯贵族承认了。他们把他看作“天下各族各国之王”，得到阿胡拉-马兹达神明眷顾的王，在他面前他们对他行国王的跪拜礼。注1187 从理论上讲，马其顿的“伙伴”们是能理解亚历山大这些政策的。马其顿制度和它也无大区别:马其顿贵族也是以同样方式为他服务的；马其顿人民大会也以传统方式审判叛逆者。但马其顿人宁求其异而不愿见其同。特别由于“伙伴”们手下和军中服役的希腊人的偏见而加强了这种歧异感。这些希腊人从来就把波斯君主制看作希腊宗教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对立物。特别是跪拜礼(proskynesis)被他们误解了，因为在希腊人(可能也有马其顿人)看来，跪拜礼意味着对神的崇拜。亚历山大力求以说明真相来消除“伙伴"们心中的反感，他指出他本人始终是马其顿人，不会由于他为了政治原因而采用的波斯礼仪而变质。他和马其顿人同甘共苦，一起翻越雪山、穿过沙漠；在巴克特利亚他受了两次伤；他仍然像在欧洲那样和"伙伴”们饮酒行猎。贵族青年仍从马其顿征来作为宫廷近侍，成年后成为他的“伙伴”。他仍向“伙伴”议事会咨询，向马其顿人民大会汇报，在所有马其顿国家文书中用马其顿的印章。在他的内心信仰中他仍然是一个纯粹的马其顿人。运动比赛、祭祀牺牲以及宗教信仰仍然按“祖宗遗风”进行，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宫廷并未沾染埃及、巴比伦和波斯的繁文缛节的教仪。国王仍是宙斯的后裔，而宙斯是他们一家的始祖，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之战中高喊天助时正是向这个宙斯呼吁的。《伊里亚特》总是和他形影不离。他是“神的子孙”(diogenes),而东方的贵族和祭师的服从对赫拉克勒斯和阿溪里斯的后嗣说来并无任何宗教含义。 从330年起叛乱及与将军的冲突开始增加公元前327年春天，亚历山大尝试在马其顿人和波斯人的鸿沟之间搭些桥梁。在大流士死后，他任命了大流士的一个兄弟为马其顿的“伙伴”，这人当时已是波斯皇亲之长。现在他又提议马其顿的各“伙伴”在有米底和波斯皇亲出席时应行跪拜礼，随后这些皇亲也要跟着行跪拜礼。亚历山大最亲密的朋友赫伏斯提昂带头这样做，其他马其顿人也跟着做了，只有史官奥林图斯的卡利斯提尼拒绝这样做，他是希腊人血统。此后亚历山大绝不再提这事。但他对卡利斯提尼的怨恨却有增无减，当他知道卡利斯提尼教育的一些宫廷侍童也图谋不轨时，这种仇怨更是不可收拾。侍童们供认有罪，被马其顿人民大会审判，按传统方式用石块击毙。卡利斯提尼以同谋罪同时被捕，后来也被处死。随着战线的拉长，军中的希腊佣兵开始增多，在公元前327年年初，亚历山大下令对30000名波斯青年进行希腊语和马其顿武备的训练- 这是一个和公元前338一前334年间陆军中步兵总数相当的大数目。并增加了波斯骑兵弓手。度。在称为极边的亚历山大的科真城，希腊雇佣兵、马其顿的执勤部队和土著部落人一同组合为第一批居民。在这些城市中，它们有的很小，马其顿人、希腊人和波斯人的合作开始尝试解决一些实际需要的问题，那是和在更高一级水平上亚历山大的宫

325年从印度回师，处决了几个拥兵自重的总督，让自已的亲信与波斯米底贵族通婚，正式将各族之兵种混合，并使部分马其顿老兵骚乱。在远至印度建立希腊殖民地。希望让希腊各城邦像亚洲一样将自己神话，被雅典，斯巴达拒绝。他是希腊联盟的终身“盟主”并据有“神明之尊”；接受马其顿人民大会权力的节制的世袭马其顿国王；他还是埃及法老，阿蒙-拉神之子；阿胡拉-马兹达保佑的巴比伦王；波斯国王，大流士的继任人；从印度到伊利里亚各地附属王的宗主；昔兰尼王、塞浦路斯王、法拉斯马尼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盟友。上。他一生的悲剧在于没有什么马其顿人赞同他的政治理想，他所取得的成就只是他意志的威力逼使他们干的。

亚历山大死后希腊联军谋叛，终被安特帕特各个击破。雅典要缴纳赔款，由安提帕特建立了一个寡头派政府，他规定只有资财达20明那以上的人才拥有公民权。他们的数目被核实为9 000人。其余22 000人失掉了一切政治权利。那些曾鼓吹雅典参战的演说家都被交给安提帕特。在德马代斯倡议下，人民大会通过决议，对希帕里底斯、德谟斯提尼和其他人以叛国罪判决死刑，但他们都已逃离雅典市。安提帕特部下执行这一判决。德谟斯提尼在卡拉鲁里亚的波赛冬神庙被找到了。他服了毒，准备离开神庙以免污渎圣台，但在祭台边倒毙。这样一来，雅典的自由就在公元前322年结束了，比公元前404年时还要悲惨。来到伯罗奔尼撒，那里的亲马其顿党派已在各邦中得势。一个名叫迪那尔库斯的雅典演说家在科林斯被委派为马其顿总督，有权统辖全部伯罗奔尼撒。他的温和确实曾受人称赞，但他的到来标志着一个马其顿保护国的建立。埃托利亚人比雅典人反抗得更为顽强坚决。他们的10 000名公民军队逃入深山和多两倍的敌军苦战。安提帕特想在公元前322—前321年冬天以饥饿困死他们，但帕尔狄卡斯在亚洲的活动妨碍了他。他就用宽厚的条件和埃托利亚联盟议和，从而把拉米亚战争全部了结。德谟斯提尼一生自始至终都是这样一个领袖：他的野心无所顾忌，对敌手恨之入骨，处世圆滑，为自己利益争吵不休，具有艺术天赋和聪明智慧，但没有军事上的勇毅，不信实力而希求侥幸，安提帕特在公元前331年作为亚历山大的代理时，曾把叛乱事件交付希腊联盟议事会处理。在公元前322年他不再理会它。联盟和使它诞生的那种政策一同寿终正寝了。安提帕特对雅典的处置以及在伯罗奔尼撒派驻一支马其顿军队表明，希腊人作为一个民族曾享有千年之久的自由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