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永远有权利追求独立和自由

一个女人，一个年过四十的中年女人，一个年过四十的卖烙饼的中年女人，伴随着逐渐消逝的荷尔蒙和性魅力，她的人生，多半也已经是要被定格的。这样的女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语境中，通常关联着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甚至几乎是被大众嘲讽与耻笑的对象。但是，在小说《白貘夜行》中，姚丽丽正是在见到这样一位女性之后，对自己看似安稳幸福的生活产生了怀疑与倦怠。在黑暗中，姚丽丽告诉自己那尚在青春期的女儿，“如果将来有一天有人对你说起独立、自由，你一定要先好好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独立、自由。”

到底什么是独立、自由？

对于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女性来说，这个简单而本质的问题都时刻与个体生命紧密相随。在百年的女性主义思潮中，几乎每个时代，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都多少因为现实环境的影响而产生新的答案、生发新的意义。比如，在凯瑟琳·约翰逊的时代，女性想要取得同等于男性的受教育、工作、参政等权利何其艰难，她们的独立、自由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是否有可能获得这样的权利。比如，在主张“身体写作”的埃莱娜·西苏等作家看来，女性的独立、自由非但不能以去性别化为代价，更应该在身体解放的基础上彰显女性的生理特性，即“她的肉体在讲真话，她在表白自己的内心”。

到今天，如同小《白貘夜行》中的姚丽丽一样，当大多数女性已经可以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更不必再受紧身衣的束缚时，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女性的独立、自由？这些年来，我们看到不少所谓“大女主”的影视剧作品，从《甄嬛传》《如懿传》到《欢乐颂》《延禧攻略》，其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集美貌、权利、金钱于一身，还通常会得到前赴后继的来自男性的臣服。大众文化中的女性想象，基本遵循网络文学的“爽文”逻辑，“爽”则“爽”矣，却严重缺乏现实的根基。抑或，这一想象本身即来源于创作者对女性现实处境之艰难的心理补偿。

不妨对比一下国外的影视剧作，从美剧《使女的故事》《我的天才女友》《致命女人》，到去年引发热议的电影《日本之耻》（日本）、《82年生的金智英》（韩国）、《婚姻故事》（美国），无不是将个体经验放置于现实环境的大熔炉内，抽筋剥骨地展示出当下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尴尬处境。这样的处境，中国女性亦未能幸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新闻媒体中不断出现有关家庭暴力、生育难题、职场骚扰，甚至所谓“女德”等现实事件时，我们影视剧中“大女主”不仅显得空洞虚浮，甚至让人感到愚人与自愚的气恼。

对于今天的女性而言，在大众文化的虚幻想象以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处境之外，是不是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

小说《白貘夜行》给出了答案。

在小说中，北方小煤城的四个年轻女教师，“在一起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怎么能离开这个鬼地方，然后跑得无影无踪，永不再回来”。她们像极了契科夫剧作《三姊妹》中的姐妹们，时刻幻想着“到莫斯科去”，到那个遥远的精神家园开启自己新的生活。小说中的她们，考研、谈恋爱、给远方的爱人写信……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逃离现实，远走他乡。许多年后，从未收到男友回信的梁爱华成了单身老姑娘；曲小红嫁给了煤老板的儿子，生了两个孩子又离了婚，在省城打工几年后回到小煤城；姚丽丽选择了最稳妥的生活，为人师表、相夫教子，看似是姐妹中最幸福的那个。没有人知道当初徒然消失的康西琳去了哪里，直到二十年后的某一天，梁爱华在百货大楼门口与她偶遇。

如今的康西琳，既没有衣锦还乡，也没有穷途末路。如同这篇文章开头所说的，她不过是一个年过四十的卖烙饼的中年女人。而这一连串的定语所抵达的想象，无不指向平庸、贫穷，甚至有点落魄、凄凉的人生境遇。婚姻、后代、金钱、权利，这些人到中年所倚赖的人生财富，二十年后重回故乡的康西琳一无所有。因此，她理应是羞于见人的，理应在那些幸福的老友面前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英国学者詹尼特·托德在《女性情谊》一书中，总结了文学史上的五种女性友谊：浪漫型、欲望型、控制型、政治型、社交型。大众文化中呈现的多是第一种，亲密、浪漫，而现实则复杂得多。小说《白貘夜行》中所隐藏的女性友谊，几乎涉及了以上五种。当初不告而别的康西琳再次出现在小煤城时，她的现状很可能成为其他三人人生的一面镜子——如果当初，她们像康西琳一样孤注一掷地离开家乡，现在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因此，当她们得知康西琳如今只是在百货大楼门口卖烙饼时，第一时间涌起的情绪既不是关怀也不是同情，而是如释重负。女性友谊的微妙性在这个细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康西琳过得不好，这无意间让其他人成了隐秘的赢家，当此之时，作为强者，她们必须表现出对弱者的怜悯与体恤，于是，姚丽丽乔装打扮，暗中观察着寒风中的康西琳，小心保护着她的“自尊心”。

