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邢科：东西方的“小异”与“大同”——评杰克·古迪著《西方中的东方》

作者简介：邢科，1982年生，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研究。

文章来源：全球史评论. 2013,6(00)

杰克·古迪(Jack Goody)是英国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曾任教于剑桥大学。因其对人类学的贡献,被英国女王授予了爵士爵位,《西方中的东方》(The East in the West)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部著作秉持了他的一贯思路,对欧洲中心论展开了批判。

一、该书的基本内容

全书除导言和附录外共八章,对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第一章谈到了理性的问题。作者指出:“在西方人看来,西方之兴起往往与其所拥有的、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理性’大有关系。这一观点主要表现为两种路径。第一种是古典人文主义传统,他们认定自己是古希腊理性,尤其是其所发明的‘逻辑’的传承者。第二种则是侧重于后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时期,他们认为西方所具有的某些特定的理性形式,使其在经济和知识等方面的发展中始终处于现代世界的领先地位成为可能。韦伯将其称为‘把握世界之合理性’,而有其他学者冠之以独特的‘西方理性’。”1换句话说,西方走向繁荣的原因是西方具有独特的“理性”。 古迪对此提出了质疑。首先,理性的判断标准是什么。“这里也就牵涉两个相关联的问题:其一,我们如何来判定,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理性特征抑或具有某种特定的理性;其二,我们如何来衡量,一种独特的行为是‘理性的’或者‘符合逻辑的’。”2在作者看来,理性与非理性,是相辅相成的存在,很难将两者截然分开。 其次,理性能否成为一个社会的特征。“倘若我们把理性和逻辑视为一切社会的特征,那么,这就可能会带来以下问题:其一,理性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对社会及其个人行为的适用范围到底多大;其二,是否存在着如区分‘现在的’与‘传统的’那样可供分析的某种临界点,以便我们能够借此来区别两种不同的状态。”3 再次,以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为代表的西方理性,其重要性被夸大了。杰克·古迪列举了多位学者对理性的不同看法: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新工具论》中认为,形式逻辑是“争来辩去的、没有意义的”东西。奎恩(Quine)认为,演绎性逻辑不过是对其“逻辑真实性进行条理化研究”而已;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则认为“逻辑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东西”;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将“特定的论证形式”称为“语言游戏”4。古迪认为:“三段论的适用范畴极为有限,也许只能用以解决某种特定的疑难题目;它与我们所有的认知操作,并不见得存在着多大的关涉。……它们所具有的明显的程式化特征,或适用于学究们的研究,或适合于儿童们的游戏;而且,它们对知识的积累,往往还会产生极大的误导作用。”5总之,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并非放诸四海而皆准,“这种形式化程序本身对于探寻真理而言,或许并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被赋予重要意义”6。 复次,如果将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视为理性的基础,那么这种“西方理性”并非西方所独有。在对世界历史进行考察后,作者认为古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和日本都存在着“西方理性”。“虽然西方在后来成为工业资本主义以及‘现代’知识体系发展的发源地,但东方对于那些古希腊成就,与西方一样拥有相当的所有权。”7 最后,理性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无必然联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东方人缺乏拥有理性所必需的条件;或者,即便是拥有理性,但也不懂得如何运用它”8。而理性的缺失正是东方无法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但古迪认为,西方理性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拥有一定特定的关联性。9否则,就无法解释古代印度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基督徒在商业中表现出的非理性。 第二章延续了“理性”的话题,讨论了“理性”在经济中的体现,即复式分录记账法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当理性的概念被运用到经济学之中,我们几乎就会毫不诧异地发现:经济学与簿记的概念结下了不解之缘。……韦伯、桑巴特(Sombart)、H.M.罗伯森(H.M.Robertson)和熊彼得等人,他们都认为所谓的‘理性的’或‘科学的’记账方法,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一种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这种复式分录记账法,对于利润与亏损、行为的理性化与生意的非个性化的计算才能成为可能(或至少起到一种推进作用)。”