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月亮升起

爱？什么？

在1797年出版的三册《儒斯丁那，美德的不幸》中，萨德不断折磨作为“善”化身的儒斯丁那，这样做是为了将“善”的秘密撕扯出来。最后儒斯丁那被闪电劈死，闪电既可以是纯洁，也可以是狂怒的意象，她的姐姐朱丽叶特（也就是《朱丽叶特，恶的兴盛》的主人公，同年出版，这两本书常常被合并成一套十册的全集）则弥补了萨德无法从“美德”那里获得的。朱丽叶特的秘密被揭露，但秘密不会因为被揭露就结束，因此她必须一直作恶下去。“善”被羞辱，因为她的秘密拒绝被揭露：恶被赞美，因为她是已经被揭露，但永远不会因此完结的秘密。

欲望不能被满足

秘密不能被解开

我之所以爱你，不就是因为我想占有你所有的秘密吗？

因为我不能占有我的秘密，所以我无比渴望占有你的。

欢迎来到地狱，鸡奸者

克洛索夫斯基笔下的萨德想要的“越界”已经不是“越界-禁令”游戏里面的“越界”，而是一种不需要“常态”的“反常”。萨德通过在“常态”中“重申”，引入了一个全新的变量：“质变”，“质变”后“常态”就被一种“完全畸变”(monstruosité intégrale)所取代。克洛索夫斯基特别强调“完全畸变”不是“言说”，而是一个“姿态”，“因为‘言说’会取消‘姿态’的单一性”。在萨德这里，被言说的语言永远是他那个时代最流行的理性无神论，但是“姿态”却不应该被编码进任何逻辑语言。这样的“姿态”的一个最常见例子就是鸡奸(Sodomie)。

鸡奸不光是对基督教话语的蔑视，更是对人类生殖性的冒犯，如果人性的基石还是生殖的话，那么在这里就有一个更加大的废除“类属”的野心：人不是“人”。把鸡奸按照性别再细分的话，萨德的女英雄通过鸡奸废除了女性作为受造物的最大枷锁：感官上的被动，而且在萨德笔下，这种被动一经废除就被转换成为了智力上的强大。而男性鸡奸者则夺取了一个同样伟大的神话般的胜利：通过鸡奸儿子，“父亲”推翻了婚姻，也就是妻子-“母亲”的暴政，实现了“自然”对法的反征服。鸡奸是萨德乐于看到的，鸡奸是实现萨德在《卧室里的哲学》中所憧憬的全民娼妓化的第一步。

“Sodom”这个名词的意思就是“焚烧”。地狱之火永不熄灭，所以“Sodom”就是地上的地狱，而这个地狱完全是人类因为冒犯天主而自找的。有人的地方就得有地狱，总有一些人需要下地狱，否则人不知道自己和天主的界限在哪里，生与死的界限永远不能覆盖人与神的界限。萨德一定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借Saint Fond之口说，他相信有来世，在来世他还会继续折磨他的受害者，让她再“死”一次。萨德到底还是基督徒：第二次的“死”，也就是那唯一的死，其实就是天主教所说的“公”审判，而在公审判之前还有一场“私”审判，也就是萨德那里的第一次“死”。

拉康把萨德的二度死亡直接等同于弗洛伊德的涅槃原则——刺激彻底归零。

这就是萨德在Saint Fond这个角色身上暴露出来的悖论：他绝对不接受身体会泯灭的可能性，不论这具身体多么罪恶，他也在想象一个来世，就算来世是地狱。这里隐约可以看到某种对“救赎”的的需要，通过永恒的诅咒达到救赎。“死”两次等于不死，萨德的共和国拒不承认死，死是什么？躯体解体，但是解体不代表静止，不等于归零。身体只是不再为“人”存在罢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光不是“我”的身体，而且“我”还要“你”的身体（我一直认为“绿帽癖”背后的机制是这个）。萨德本来就拒认“人”在自然面前的特殊性（他直接在《朱丽叶特》开头就致敬了斯宾诺莎）。最重要的是对“创世”必要性的拒认——“创世”不必要，泯灭不可能。但是萨德最赞美的就是泯灭！

解决这个悖论需要回到萨德之前1600多年的诺斯底主义黄金时代。公元2世纪东方教会的著名教父Irenaeus曾经记录下了一个名叫Carporactes的诺斯替流派。

《玛窦福音》5：25-26

“当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赶快与他和解，免得对头把你交与判官，判官交给差役，把你投在狱里。

我实在告诉你。非到你还了最后的一文，决不能从那里出来”

天主教传统上认为这段经文是在暗示“炼狱”，而Carporactes和他的门徒们则做出了一个直到今天看来都有一些惊世骇俗的解读：人被投入狱中不可避免，因为人受造就已经欠天主的债，所以，得救的正路是：先犯尽一切罪，再受尽一切罚。犯罪是造物主要求的“贡品”，为永生必须的一笔债务。人应该一被诱惑就去犯罪，越早犯光所有该犯的罪，越早得救。

