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从Acemoglu那儿学阶级斗争吗？

不知是从哪里听谁说过：好的模型应该要让人们在读后觉得理所当然，虽然他们读前未必知晓。如果按这个标准，那A&R的这本近20年前的新政治经济学模型集绝对称得上是“经典”。在读的时候，无时无刻不为作者的“机智”所惊叹：“竟然可以这样建模？我怎么之前想不到？”或者“竟然还能这样解读？我刚刚怎么没想到？”这种智识上的过山车，便是我读此书时的真实写照。

因此，如果对这本书做马后炮式的分析，还是可以用简单的逻辑讲清楚的。最核心的原则便是围绕经济利益的冲突论。本书严格建立在博弈论分析的框架之上，而博弈论的精神，便是“选择、互动和回报”。制度变迁（广义的制度，对应于一个均衡）是博弈中各行为体选择自己能使用的策略并互动的结果，而驱使个体顺应或改变某一制度的原因则在于个体对不同制度下自己相对效用的感知，而本书把这里的“效用”界定为由经济利益表示的间接效用。因此，身处状态A下的人们之所以想转向状态B，无非是他们预期状态B下自己的经济效用大于状态A。

可经济效用是从哪里来的？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预设是“心理上的零和博弈”，也就是说对所有人来说，收入的绝对增长是不重要的，自己相对于其他人的收入才重要（因此所有人的收入都可以表示为平均收入的比例，而生产力的进步、规模的扩张等与正和博弈相关的可能性全部被排除了），也就是说对经济效用的争夺表现为对再分配的争夺——富人想紧紧握着自己的钱，穷人则时刻准备分走富人的钱。只要收入差异客观存在，阶级之间的冲突便不可调和，最多只是被“抑制”——即达成某种博弈均衡。这倒很符合恩格斯和列宁的阶级与国家观，所以我认为如果要学习theory of class struggle，这本书还是要读的。

明确了基本的经济利益冲突观，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第一，有哪些状态可供选择；第二，如何计算自己在不同状态下的经济效用。在此之前，还需要对本书所涉及的“时间”进行一个评述。在博弈互动中，人们的行动永远在当下，但目光却能看到过去和未来，人们对过去和未来的认知反过来影响了当下的抉择。

（1）首先是“未来”，作者的一个贯穿全书的概念界定便是“de jure”和“de facto”的二分。何为“de jure”，就是写在制度或博弈的“规则”里的“你能做什么”，而“de facto”就是没有写在规则中，但在博弈互动中确确实实起作用的“你做到了什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democracy和nondemocracy中民众能够得到的利益。在nondemocracy中，虽然民众没有资格制定政策，但精英出于对民众revolution的恐惧，会在政策制定时向民众进行一定的妥协。此时民众虽然得到了好处，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之所以得到好处是因为自己revolution的可能性给精英带来了可信的威胁，一旦这种可能性不存在，精英又会收回这部分好处，所以自己的权力终究是“de facto”。那么更理想的状态当然是“de jure”，也就是democratization，自己制定政策。那么在博弈论的意义上，是不是“de jure”的区别便体现在了规则上，即“who is the leader”，谁制定政策，谁就是leader，另外一方只能是follower。所以A&R在书中说，“de jure”和“de facto”存在区别，根本上是因为人们不但关心自己今天的利益，也会关心明天的利益。

（2）另一方面，“过去”也对博弈的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在本书中出现的Markovian和non-Markovian strategies的区分，同样是无限期重复博弈，前者中各行为体只关心现在和未来的收益，到后者则还要关心历史。所以，对一个执行Markovian strategy的人来说，不管对方此前怎样对待自己，只要未来还能得到利益，就应该继续合作；但对一个执行non-Markovian strategy的人来说，只要过去对方违背过承诺，就应对其施加惩罚。所以前者可被称作“小人博弈”，而后者则是“君子博弈”，但两者都是可能的均衡。“君子博弈”虽然考虑了过去，但却为未来更大空间范围内的合作提供了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激励相容条件”。如果对精英来说，民众是有记忆的，会因过去自己的行为而惩罚自己，那在从民众身上攫取利益时也会留有余地一些。不过，non-Markovian strategy虽然理想，建模的工序却最为复杂，所以很多时候作者也是一笔带过。

在上述观念的引导下，全书的结构也就体现为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单调到丰富的序列。从第四章开始的全书第一组模型就是所谓democracy model，也是全书的benchmark。democracy model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全书奠定了两个最关键的简化。

