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瓦勒·萨达维：战胜那些将你困在原地的暴力
本文系《零点女人》作者序，标题为译者所加
在我遇到一个被关押在盖纳提尔监狱的女人之后，我写下了这部小说。在这之前的几个月，我开始了一项关于埃及女性神经官能症的研究，由于当时我没有工作，所以能够把大部分时间都集中在这项研究上。1972年年底，卫生部部长辞退了时任健康教育处处长及《健康》杂志主编的我。这件事促使我走上了令当局不快的女权主义作家、小说家之路。
不过，这一遭遇也给了我更多时间去思考、写作、研究，以及处理前来看望我的女性的咨询。1973年，我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年，我的小说《菲尔道斯》，或叫作《零点女人》也得以问世。
我研究的想法，事实上得自前来寻求我的建议和帮助的女性，她们或多或少都有“精神病痛”。我决定从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中挑选少数几个案例，这使我经常去拜访一批医院和诊所。
“监狱”的概念一直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我常常想监狱里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尤其是女囚的生活。这也许是因为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我身边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因“政治罪”而在监狱中度过了或长或短的岁月。我的丈夫就曾作为“政治犯”被关押了十三年。所以一天我碰巧遇上一位盖纳提尔监狱女囚部的医生后，我就忍不住同他交流各种想法。后来我们每次碰到，都要停下来交谈。他告诉了许多因不同罪行而收监的女囚的事情，尤其是那些遭受不同程度的神经官能症，每周都要去盖纳提尔监狱医院的精神科就诊的女囚。
我的兴趣越来越浓，去监狱拜访那些女子的念头也渐渐成形。我只在“政治电影”中见过监狱内部的情景，现在我有机会参观真正的监狱了。当我的狱医朋友向我详尽地讲述一个杀过人并被判处绞刑的女人时，去监狱的念头变得越来越强烈了。我从未见过杀过人的女人。
狱医说他会带我去看她以及其他患有精神疾病的女囚。在他的帮助下，我获得特别许可，可以作为一个精神病学家拜访盖纳提尔监狱并给女囚做检查。他对我的计划很感兴趣，陪我走进监狱，带我在里面到处参观。
我一踏进监狱大门，看到这阴沉的建筑、铁窗及周遭严酷的环境，就被一种突如其来的阴暗击中。我的身体一阵颤抖。我怎么也不会知道，未来的一天，我会再次踏进这座大门，不是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而是作为一个囚犯，一个依据萨达特颁布于1981年9月5日的法令，同另外1035个人一同被关押的囚犯。当然，在1974年秋天的那个特殊的早上，我从未设想过被关在这堵高高的、光秃的、淡黄色的大墙之后的可能性。当我穿过内院，我瞥见那些女人的脸像动物一样藏在铁栅栏后面，她们那白色或褐色的手指缠在黑色金属栏杆上。
菲尔道斯起初拒绝在她的牢房里接待我，后来才同意会面。她一点一点地向我讲述她的故事，她一生的故事。一个可怕又精彩的故事。随着她的生活在我面前展开，我对她的了解越来越多。我对这个女人渐渐有了感情，感到钦佩，在我熟知的女性世界里，她是如此的与众不同。所以，这一天来了：我开始考虑写这部后来以《零点女人》或《菲尔道斯》之名为大家所知的小说。
不过，当时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我的医生朋友领我去看的那些监狱和精神病诊室里女性身上，她们成了我的研究中二十个深入探讨的案例的一部分，这份研究报告于1976年以《埃及的女性与神经官能症》为名得以出版。
然而，菲尔道斯以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留了下来。她从其他女性中脱颖而出，盘旋在我心中，有时也静静待着，直到有一天我用墨水把她写到纸上，在她死后给了她生命。1974年年底，菲尔道斯被处决了，我再没见过她。可是不知为何，她总是出现在我眼前。我能看见她就在我面前，看清她前额上的纹路，她的嘴唇，她的眼睛，注视着她带着骄傲走动的样子。1981年的秋天，轮到我被关到铁栏杆后面了，那时我总是注视着其他女囚在内院里走动，仿佛是在寻找菲尔道斯，尝试瞥见她那总是高高抬起的头，她那平静摆动的双手，或是她那棕色眼睛里的坚毅神情。我没法叫自己相信她真的已经死了。
在监狱度过的三个月，我结识了不少被指控杀害了男人的女人，她们中的一些人令我想到菲尔道斯；但没有谁真正像她。她是独一无二的。使她区别于其他女性的，不仅仅是她的容貌、仪表、勇气，或是她习惯从眼睛深处望着我的方式，还有她对生存的全然拒绝，对死亡绝对无畏。
《菲尔道斯》讲述了一个因绝望而被逼入最黑暗结局的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虽然悲惨而绝望，却在所有像我一样目睹了她生命最后时刻的人中，唤起了这样一种渴求：去挑战和战胜那些剥夺了人类生存、爱与真正自由之权利的暴力。
纳瓦勒·萨达维 1983年9月，开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