所以比起Saint Fond，朱丽叶特，萨德共和国的女王，才真正奠定了恶的救赎论：一有“善”冒头就作恶，那样一旦你停止作恶，“善”也跟着被掐灭了。按照这个“唯快不破”的原则，为了避免在来世等待救赎的耻辱，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此世不断作恶，直到彻底毁灭天主的造物(《儒斯丁那》中的化学家Almani毕生就在思考怎么把埃特纳火山炸开，一次性夷平全世界），不要有来世！如果放荡者真地要死，那绝对只死一次。

解放者朱丽叶特

《朱丽叶特》中教宗庇护六世指出有两个“自然”，一个是“人的自然”，另一个是“原始自然”。前者仍然受制于后者的法则：自保，繁殖...但这些法则，对于“原始自然”本身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萨德就是这样论证人在“自然”面前的卑贱。但是萨德不是自然神信徒：随着人的不断自我扩张和繁殖，人和“自然”的战争早就打响了，对此，萨德的解决方案是：人不要繁殖人，人去毁灭人，因为“自然”本来就没有给人强加繁殖的义务，而人哪天不繁殖人了，就等于把这个“机会”还给了“自然”，让“自然”开始繁殖人，让“自然”做一件它原来觉得没有必要的事情。那么“自然”如何“繁殖”人呢？很简单，杀旧人，造新人，循环往复。

克洛索夫斯基指出：萨德的“自然”就是这样成为了他自身盲目法则的牺牲品。拉康在《精神分析的伦理》中基本上沿用了克洛索夫斯基的这个说法，拉康说：“‘自然’要从自己的法则中解放自己。”其实最需要被解放的是萨德本人。而正因为萨德无法解放自己，所以“自然”也几乎不可能解放他自己：因为如果“自然”只有一个选项：那就是通过毁灭他的所有受造物来解放自己，那么她最后也会毁灭自己。

做不到的。

所以，萨德也不可能毁灭他的欲望，那样他自己也跟着一道毁灭了。既然“自然”都不可能毁灭万物，何况人 ？所以人不用为不能毁灭万物而苦恼，更不用为毁灭，这样一件自己根本没能力犯下的罪行去忏悔。借现实中被拿破仑羞辱的庇护六世之口（拉康在《康德与萨德》中引用的那部克洛代尔的历史剧《受辱的父亲》也写的是庇护六世），萨德对“自然”的想象已经从“至恶至圣”变成了其自身法则的第一个牺牲品。克洛索夫斯基从庇护六世的口中发现了两股力量：

a. “自然”夺回绝对控制权的意志

b. 统摄了“生” 与“死”的永恒运动法则，在这条法则下，“创世”一刻不停。

如果a要突破b，那么a就反过来“唤醒”了b。而a和b的每一次交汇，都意味着恶的一次升级。把萨德的“重申”看作是尼采的“永恒回归”的先驱并不牵强。

萨德究竟该如何实现纯粹毁灭呢？别忘了，萨德还要照顾另一个原则：暨“创世”的不必要性。所以，克洛索夫斯基认为，如果萨德要取消他者就必须也取消自我。拉康在他的论文中几乎照抄了这个观点。要实现对“邻人”的取消，需要的是毁灭这个行动的“重复”，随着行为被重复，毁灭本身也被否定，毁灭被剥夺了一切内容，只留下了“数量”作为施虐的对象。所以只需要否定“数量”，他者和自我的现实性就也跟着一起被否定了。随着“邻人”和自我同归于尽，享乐也和毁灭切分，毁灭这个时候，成为了欲望的纯粹形式——“自然”只有通过毁灭它自己的作品才能获得自由。

但是在“重复”为王的萨德共和国，这这终究是不可能的，因为萨德的英雄无法取消“邻人”，否则“重复”就失去了享乐，这早晚会让主体暴露在“善”面前。所以，其实萨德已经否定了毁灭必要性——“ 冷漠”就是答案，再一次向朱丽叶特致敬：一有“善”冒头就作恶，那样一旦你停止作恶，“善”也跟着被掐灭了。

共和国

我们还是说回庇护六世的“自然”与人的分裂，在基督教文明里，“自然”与人的对立的源头是来自东方的诺斯替主义。诺斯替主义的“流溢”体系中，位于最底层的是物质世界的造物主“Demiurge”,运作整个诺斯替宇宙的法则是Nous, 或者Logos，其道成肉身就是基督。从最底层的“Demiurge”到最高层的“Pleroma”之间有差不多30层“世界”(Aeon)。一些诺斯替主义认为“Demiurge”会阻挠作为他的造物的人去接近Nous，比如有个Naassenoi派，他们最崇拜的就是伊甸园里面那条蛇，因为蛇给人指出了“知善恶果”。诺斯替主义者普遍弃绝一切物质生活(Carporactes是个例外)，极端强调物质和精神的对立。对早期基督教来说，构成了最大威胁的诺斯替主义是马西昂主义，但有趣的是马西昂本人留下了很多批判诺斯替式解经和“Aeon”体系的文章，马西昂最为人熟知的就是明确区分了《旧约》的雅威和《新约》的基督，他宣称后者会战胜前者。除了保禄之外没有宗徒，除了《路加福音》之外没有福音，因为保禄和路加去犹太化最彻底。

