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相信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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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baiya让我为即将出版的小说集《光从哪里来》写一篇文章,虽然他没有提任何要求,但我想新书上市,还是得自夸一番。正因为此,我拖延多天,不知道该写点什么。对于自己翻译的书,我可以只谈它的优点,因为作为译者,我总感到有责任帮原作者赢得更多的中文读者;但对于自己写的书,我首先想到的总是它的缺点。我之前也曾认真地指出自己写作存在的问题,结果发现不少读者竟真的以此作为我写得差的证据,这让我头两本书的编辑大伤脑筋。我也由此发现,诚实是营销的敌人。
写完上面这段话后,很快又过了半个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写下去。为了不浪费好不容易从妻子那里借来的时间,每次枯坐半小时后,我都会打开随身携带的小说。也许这一举动可以很好地代表我写作的状态: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叫“文思泉涌”,每次写完第二句,我就想要修改第一句;更致命的是,我总是更渴望阅读,而非写作。
有时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写小说,因为我似乎并不具备大多数小说家所拥有的那种自信和松弛。我总是希望我写下的每一段话都带着洞见,能拨开景观的迷雾,切中时代的要害。所以,尽管偏爱第一人称叙事,但我并不愿意只扮演一个抒情或叙事主人公(我曾这么做过),而更想以某种类似于社会学的方式去揭示和分析“我”置身其中的那个群体的心理结构和真实处境。
和许多从农村走出来的读书人一样,小时候我家几乎一本书也没有,读大学才第一次去了外地,毕业后一直在底层求生。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人抓住了不同的稻草,而我抓住的那一根名为文学。以文学的名义,我曾找到不少趣味相投的朋友,我们活在一个由大师的魅影交织而成的看上去很美的虚幻空间里。我渐渐意识到,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而言,文学很可能只是一块用以掩盖自己贫乏出身的遮羞布;同时我们又暗中希望它能成为一把梯子,帮我们拾级而上,最终抢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贴上了各种浪漫主义的标签,写出来的作品因而也就成了一层又一层遮蔽真相的景观。我这种关于文学的毫无文学性的看法自然不会引起大多数同行的共鸣,他们似乎还是喜欢不停地吹泡泡,以便让读者小朋友们发出美的惊叹。当然,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想批评自己的同类了。我对每一个拒绝成为墙中砖的写作者充满了敬意,哪怕我并不喜欢他们的创作。如今我更愿意赞美连接,而非孤立。不过这反而让我感到了诉说的紧迫和必要,因为我相信幻象只会让人彼此隔离。这种想要刺破谎言和还原事实的冲动,构成了我写作这本书的主要动力。
在写作过程中,乌纳穆诺、塞尔巴德和彼得·汉德克的小说影响了我的叙事节奏和写作方向。我尝试借助他们的语气去表达自己往返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生活经验,去讲述一种或许很难被“外人”理解的生存状态。我愿意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无意于做一个小说形式的开拓者,而更倾向于引进一些较新的文学语言,以便更好地承载这片土地上独有的困苦。我的意思不是说风格不重要,风格本身就是内容,有它自己的主张。只是在我看来,我们没必要非要像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者那样,一把烧光前人的积蓄。也就是说,在有桥的前提下,没必要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在写这几篇小说时,我看重的是如何以较为复杂的语言,更贴切地将纷繁的现实囊括进去。为此,我尝试写下了很多有意拖慢节奏的包含多个从句的长句;除了我熟悉的作者和编辑的角色,我也试图去再现教师、公务员、乡下人、留守儿童、越南新娘以及父亲们的视角。经由他者,我们才能成为自己,没有人能在绕开他者的前提下写出真实的自我经验。遗憾的是,我很晚才意识到这一点,这导致在很长时间里,他者在我眼中都是面目模糊的,书写他人的经验对我来说依然充满了困难。好在我感到自己的写作已经渐渐脱离了自我的牢笼。也许我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帮我走了出来。
疫情的发生一度中断了我的小说创作,也让我重新调整写作的重心。我有理由相信,在封锁中感到苦闷和绝望的人经历的一切,很可能是2020年前那些被侮辱的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从前他们被围困在地下室、看守所、传销窝点、生产车间或原生家庭里,偶尔用他们的惨状或横死换来我们的匆匆一瞥。疫情只是凸显而非制造了问题。病毒只是攻击了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虚弱的精神制造出了思想的瘟疫。我尝试在小说中找到真正的病灶,而不是含着一滴泪去追忆一个逝去的美好年代。当然,这本书只是开了一个头,它并未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然而,上述说法是相当可疑的,因为它是一种事后的总结和评述。我认为一部小说的主题往往显露于写作中途,而非来自提前规划。收录在这本书里的四篇小说,其实在2020年底就已完成了初稿。当时我从北京辞职回到湖北老家,野心勃勃地想要完成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但写到5万字已经难以为继,就又写起了主题相近的中短篇。成稿在辗转途经三家图书公司后才最终得以出版,三年间我修改了很多次,以至于我已经无法凭记忆确定到底哪一个才是定稿。如果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能鼓起勇气通读一遍以“光从哪里来(终稿修订稿2023年5月)”命名的定稿文档,或许我对这本书的评判会更准确一点……我想说的是,读者其实完全可以略过这些可有可无的话。
这篇简短的文章之所以写得艰难,也因为如今我已经没有了讨论文学的激情:我更想要创作。有学生问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我的回答未能免俗,是下一部。我每写完一本新书,都觉得旧作可以从此一笔勾销。而我不无惊喜地发现,我已经想好了下一本书的开头,似乎只要有了一个标题,我就可以开始写了。创作的冲动无疑是一种恩赐。
我想以波拉尼奥的一段让我深有同感的话作为结束语:“我蔑视所谓的官方文学,尽管相对于我对边缘文学的蔑视,只多了那么一点点。但我相信文学。也就是说,我不相信那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也不相信那些急功近利的人,更不相信那些冠冕堂皇的窃窃私语。我相信无用的举动,相信命运。”是的,尽管我总是想要摆脱被沉沉的书籍所拖曳的人生,但同时我也意识到一个人只能拥抱和热爱一种命运;尽管我越来越怀疑写作的意义,但我还是相信文学。我相信我从文学中得到的一切馈赠,也希望自己能借助它,给出我全部的热情和力量。
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