第一是政策选取，incumbent能制定的政策只有两项：税率和转移支付（再分配），而由于一阶条件的限定，后者又由前者决定（由于deadweight cost的存在，高税收会给全社会带来效用损失，所以存在一个效率与公平的trade-off），所以实际上只能选择一项。这实际上是把国家视作一个吞吐资源的机器，是“阶级为自己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公共产品自然是不存在的，这和后来Besley的国家能力模型有很大区别。

第二便是个体在阶级层面上加总的方式。在社会选择理论中，根据Arrow的不可能定理，在几个一般性的条件下，一种把个体加总起来形成的democracy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后世的人们在想象democracy时便再也无法绕开Arrow，而不得不从在某些维度上放松不可能定理的假设出发，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在单维政策、单峰偏好条件下的“Median Voter Theorem”（MVT），而所谓的Downsian party competition theorem则把MVT拓展到了多维政策。为了在书中的二维政策的情形下运用MVT，作者采用了Downsian的假定，这也就固定了全书通用的各阶级内部的加总方法——阶级整体的意见被压缩为阶级内部中间选民个人的意见，为后文中把阶级间互动还原为代表性个体互动的简化策略奠定了基础。

因此，A&R对政治的理解是在收入分配不均的基础之上，政治会如何运作，也就是说，政治的一系列决策都是建立在某个更深层次的不平等之上的。人无论是基于自身的禀赋，还是结构性原因，客观上会出现收入的分化，而在一个以税率为唯一政策指标的unidimensional社会，富人和富人、穷人和穷人会天然地联合在一起，都不用什么“阶级意识”。虽然，现实中的policy space比这要广阔得多，这也就导致即使是democracy regime，其在政治决策中也是派系林立，阶级模糊。

在benchmark的基础上，模型不断丰富。第五章的第二组模型引入了少数人（富人阶级）统治多数人（穷人阶级）或精英统治民众的nondemocracy model。精英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但民众会施加revolution威胁，为了避免revolution，精英会对民众做出concession。这就给模型确定了两种均衡状态——revolution和concession。

可这章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引入了这两种状态的不确定性：①对revolution来说，不确定性来自集体行动的逻辑，民众并不必然形成足以威胁到精英的collective force，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由概率表示）。这个框架能推演出来的另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结果是threat的常态化会降低revolution发生的可能性——如果民众形成revolution的概率足够高（比如组织程度更好），那么未来对精英的threat就是充分可信的，故而精英会更愿意做出比较持续的、更高程度的让步，这时民众预期到了精英会做这样的让步，也就没有动力进行revolution；相反，如果对民众来说形成revolution千载难逢、来之不易，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那他们反而会“等死，死国可乎”，因为倘若今天不rise up，而是和精英达成妥协，明天一旦他们失势，精英必然会收回承诺。

②对concession来说，不确定性来自承诺问题，由于精英也是理性的，在他们可以没有危险地违背自己的承诺时，他们必然会这样做，这就是所谓“time inconsistency”。在博弈论中，有多种方法处理不可信承诺问题，首先是write enforceable contracts，这个需要有outside agency来令行禁止，一般是国家，但就算国家严格执法，也可能出现不完全契约的可能性；但当国家本身就是player，就没有外部力量制衡了，这时就来到第二种，即repeated game interaction——你不遵守承诺，那我refuse to play；最后一种便是removing the decoupling between the identities of the beneficiary of the action and the person taking the action，很显然，这是要democratization，把政策的决定权掌握在政策受益者（民众）的手中。A&R的一个假设是，精英无法承诺不滥用手中的权力，当然，精英是最怕revolution的，但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促使他们在刀尖上跳舞，选择一个介于“绷得住”与“绷不住”之间的线，对民众进行攫取（这是约束最优化理论的必然结果）。如果民众发动revolution的阈值特别高（也就是特别温顺），那么精英的攫取就多了一份自若。

第六章又加入了另外两种均衡状态——democratization和repression，两者都是由精英主导的，都意在防止revolution。作者推导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inequality和democratization的非单调性关系。因为inequality的程度本质上代表了相对于nondemocracy来说democracy下的再分配强度。社会的不平等程度高到一定程度，精英就预期一旦democratization，自己的利益会被分走得就越多，因此反而越诉诸repression而非democratization或concession；而如果不平等程度很低，那么民众也没有democratization的经济激励——所以说，只有在中度不平等社会，democratization才会作为一个均衡路径发生！