10也就是说,“理性的”簿记方法在西方经济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于这种说法,杰克·古迪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第二章开宗明义地写道:“这一章中,我将要讨论被看作是相关衡量标准中的第二种标准——复式分录簿记形式,也是站不住脚的。”11 首先,这种记账形式的重要性被夸大了。作者引用德裔美国经济学家耶梅(B.S.Yamey)的说法:实际上,“在19世纪之前……绝大部分企业采用的是单一的记账形式”。耶梅还认为:“商人及其财务人员常常回避复式分录系统所要求的精确的记账方式;这也说明:复式分录系统所具有的特点并不那么为人所高度重视。”12在古迪看来,“我们不得不对复式分录记账方法在资本主义本身的形成过程中所能发挥的关键作用产生诸多的怀疑。即使是复式分录的方法得以运用及其带来账目的平衡关系,也无法说明‘理性主义的利润追逐’能从这样一种‘狭隘的簿记方法’中获得多少成果。此外,关于这种簿记样式的成因还存在着另一种解释:复式分录簿记方法的形成,有可能是一种审美需求使然。……那么,从严格的商业(‘理性’)角度来看,复式分录的记账方法并不是一种必不可缺的形式”13。而且,即使是单一登录记账法在意大利被运用之前,弗兰德斯在商业方面就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因此,有些学者认为:中世纪所运用的会计方法并没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有效,只不过是夸大其词而已。14 其次,这种“理性的”记账形式也非西方所独有。经作者研究,在近东、印度和中国,都存在着相似的形式。“印度人所采用的记账方法,与出现在欧洲的记账形式相比,只不过没有那么精细复杂而已。”15而中国的“四角账”与西方的复式分录法在原则上也没有什么区别。16 从第三章开始,古迪将目光投向了亚洲,并将重点放在了讨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上。第三章认为,印度的资本主义是本国自身发展的产物。“如果说印度的生产关系正朝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不断迈进的话,那么,这种进程在绝大程度上是它自身发展的结果。”17 第四章分析了宗教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精神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印度教思想,以及种姓制度,则通常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阻力。但经过研究,古迪提出:“印度社会历来支持商业行为和金融活动;因此,我们很难说印度教就一定是其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再说,印度教也并非是印度唯一重要的本土信仰。”18而且,“要说有什么阻力的话,那么,其程度也不至于超越其他的教义”19。 第五章和第六章谈到了家族关系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群体关系——包括印度的种姓制度和中国的宗族关系——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学者(包括韦伯)认为:印度的种姓制度和中国的宗族制度,对‘资本主义’活动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而‘资本主义’行为有赖于官僚政治的(即从本质上来说是非家族的、非裙带关系的)组织制度,唯有这样的组织制度才能与个人主义相结盟并激发出企业家精神。按照这样的理论,发展的阻力不仅仅来源于家族所延伸出来的群体关系,而且来源于家族本身。”20古迪在第五章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论证,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家族关系非但不是经济发展的阻力,而且还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明显地体现于商业活动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早期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方面。”21第六章则分析了西方的情况,事实表明,亲属关系在西方社会的发展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家族关系是东西方共有的,而且都发挥了积极影响,不是导致东西方差距的原因。 第七章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比较抽象的研究。作者在文中表明,资本主义的若干要素——即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工厂模式,以及资本在商业中的运用——是普遍存在的。所谓的普遍存在,包括从地域上讲,不限于欧洲;在时间上讲,不限于近代。 杰克·古迪在最后一章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总结。首先,东西方是建立在共同遗产之上的。“我们可把着眼点置于欧亚两大区域的共同遗产上——来源于青铜时代的都市革命及其新的交流手段(书面文字)、新的生产方式(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包括冶炼、犁耕和轮转等)和新的知识系统的运用。”22其次,东西方存在着差异,但差异被夸大了。“我们并不否认文化传统(包括欧洲文化传统)方面所存在的特殊性,但不可过于夸大这些特殊性,尤其是在涉及我们自己的社会(尽管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的时候。我之所以要重申这一点,是因为那种夸大特殊性的思维大量存在于西方的思想界和学术界。”23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东西方的关系,那就是“大同小异”。

