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人生的第一次可能——戴维斯的历史魔法

2023年10月21日，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在家中去世，享年95岁。对中文世界而言，戴维斯并不是什么热门的历史学者，以至于她的去世在学界之外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包括去世前刚刚出版的《边缘女人：十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事》中译本，也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读者。作为新文化史领域的开创者和领导者，戴维斯早已成为当代史学研究和历史书写的前沿顶流，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戴维斯与一批欧美学者共同开创了历史学的新纪元。相较于传统的以政治史和经济史为核心的历史叙事，战后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各类社会运动不断催生着对于“什么是历史”的新理解。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是，不断地社会运动是如何萌发的，这一点政治史等往往无法给予一个准确的研究。当历史学的眼光转向社会，思考个体如何汇聚成社会运动，个体的心灵和行动如何成为变化的导火索，一种更细微的历史取向便开始出现。戴维斯们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入了文化——观念的研究当中，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历史研究取向往往会以不同的叙事面向予以出现。在意大利，由卡洛·金茨堡《奶酪与蛆虫》领衔的“微观史”出现；在法国，以第三代年鉴学派的勒华拉杜里《蒙塔尤》和雅克·勒高夫等人完成了“新史学”“心态史”或“历史人类学”的转向；在美国，则以“新文化史”或“历史叙事学”（海登·怀特）的方式出现。不同的名词实际上指向的是一个共同的方向：那些细微的个体带着他们的时代开始走出历史的后台。

对于戴维斯来说，最出名的作品无疑是1983年出版并被拍成电影的《马丁·盖尔归来》，通过重新缀合材料的叙事功底，戴维斯重新将一个十六世纪法国乡村的故事展现出来，在小人物历史的空白处予以进行线索上的推测，将个人的理智与非理智、情感与爆发作为历史书写的粘合剂，这无疑代表了新文化史对传统史学——审慎与求真——的离经叛道，因此我们在阅读这部重要的文化史作品时，往往忽视了戴维斯对于档案文本的解读能力，这一点甚至持续到了她在21世纪的作品《行者诡道：一个16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之中。1997年，戴维斯将她通过常年研究和讲座、课堂论述的材料最终编纂为《边缘女人》这部作品。从风格上来说虽然同为新文化史作品，但相较于《马丁·盖尔归来》，《边缘女人》中十七世纪三位女性的故事无疑更为写实。犹太人、商人格莉克尔和天主教徒、修女玛丽依托于留存的个人传记、书信和写作作品，只需要进行档案的整理和转写即可；新教徒、昆虫学家梅里安则更为复杂，由于个人没有自我表达的传记存世，戴维斯只能依托于梅里安的昆虫绘图著作和旁人的论述材料重绘梅里安的个人人生，只有在这个故事中，我们能看到“马丁·盖尔”的影子。可以说正是通过《边缘女人》书写过程中充沛的材料，我们最终得见戴维斯在传统和新史学之间纵横捭阖的功底。相较于《行者诡道》，《边缘女人》的注释引用达到了150页之巨，其细密性可见一斑。

《边缘女人》中三个信仰迥异的女人，同属于当时欧洲的平民阶层，地位最高的梅里安也只是一个有艺术家传的女性，她们不是贵族也不是底层，这和当代一般的女性书写并不相通。戴维斯在序幕中构建自己与三位女性之间在当下的对话时就强调这并不是一部书写女性苦难的历史，而是书写身处边缘的人通过冒险找寻人生的过程。这里的边缘是书中第一个核心。除了我们理解中的十七世纪女性地位的边缘（但戴维斯在书中并没有着力描绘这一点，这说明这个边缘并非核心），格莉克尔作为犹太人和商人在反犹、反商的基督教世界，并最终落脚于法国边地梅斯，玛丽前往作为殖民地的加拿大传教，梅里安作为少见的女性博物学家前往苏里南殖民地调查昆虫，再加上三个人都有离婚的共同经历，这里的边缘是某种身份的边缘以及所处地理的边缘，与她们背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身份虽然给她们带来了一些不便，但这些不便依旧处于“合理范畴”，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平民都会遇到的状况，甚至延续至今天的社会当中。平民本身很难成为历史真正的主体，这一点并无太多特别，除了格莉克尔的故事勾勒出犹太身份更多的边缘性外。第二个核心则是印刷术和阅读文化，这一文化背景几乎贯穿于整本著作当中。三个人从小都受过不错的教育（无论是教会的还是艺术家传），像格莉克尔除了意第绪语还能掌握部分德语和希伯来语，并在自己的自传中引用在当时已经翻译为德语的希罗多德《历史》，尤其是经典的“克洛伊索斯寓言”；玛丽可以熟练阅读圣经和大量宗教文本，并在加拿大教堂工作时与土著交往，用超强的学习能力掌握了多种土著语言，写下用于传教的神学文本；梅里安在中年时代就用自己高超的绘画技术和观察能力出版了《毛虫》这一在当时有不俗名气的博物图册，甚至名列知名德荷艺术家名录。印刷、出版、阅读几乎构成了她们各自人生中的绝大部分。相较于明线上（甚至用做题目）边缘与中心的不断转换，印刷与阅读成了一条更为重要的暗线。

