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明珂新著《游牧者的抉择》
本书是王明珂教授在“华夏边缘”（汉代中国的北方社会）问题上的又一力作，在经年的探索与累积的基础上，作者将目光投注到了游牧社会早期的形成与构成当中，力图在追溯中扩展问题本身的维度，同时也力图在实践中，推进相关课题研究方法和思考层次。同样重要的是，作者在前言和序论中的综论性文字，几乎就世界范围内历史人类学相关研究的成果、水准及优劣给予了评介，于相关专业的老师和学生来说，还有索引的意义。
就内容来看，本书所做的是跨学科的推进式学术研究，提出了新颖而有原创性的概念，并给予了有力的分析。作者的长处在于能在大量的史学材料中探索出秩序与统一的结构，而本书中，作者尤其结合了更多的考古资料，在具体个案研究中，作者不光推进了对象本身的研究，而且能够得出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结论，即在方法论方面有所启发。
作者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提出并建构了“历史记忆”的概念，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用这一概念讲述了羌族的历史（现实存在）和“历史”（文本存在）的互相造就，而在这本新的著作中，王明珂先生在用“历史记忆”这一概念分析过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或各自内部的互动问题后，开始直接去追溯“历史记忆”究竟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本书虽基于此前的所有积累之上，却成为其此前的几本著作的“前传”。
王明珂教授进入历史人类学是由游牧社会人类学这门专业开始的，这体现在本书中大量且完整的国际游牧社会研究的著作成果以及作者本人极富见地的分析评价。过去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王教授除了系统修习了游牧社会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大量翻看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外，还在内蒙古、四川、宁夏、青海、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田野考察，造访当地博物馆及考古遗址，穿越准噶尔盆地、毛乌素沙地与长城，观察贺兰山、阴山、天山与巴里坤等地的自然环境生态与古人类活动遗迹。对中国北方边缘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生态的现状有深刻的体会，结合经年累积的历史材料和理论背景，写就了这本讲述汉代北方部族的学术著作。作者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径，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早期中国北方多元的游牧社会作一新考察。在作者看来，汉代中原王朝与其北方游牧部族的互动曾造成三种不同的华夏边缘，也是三种人类生态本相——蒙古草原的匈奴、甘青高原河谷的西羌、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后来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模式化历史事件，许多都可溯及形成于汉代的此三种华夏边缘。
从学术角度来讲，学术界普遍认为，受资源不稳定性和移动性的影响，游牧社会通常奉行“自由平等”的原则，然而这一结论又无法解释“游牧帝国”的出现，这一矛盾在国际游牧社会研究领域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王明珂认为，中国汉代时期北方地区三种不同类型游牧部族的同时存在正好为这一“难题”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并给予了充分的解释。究竟有哪些因素在影响并决定着游牧人群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他们与自然、与外界如何共生共存，这些问题在这个研究中找到了很好的答案。正如考古学者罗丰教授所言，“没有哪个古代帝国的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也没有哪种文字中留下像汉文一样对于游牧民族的丰富记载；然而当下游牧民族研究却是西方、俄国或日本学者的领地。当读完这部非凡拔俗的著作后，我们可以略感自豪地宣称，游牧世界的研究中终于增添了一份中国经验——从理论到微观。”（按：关于西方世界的“中国北方民族研究”可参考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一文）
从现实意义来看，王明珂教授在本书中指出，“游牧”不只是一种生产、消费与交换的经济手段，它还需要特定的社会组织、社会价值观来与之配合……对于熟悉定居文明社会价值体系的“我们” 来说，游牧社会研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挑战、刺激我们的知识理性；因为这样的刺激，我们或可得到些反思性新知。对于西藏问题、对于川西羌族问题，王教授都曾经提出过极富启发意义的论断，作者的出发点在于，只有实现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真正的沟通，来能实现有效的对话与共处。因此在本书中，作者的视角由川西地区扩展至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的少数部族，作者期望通过情境化与反思性的历史知识，形成对当前中华民族体制下汉﹑满﹑蒙﹑藏等民族历史关系的一种新体认。诚然如人类学者王铭铭指出的，“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中最重要之事，莫过于指出，以定居的乡土格局来形容中国社会是有问题的。‘中国乡土定居性理论’抹杀了我们历史经验中的许多‘另类元素’。本书为我们呈现了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诸种形态，使长期被我们视作“他者”的匈奴、西羌、东胡及其后裔，成为我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步骤。”
王明珂教授曾经指出，对于今日游牧社群的日益消失，很重要一个原因在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与此相伴而来的是清晰的“国界线”取代模糊的“边缘地带”，这对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族来说，无疑是切断了他们的生命线；这样的观点同样可以引申到学术中，伴随现代“学科”的出现，学科界限也等于是切断了学术的生命线，如今看来，“各自为政”的学科研究越来越成为无源之水、行将枯竭，而王明珂教授的研究，研究对象包括历史文献、考古器物、自然环境、现实风俗、学科理论，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他的现实关怀，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所从事的事业的反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的研究是跨界的，是具有明晰的自觉意识的，而这一自觉性于人文学科而言无疑是最难能可贵的。本书得到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肯定，许先生亲自为本书作序，他写道：“王明珂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导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这是一本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作品，很有价值。”而一直对王明珂教授的成果非常关注的北大历史学教授荣新江在读完本书后也指出：“作者既解构了旧史家的片面记载，又谨慎地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自己不要走过头。作者基于多年来对游牧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加之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的熟悉，本书可以说是王明珂一部更加宏观的著作，是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制作。”