而在第七章，作者则加入了精英反过来发动coup，将democracy扭转会non-democracy的可能性，这在各种意义上都是民众revolution的镜像。而为了避免coups，民众中的median voter会想办法和精英妥协，比如说降低一些税率，但这样做也有危险，如果为了精英妥协太多，democracy本身的吸引力就会下降，民众可能会寻求更激进的道路，比如revolution，来自我超越。当然，revolution对精英来说是最坏的结果，所以在拉美会出现一些精英以“保护资本主义制度”为口号发动政变，颠覆左翼regime的案例，这被称为“defensive coups”，但很有可能，正是精英的coup威胁导致democracy的不稳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精英的defensive coups很像一种自证预言。到了这里concession、revolution、democratization、repression、coups五种可能性已经全部构建完毕，书中的八到十章则开始“play with this model”。

八到十章的主题分别是中产阶级、经济结构和全球化。看起来十分复杂的三个大议题被以一种相当聪明的方式还原为前面的一般性模型。比如讨论中产阶级就是引入一个收入和人口都介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这个阶级在有点钱时会和富人结盟，在没钱的时候会和穷人结盟，而相对于穷人来说，让中产阶级掌权比让富人掌权更容易接受，对富人来说也是如此——因此，中产阶级在模型中既是两面派，也是阶级矛盾的缓冲垫，更是由nondemocracy转向partial democracy，再转向fully democracy的关键因素，因为他们平滑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降低了revolution、repression和coups的可能性。

在第九章，作者用一个柯布-道格拉斯的三要素生产函数完全一致地推导出了前面的一般博弈框架的reduced form，此外还探讨了资本要素和土地要素对税收的反应弹性（刘瑞明：苛政猛于虎，当有老虎在后面追的时候，谁跑得快谁就能活下来，弹性大的跑得就快）。因为土地在税收面前的弹性最低，所以大土地所有者对再分配政策的敌意最甚，也最不支持democratization。而对资本所有者来说，自己手中的资本流动性越高、弹性越大，也就越不害怕democratization。

这就到了第十章，全球化的影响。按照新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观，全球化会缓解一个封闭经济体内部各种要素因各自的相对稀缺性而带来的收入差距，因此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一种reduction in the gap between the incomes of the poor and the rich, which leads to reduced political conflict。而——正如democratization和不平等的关系是非单调的，只有适度的不平等会带来democratization——如果一个社会已经非常平等（新加坡），那么全球化带来的改变反而会巩固其nondemocracy；但如果一个社会本就很不平等，那全球化会松解其矛盾张力，为democratization提供空间——到底哪个方向占主导，需要实证研究。全球化还有一个特例，就是对土地富余的国家，全球化会提高土地所有者的收入，而土地所有者对democratization的畏惧就会导致当地的nondemocracy得到巩固。金融上的整合也很有意思，对于资本流入国，全球化会填平当地资本富余者和其他人的收入差距（除非对资本的占据有垄断效应），从而和上述贸易带来的好处一样；对于资本流出国，则会提高资本的弹性（相当于海外的informal sector的扩张），使得国家的攫取在资本家面前越来越无力，此时民众的中间选民就不会向资本征收很高的税，降低了democracy的再分配性，而富人对democracy的接受度也就提高了。此外，在政治上，全球化也给coups的发动者带来了经济制裁上的压力。

当然，在击节赞赏之余，我们也要对作者的叙事心存警惕。A&R的简化固然漂亮，但简化本身势必是对现实的选择性表达。首先，A&R的一般性博弈框架抽掉了历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同一模型可以用来解释许多历史案例（当然，这在新古典的范式中似乎是常态，毕竟，经济学终究意在寻找某些人性中的普遍规律），从14世纪的农民起义到近代英国的光荣革命，再到20世纪拉美的政权更迭——作者所涉猎的历史再丰富，也免不了存在按照模型来挑选案例之嫌。此外，许多时候我们读到模型之所以有豁然开朗之感，并非因为模型把现实讲清楚了，而只是它从纷繁复杂的关联中抽出一条清晰分明的逻辑线，当你看到这条线后，你就忘记了其他的可能性——此时就算是豁然开朗也只是“坍缩”的豁然、“退化”的开朗。中产阶级扮演什么角色、土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到底是怎样的、全球化给一个经济体带来了什么……诸如此类复杂的问题原本在我们脑中只是模糊的一片，但这种混沌性也确乎是现实之多样性的结果，因此在这里也要安抚一下自己：混沌并非愚昧，清晰也不必然聪颖，在混沌中原地踏步固然滑稽，可在清晰中一意孤行则更加危险。唠叨这些，并不是在说A&R的模型错了、不必读，而是告诉自己：各家都有各家的道理，读了A&R，也不要忘了M&E，博采众长，多给自己提供一些可能性，不也挺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