如果说大航海与殖民运动开辟的“新”地理空间，赋予了那个时代一批边缘人走上历史中心的机会，或者说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小贵族科尔特斯，猪倌皮萨罗，主教兰达，这些前往边缘之地的小人物，在这一宏大历史的变化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将边缘之地转化为一个人生的中心，但是他们仍然缺乏一个足够立体和细腻的人生形象。他们可以被纳入某种知识的历史，却难以进入一个心灵的历史。在15世纪古登堡印刷术草创之时，印刷的高成本无法让这一技术运用于日常生活，最大的用处在于为教会提供圣经的文本。直到十六世纪，这一技术才开始因经济成本下降开始有所扩展，比如印刷“赎罪券”，或是成为马丁·路德“异端”传单的助力。正是宗教需求推动了印刷术的发展前景，图书与私人出版也在这一时期成为可能。比如伊拉斯谟正是通过私人出版商马努蒂乌斯的印刷业而让自己的作品名声大噪，大量传播。卡洛·金茨堡在《奶酪与蛆虫》中书写的16世纪磨坊主斯坎代拉也在这个背景下得以阅读到如《十日谈》这样的人文主义作品，开启了自己独特的人生。作为共同生活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人，《边缘女人》的三位女性也代表了在印刷术发展下时代教育的可能性，甚至构成他们人生的文本也是需要通过印刷来实现的。没有印刷业的兴起，就没有教育，平民就很难拥有一种自我书写的能力，而这种书写，正是浓缩了阅读和思考的个人宇宙。我们在玛丽的书写中看到了她与自身欲望的搏斗，远离孩子的纠结和最终归信，在新大陆找到心灵宁静并和孩子和解的过程；在格莉克尔的书写中，我们看到她推翻犹太底层地位的宇宙观构想，将基督徒和非犹太人创造性的定义为“边缘”的过程（可以联系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权力关系倒转”的论述）。她把并在商业金钱利益和上帝教导的清贫之间的纠结的痛苦，恩爱的丈夫早逝的痛苦一起用自传完成了表达；梅里安则通过图册，将上帝抛下，尽情地为自然欢呼，同时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对陪伴她在苏里南调查的非洲奴隶和原住民的感激。她们每个人通过书写在时代内外穿梭，如果观看她们（包括金茨堡笔下的斯坎代拉），我们会发现文艺复兴时代那个大写的，具有突出个体性的“我”，在这里已经完成了一场退却：普遍的，细微的“我”出现了。构成这一切的就是印刷与阅读的暗线。

这种思路，不仅见于戴维斯一人。法国另一新文化史巨擘罗伯特·达恩顿在1989年出版的《印刷中的革命》和1995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中，希望通过阅读和启蒙运动乃至法国革命建立起社会意识上的联系，但在他的最新著作《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中，他转向去书写了一个行走在18世纪法国的图书商人的故事，正是在这里，他开始将重点转向于一个私人化的印刷——阅读心灵史：18世纪的人们可能看了什么书，他们喜欢什么书。这好像是一个从更大的社会文化命题下的“致命退却”，但实际上达恩顿与戴维斯一样，回归了新文化史的日常维度与个体维度。在印刷带来更大的历史可能之前，首先改变的，是个体追求并寻找自我的重要方式，是前所未有的古今之变。

在《边缘女人》里，我们仿佛又看到了戴维斯本人：边缘与中心的不断转换，从边缘发出历史的声音，这不正是她的叙事功底和档案能力吗？印刷术为17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女性提供了一个书写自我与自我对话的时代，那么这个空前便利的档案阅读和信息查询的时代，又未尝没有为戴维斯及更多的人提供一个新的宇宙。在她为勒高夫《炼狱的诞生》所写的书评结尾，她写下了这样一段移植到《边缘女人》中也丝毫不会突兀的句子：

这形形色色的幸福结局在当代读者——如今，我们面对的是“死亡”或者说至少是自然的死亡的“衰落”——看来可能没什么。但就像雅克·勒高夫的书在论述炼狱的诞生时展示的那样，这些幸福结局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被当作一个与权力的、阶级的和控制的结构密切相关的想象系统；每一个这样的系统，都是一个更大的进程的一部分。而创造广泛的社会情绪，改变文化的范畴的，正是这个进程。他的书不但说明了这些想象系统早期的历史，也展示了怎样通过它们来洞察过去密实的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