二、该书的价值

在近代,西方取得了发展优势。于是,学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西方获得优势的原因,其中不乏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理论。但“欧洲中心论”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近几十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诟病。《西方中的东方》的价值不限于对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揭示了“欧洲中心论”的内在逻辑。“欧洲中心论”的内在逻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夸大地解读历史发展。这种夸大包含以下几点内容。首先是夸大某些要素的重要性。例如,在书中批判的观点中,理性、复式分录簿记形式、宗教因素、家族关系等都被赋予了某种决定性的意义。这就大大地夸大了这些要素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而这些要素又往往会被标上“西方”或“东方”的标签,之后再进行诠释:凡是“西方的”就是积极的,如理性、复式分录簿记,新教伦理,从而忽视了其中可能存在的消极因素;凡是东方的就是消极的,如印度教的思想、家族关系,并忽视这些要素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的积极影响。其次是夸大西方的优势。西方的发展优势主要是在近代建立起来的,但部分学者却倾向于将这种“阶段性”优势夸大为“永恒”的优势。也就是说,现在西方的优势得益于从古希腊开始的古典传统,只要这一传统得以延续,西方就会继续获得繁荣。再次,夸大精神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东西方的发展差异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有一种观点却强调某个单一因素,尤其是精神因素,在欧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许多西方人总是坚信:“他们”(或他人)并没有如“我们”那样地思维,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所在。24于是,该书重点讨论的“理性”就成为了西方“思维”的代表。西方人认为,东方要么是缺乏理性,要么就是拥有理性,却不知该如何运用。因此,以理性为代表的西方思维在历史中起到的作用被无限夸大了。用杰克·古迪的话说,就是将某种重要的历史进展看作是一项特定的认知成就,而且要把它归结为人类所具有的一种抽象的精神品质。25这使得历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唯心主义。 第二,二元对立的思想。传统观点认为,西方与东方属于不同的体系。西方世界源自希腊和罗马等地中海社会的古典传统,并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西欧工业革命时期达到了巅峰;而东方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世界历史的发展存在着二元性,西方是一个模式,东方是另一个模式,而且两个模式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东方模式是亚洲陷入停滞的重要原因。 第三,双重分析标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欧洲中心论”在看待问题时存在着双重分析标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东方社会不具备支持资本主义发展要素,如书中列举的理性、簿记方法等,因此只能复制西方的发展模式,将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引入东方。这就是东方缺乏创造性的表现,也就是缺乏理性,或落后的表现。这就是说,学习或引入的一方是落后的,而且落后还要上升到精神层面。但这一逻辑只适用于东方对西方的学习,而不适用于西方学习东方,或西方国家之间的学习。换句话说,东方学习西方说明东方落后,而西方学习东方,或法国学习英国则是前者开放性的表现。这就是双重分析标准的一个表现。此外,正如古迪所说,那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在东方也是普遍存在的。面对事实,这些学者就会用“亚洲例外论”解释。“亚洲例外论”意味着分析欧洲的方法不适用于亚洲,分析亚洲需要另一种方法,因此“亚洲例外论”也就成为了双重标准的另一表现。 纵观全书,杰克·古迪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反驳。作者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降低了理性和复式记账法的重要性。而在第四章到第六章中提升了东方的宗教和家族关系的积极意义。这一“降”一“升”表明东西方只是存在“小异”。此外,书中讨论的各个要素,在东方和西方都是普遍存在的,没有哪个要素是某一地区特有的。这说明东西方之间的“大同”。总之,用一句话概括作者的思路就是证明东西方“大同小异”,东西方是平等的,建立在共同遗产之上的。 在此基础上,杰克·古迪对二元论和双重标准也进行了批驳。他在书中明确反对二元论的方法:他们将“我们的”个人主义、理性和核心家庭与“他们的”集体主义和大家庭进行如此鲜明的对比,其本身就是一种误解。这些差异更多地是属于程度范畴,而不是属于类型范畴。26“总的来说,我们最好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宜一概而论;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一味地采用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要更多地考察存在于两极之间的变量因素。”27总之,摒弃二元论是认识世界近代发展的必要条件。古迪认为采用双重标准也不合理。在第二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按照我们常常所采用的推论方法:‘我们’(西方人)发明了复式记账法,而‘他们’只是借用了这一方法,并由此推断出他们是缺乏理性能力的;那么,在欧洲,这种方法是由意大利人创建的,而后却被荷兰人和英国人所借用,这又该当做何解释呢?难道我们因此可以说: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是缺乏理性能力的吗?让我再把这一论点推移到另一个‘发明’上来加以说明。假设原子裂变的发明首先出现于英国,难道我们就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美国人(或俄罗斯人)在这项发明上相对‘落后’,就阻碍了他们在有可能与此相关的道德价值,至少是文化价值的特质上开创出某种先进性吗?”28