然而，让她始料未及的是，作为一个卖烙饼的中年女人，康西琳的手掌粗糙，因为繁重的劳作而红肿皲裂，但她却不合时宜地为那双日渐衰老的手反复涂抹着护手霜。要知道，护手霜代表的是一种精致的生活，就像《哦，香雪》里的那个铅笔盒一样，代表的是遥远的另一种生活，而不该属于康西琳这样的劳动妇女。但是，康西琳才不管这些，她不仅用得如此自然，甚至还要“把手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然后很满意很欢快地把两只手捧在胸前，好像在做祈祷一样”。还有，这个卖烙饼的中年女人，居然还能在自己的小摊位上堂而皇之地读书，而且读的竟然是《尤利西斯》和《劝导》。在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现实的损耗、日常的消磨时，看起来最落魄的康西琳却还能够像许多年前一样，旁若无人地读着她心爱的小说。甚至，中年妇女康西琳还拥有着爱情，当其他同龄女性已经遭遇婚变或正在日复一日地承受着日常的琐碎时，康西琳还是像青春期的少女们那样，抱着“高兴了在一起，不高兴了就各走各的”的心态，肆无忌惮地向那个小她十岁的男友撒娇。

你相信这样的女性会存在于真实的生活中吗？

如同小说中的其他三位女主人公一样，我们大抵也是不信的。

这种“不信”的背后，是姚丽丽、是三姐妹，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对于中年妇女的固有想象，她们应该平庸而世俗，应该围绕着家庭、子女而碌碌无为，如果她还只是个卖烙饼的，那就更显得凄惨悲凉。而眼前的康西琳，不仅完全不符合这样的想象，甚至几乎摧毁了我们渐趋稳定乃至固化的社会评价体系。康西琳的摧毁性在于，她体尝了人生百味，也遭逢了几乎所有磨难，她爱过、恨过，富过、穷过，甚至还经历过牢狱之灾，人生的大起大落，应该让她更深刻地感受到如今处境的艰难与落差。然而恰恰相反，此时的康西琳看起来比任何人都快乐，她并不拒绝与故人相见，她放肆地笑、大胆地吃，她“失败”得如此坦荡——不，康西琳根本就不认为自己“失败”，她完全漠视那套大家心知肚明的评价体系，只过自己的日子、专注眼前的快乐，更不揣测别人的生活，她的坦荡、轻松、自得，反而让他人感到羞愧。

早在1942年初，女作家丁玲就已经告诉我们，“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三八节有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我们，更多地将“强己”的重点放在了取得女性的经济独立上。似乎只有那些经济上实现了独立的女性，才有可能不必成为男性的附庸，也才有权利谈论平等、独立、自由、尊严等精神层面的问题。但是康西琳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一个卖烙饼为生的中年妇女，显然经济能力相当有限，在这样的条件下，她有可能获得独立、自由吗？当小说中的曲小红坐在她前夫那昂贵的悍马车里时，或者当中学教师姚丽丽在小煤城赢得体面的生活时，她们看似拥有了多少女性梦寐以求的财富和尊严，但是，这种虚幻的尊严，却在那个当初被迫离开，如今又一无所有地回来的康西琳出现后被击得粉碎。

在小说中，作家将一个女性的尊严最大程度地赋予了康西琳。康西琳既没有稳定的生活、幸福的家庭或者富裕的经济条件，但即便是过时的妆容、粗糙的饭菜，依然能够让她获得多数人难以企及的快乐和豁达。当几乎所有人都沉沦在现实的泥淖中时，唯有康西琳，在经历了世俗的起落磨砺之后，依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也正是在这种热爱中，康西琳最大限度地保持着一个女性的尊严，这种尊严来源于自己的内心，既不依附于他人，也不依附于外在于生命的各种现实条件。

现在，或许我们可以回答开头的那个问题，“到底什么是独立、自由？”

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女性的独立、自由既共享着类似的特征，又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变化。在中国文学的书写中，我们见到过莎菲女士（丁玲《莎菲女士日记》）、见到过翠姨（萧红《小城三月》）、见到过司猗纹和苏眉（铁凝《玫瑰门》）、见到过多米（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也见到过吴为（张洁《无字》）……今天，我们又见到了康西琳。通过这个人物，年轻的女作家孙频传递出这代人对于女性身份的新的思考。康西琳的出现，或许某种程度上正在暗示着，在新的现实语境之下，在女性不必挣扎于饥饿、贫穷的基本前提下，当男性与男权意识不必再成为女性反抗与敌视的对象时，她们将有可能真正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就像康西琳一样，许多年后，她仍旧在读书、在恋爱，在一个个夜晚穿越巨大的坟墓，跳到汾河里面尽情地游泳。

在康西琳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独立、自由，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独立、自由。这个人物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却又尊贵无比。因为她的存在，我们可以相信，作为当代女性，我们不必再恐惧衰老、贫穷，韶华易逝或流水无情，我们永远有权利追求独立和自由。是的，我们应该追求的，是精神的独立、灵魂的自由。

文/行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