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郑世家》桓公死于幽王之难辨析

《清华简》出以来，学者颇疑郑桓公未死于幽王之难，此事已有确论，不再赘述。只不过后人往往以此非难太史公误读《国语》，竟有人以此案两千年未破而怪罪太史公。后学必为太史公正名。

《汉书·地理志》“郑”条颜师古注引《春秋外传》云：“幽王既败，郑桓公死之，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所谓《春秋外传》即是《国语》。汉人尊《春秋》，将《国语》视作“春秋之外传”。将《国语》称为《春秋外传》则可见《汉书·律历志》，不详论。《隋书·经籍志》“春秋”条下有《春秋外传国语》（贾逵、虞翻、韦昭、孔晁、唐固四种注本）、《春秋外传章句》（王肃撰），可见颜师古作注时所引的《春秋外传》，当是唐代的《国语》通行本。而此句在今人整理本《国语集解》（“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中未见。《国语集解》以民国徐元诰《国语集解》为底本，而徐本《叙例》言：“传文以明道、补音二本为据，择其是者从之。”二本都为宋本，距颜师古作传有二百年以上，或许在唐宋之间此句已脱落。那么或许古本《国语》是有郑桓公死于幽王事的记载的。沈长云《郑桓公未死幽王之难考》一文详列文献所见郑桓公未死之史料，一为《水经·洧水注》所引古本《竹书纪年》，汲冢书在晋代才被发掘，故太史公未得见；二三两条证据为《世本·居篇》所记桓公徙拾事以及《左传·昭公十六年》所记子产之语。关于第二三条史料，我认为太史公应该是看到的，特别是《世本》更是《史记》成书的重要史料来源（关于《世本》和《史记》的关系所论很多，不详论）《世本》有专篇《帝系》、《王侯》、《卿大夫》等专门叙述各国世系源流的篇目。既然《居篇》有记郑桓公徙拾之事，那么是可以肯定《世本》是有记郑国世系的篇章的。这样我就可以推断在太史公确定《史记·郑世家》的世系并进行历史书写时，使用《世本·居篇》的可能性是远远不及专记郑国世系的篇章的。此外，《世本·居篇》透露出郑桓公未死的历史信息，按照文本一致性的原则，《世本》的郑国世系中应该也是记载了郑桓公未死于幽王十一年的。综上，我认为《史记·郑世家》中的史料源流应该是《国语》和《世本》两个系统。其中《国语》所记为郑桓公先是寄地十邑，后死于幽王之难。《世本》所记为郑桓公东迁立国。在今天有《清华简》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断《世本》为实。但是太史公当时连古本《竹书纪年》都未曾出土，对于这种上古之事，自然是难以判断的。 回到《史记·郑世家》的文本上来，我不是太认为司马迁会在有明确证据的情况下误读桓公之死的史料，而更倾向于司马迁面对的就是两种完全矛盾的、无法判断是非的史料系统，因此只能牵合史料，保存异处。就文本本身而言，《史记·郑世家》：“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二岁，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很值得注意的是“竟国之”之“竟”字。《说文解字·音部》云：“乐曲尽为竟。曲之所止也。引伸之凡事之所止、土地之所止皆曰竟。”可知在汉代时“竟”指的是一件事业最终结束、最终完成。反观《郑世家》中既然已经“献十邑”，自然已经完成了东迁立国的任务了，何必再重复言“竟”呢？所以我认为此处“竟国之”暗示了郑国东迁完成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并非在幽王九年就已完成。这句似乎对应的就是《世本》系统（也是我们今天认为是历史事实的）中郑桓公在幽王之难后东迁的史料。而下一句不必再说，史源自然是《国语》。我之所以认为第一句史源不是《国语》还有一证，《国语》中所显示的历史信息是郑桓公贿虢、郐二国方有寄地，主体上是虢、郐占据主动；而《史记·郑世家》所显示的历史信息是“献十邑”，是主动奉献还是战败割地都有可能，总体来说郑国是主动的一方。两者完全不同，应该不存在因袭。综上，我认为《史记·郑世家》在书写时存在史料误读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有晦暗不明之处，也极有可能是为了牵合两处完全矛盾的史料记载，保存异处所致。这种现象在《史记》中很常见，即使是对司马迁相当于“近代”的秦末汉初史料也存在这种情况，试举“巨鹿之战”一例： 《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当是时，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来，皆壁余旁，未敢击秦。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间自杀。卒存钜鹿者，楚力也。” 这两段是《史记》中所记巨鹿之战的基本史料，《项羽本纪》所言项羽击王离时，“诸将皆从壁上观”，项羽俘虏王离以后才参加战斗。而《张耳陈余列传》则是“诸侯军乃敢击围巨鹿秦军，遂虏王离。”两者记事完全不同，直接矛盾。难道说太史公也是误读吗？我觉得未免有些苛责古人了，司马迁应当是充分考察了巨鹿之战的遗址，采用汉朝官方或民间的文献记载以及他在实地访问当事人的记录（《太史公自序》有言，不赘述），从而得到了两种巨鹿之战的历史信息。太史公秉持良史之风，未作遽断，而是在本纪和列传中互见异处，保存了两种历史信息，或许还含有以俟后人之意。既然连“近代史”太史公都不敢贸断，而是保存异见，那么面对远在上古之事以及秦火之后文献已不足征的局面，太史公这么做我们也就能理解了。只不过郑国史料只能出《郑世家》一篇，不像“近代史”可以列出本纪、列传多篇，因此不得不在此一句中牵合史料，竟至有晦暗不明之处，我想作为后人也是要抱有“同情之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