就内容来看，本书所做的是跨学科的推进式学术研究，提出了新颖而有原创性的概念，并给予了有力的分析。作者的长处在于能在大量的史学材料中探索出秩序与统一的结构，而本书中，作者尤其结合了更多的考古资料，在具体个案研究中，作者不光推进了对象本身的研究，而且能够得出具有普遍参考意义的结论，即在方法论方面有所启发。
作者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提出并建构了“历史记忆”的概念，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用这一概念讲述了羌族的历史（现实存在）和“历史”（文本存在）的互相造就，而在这本新的著作中，王明珂先生在用“历史记忆”这一概念分析过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或各自内部的互动问题后，开始直接去追溯“历史记忆”究竟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本书虽基于此前的所有积累之上，却成为其此前的几本著作的“前传”。
王明珂教授进入历史人类学是由游牧社会人类学这门专业开始的，这体现在本书中大量且完整的国际游牧社会研究的著作成果以及作者本人极富见地的分析评价。过去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王教授除了系统修习了游牧社会研究的理论成果和大量翻看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外，还在内蒙古、四川、宁夏、青海、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田野考察，造访当地博物馆及考古遗址，穿越准噶尔盆地、毛乌素沙地与长城，观察贺兰山、阴山、天山与巴里坤等地的自然环境生态与古人类活动遗迹。对中国北方边缘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生态的现状有深刻的体会，结合经年累积的历史材料和理论背景，写就了这本讲述汉代北方部族的学术著作。作者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径，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早期中国北方多元的游牧社会作一新考察。在作者看来，汉代中原王朝与其北方游牧部族的互动曾造成三种不同的华夏边缘，也是三种人类生态本相——蒙古草原的匈奴、甘青高原河谷的西羌、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后来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模式化历史事件，许多都可溯及形成于汉代的此三种华夏边缘。
从学术角度来讲，学术界普遍认为，受资源不稳定性和移动性的影响，游牧社会通常奉行“自由平等”的原则，然而这一结论又无法解释“游牧帝国”的出现，这一矛盾在国际游牧社会研究领域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王明珂认为，中国汉代时期北方地区三种不同类型游牧部族的同时存在正好为这一“难题”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并给予了充分的解释。究竟有哪些因素在影响并决定着游牧人群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他们与自然、与外界如何共生共存，这些问题在这个研究中找到了很好的答案。正如考古学者罗丰教授所言，“没有哪个古代帝国的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也没有哪种文字中留下像汉文一样对于游牧民族的丰富记载；然而当下游牧民族研究却是西方、俄国或日本学者的领地。当读完这部非凡拔俗的著作后，我们可以略感自豪地宣称，游牧世界的研究中终于增添了一份中国经验——从理论到微观。”（按：关于西方世界的“中国北方民族研究”可参考姚大力《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一篇书目式述评》一文）
从现实意义来看，王明珂教授在本书中指出，“游牧”不只是一种生产、消费与交换的经济手段，它还需要特定的社会组织、社会价值观来与之配合……对于熟悉定居文明社会价值体系的“我们” 来说，游牧社会研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挑战、刺激我们的知识理性；因为这样的刺激，我们或可得到些反思性新知。对于西藏问题、对于川西羌族问题，王教授都曾经提出过极富启发意义的论断，作者的出发点在于，只有实现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真正的沟通，来能实现有效的对话与共处。因此在本书中，作者的视角由川西地区扩展至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的少数部族，作者期望通过情境化与反思性的历史知识，形成对当前中华民族体制下汉﹑满﹑蒙﹑藏等民族历史关系的一种新体认。诚然如人类学者王铭铭指出的，“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中最重要之事，莫过于指出，以定居的乡土格局来形容中国社会是有问题的。‘中国乡土定居性理论’抹杀了我们历史经验中的许多‘另类元素’。本书为我们呈现了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诸种形态，使长期被我们视作“他者”的匈奴、西羌、东胡及其后裔，成为我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步骤。”
王明珂教授曾经指出，对于今日游牧社群的日益消失，很重要一个原因在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与此相伴而来的是清晰的“国界线”取代模糊的“边缘地带”，这对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族来说，无疑是切断了他们的生命线；这样的观点同样可以引申到学术中，伴随现代“学科”的出现，学科界限也等于是切断了学术的生命线，如今看来，“各自为政”的学科研究越来越成为无源之水、行将枯竭，而王明珂教授的研究，研究对象包括历史文献、考古器物、自然环境、现实风俗、学科理论，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他的现实关怀，对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所从事的事业的反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的研究是跨界的，是具有明晰的自觉意识的，而这一自觉性于人文学科而言无疑是最难能可贵的。本书得到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肯定，许先生亲自为本书作序，他写道：“王明珂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导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这是一本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作品，很有价值。”而一直对王明珂教授的成果非常关注的北大历史学教授荣新江在读完本书后也指出：“作者既解构了旧史家的片面记载，又谨慎地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自己不要走过头。作者基于多年来对游牧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加之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的熟悉，本书可以说是王明珂一部更加宏观的著作，是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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