三、该书的启发

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该书的内容不难发现,虽然作者对一些传统观点进行了批判,但这些批判书中还主要限于对“点”的层面。而且,破论有力,立论不足。按照古迪的观点,欧洲与亚洲的发展基于同样一个基础,东西方“大同小异”。既然两者从本质上“大同”,而“小异”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东西方会在近代出现巨大的发展差异呢?不少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是西方获得发展优势的原因。于是产生了第二个问题:东方为什么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该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的。但这个命题意味着东方也应该发展出资本主义。如果东方和西方都应该发展出资本主义,那么这就暗示着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换句话说,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种文明都要经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是资本主义与西方崛起的关系。西方的崛起得益于资本主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施行资本主义就会带来崛起呢?简单地说,这一命题暗示着资本主义与崛起之间构成了“充要条件”。这种“充要”关系的依据是什么呢?第二,资本主义或者说典型的资本主义是西方的产物,用资本主义作为标杆去衡量世界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用西方的标准去衡量世界,西方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标准,这是否回到了“欧洲中心论”的框架下呢? 回到最初的问题,西方为什么会在近代获得发展优势?古迪在书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他在书中的论述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启发,笔者将其概括为“系统僵化”。如果将一种文明比喻成生物有机体的话,那么这个机体的发展就需要“新陈代谢”。所谓的“新陈代谢”就是一种文明可以吸收新的文化要素,同时消除不合时宜的文化要素,也就是进行文化的吐故纳新。一旦某一种或几种文化要素成为“金科玉律”,那么整个文明的“新陈代谢”就会出现问题,导致发展迟缓,这就是系统僵化。 古代东方的发展优于西方,是因为西方陷入了系统僵化。正如作者所说:“自西方的古代经济崩溃之后,其知识体系以及其他的文化形式均陷入了一个普遍衰退的时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衰退应当归咎于对于一种局限性的宗教文化的刻意选择,接着又将某些典籍奉为圣旨来遵从,并排除异己(被认为是异教徒)思想。”29也就是说,欧洲中世纪的衰退源于两点。一是“将某些典籍奉为圣旨来遵从”,这使得西方文明无法“吐故”;而“排除异己”又使其无法“纳新”,文化要素无法进行更新,陷入了系统僵化。而同一时期的中国较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但在近代之前也陷入了系统僵化。汉学家格雷厄姆(A.C.Graham)认为,早期中国人的基本信仰是开放性的,并遵从着“理性实验”的原则。中国之所以没能开创出“一种持续性的理性主义传统”,是因为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变成“金科玉律”而打破了这种局面。30在古代社会后期,东方和西方同时陷入了系统僵化。近代西方之所以获得发展优势,是因为其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打破了固有的条条框框,用更加开放的态度面对世界。而这恰恰是东方不足的地方。因此,导致东西方发展差异的原因并不在于某一种或几种因素(如理性、复式分录记账法、宗教伦理等),而在于这些因素背后的运行机制。在某一历史时期内,任何一种文明都需要建立在某些文化价值之上,但如何处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关系,避免陷入“系统僵化”成为一个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注释

1[英]杰克·古迪:《西方中的东方》,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2[英]杰克·古迪:《西方中的东方》,第4页。 3同上书,第5页。 4同上书,第10-11页。 5同上书,第11-12页。 6同上书,第14页。 7[英]杰克·古迪:《西方中的东方》,第31页。 8同上书,第40页。 9同上书,第39页。 10同上书,第48-49页。 11同上书,第48页。 12同上书,第63页。 13[英]杰克·古迪:《西方中的东方》,第63页。 14同上书,第65页。 15同上书,第79页。 16同上书,第83页。 17同上书,第118页。 18同上书,第128页。 19同上书,第130页。 20[英]杰克·古迪:《西方中的东方》,第151页。 21同上书,第178页。 22同上书,第250页。 23同上。 24[英]杰克·古迪:《西方中的东方》,第34页。 25[英]杰克·古迪:《西方中的东方》,第85页。 26[英]杰克·古迪:《西方中的东方》,第273页。 27同上书,第183页。 28同上书,第85页。 29[英]杰克·古迪:《西方中的东方》,第35页。 30同上书,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