然而，萨德的两个“自然”的分裂颠倒了被马西昂已经简化的“流溢”体系：

1. 马西昂的“Demiurge”，在萨德这里变成了试图回溯他纯粹状态的“原始自然”

2. 而这个“自然”被其造物，也就是人所束缚，必须要靠行恶来解放自己。但是解放者的角色在马西昂这里肯定是留给基督的。

换言之，整个基督教救恩叙事的“流溢”到了萨德这里出现了倒流：不是天主救他的子民，而是“自然”通过摧毁他的造物救自己，拉康说第一个图示中的“V”代表的是“大他者被唤醒的那个意志”，被唤醒的就是“自然”这个收复一切的意志。这个意志因其恐怖而绝对。

萨德式“自然”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路易的死，把所有“公民”都送上了贼船：我们是兄弟，因为我们都是杀人犯。但萨德不认为这是革命的原罪，而是革命真正的诞生。革命在恶中开启，所以只能在恶中延续，革命的“王道”就是永远叛乱，所以，共和国永远不会实现。萨德在《卧室里的哲学》中的手册《法国人，为了共和国再花点力气》中呼吁共和国真正履行其“作恶”的职责，共和国只有一个普遍意志可以实现：作恶。恶的乌托邦最后的归宿可能是“冷漠”或者玩世不恭，但共和国选择的是“善”的专政：共和国不容忍任何道德慵懒，因为道德的慵懒意味着拒认弑君的集体原罪。所以共和国把每个“公民”都钉上了良心，负罪感的十字架。萨德拒不背负十字架，不向革命的道德阴谋低头，结局就是断头台。从实践结果来看，“善”的乌托邦做的其实都是恶的乌托邦做的事情：革命毁灭了她创造的所有英雄，包括最后被她选中的那个科西嘉人：拿破仑（克洛索夫斯基曾经拿圣茹斯特和拿破仑与萨德对比，前面两个人是执行革命的普遍意志，而萨德则承受了这个普遍意志）

最讽刺的是，在萨德和革命的蜜月期，他本人曾经被赋予了执行断头台的权力，1793年8月，萨德从断头台上救下了自己最憎恨的丈母娘。萨德的以德报怨换来的是在1793年11月的第二次被捕——“美德的不幸”。无论历史真相如何，萨德对于死刑的反对是真诚的。因为“天”杀“人”，“人”才杀“人”，“人”没什么“杀”不起的，除了“人”的自恋，所以国家要求杀人者偿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萨德坚决反对国家，文明，历史对于，杀戮，这项“天赋人权”的垄断，坚决反对断头台这样集体化，工业化的杀戮，坚决反对实践理性对恶之神圣的阴险亵渎。

对于一个既不被普遍意志也不被天意眷顾的人，他最大的享乐就是，看到所有人最后都不被眷顾。

母亲——“我并没有真正出生”

萨德有两个“母亲”。

1.“母亲”是堕落的贞女。“母亲”带着一个秘密出现在儿子面前，以这个秘密作为诱饵，引诱儿子心甘情愿地被钉上了“法”的十字架。

如果有谁要为人类的卑贱负责，那么就是“母亲”，是“母亲”把本来不该出生的人类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以至于我们说不清楚到底是人性本恶，还是“母亲”的子宫和阴道玷污了人类，总而言之，仇恨人类而不仇恨“母亲”是不可思议的。母爱是一个粗俗的道德阴谋，这个看似温柔的母亲通过“爱”的一系列骗局捕捉和阉割了父亲，使得后者无法解救儿子，而对儿子来说，如果想要继承父亲的位置，只能通过压迫，杀戮母亲，比如《儒斯丁那》中丧父的Bressac，不除掉母亲他没有一丁点活下去的可能性。

2. “万恶之母”。“没有比‘母亲’对自己的子女的特权更大的特权了”（《卧室里的哲学》P39）。鉴于我们已经无法查考萨德和他生母的关系，萨德生命中的“万恶之母”应该就是他眼中一手制造了自己悲剧的丈母娘。在《儒斯丁那》的第三册，萨德借化学家Almani之口给“万恶之母”呈上了恶毒又暧昧的颂歌：

“我仇恨这个邪恶的母亲，但我要模仿她的邪恶”

“在模仿她的恶行的时候，我经历了一种满足。我并没有真正出生，在

她把我拽向供她取乐的恐怖的时候，我还没有爬出摇篮。

我该爱这样一个母亲吗?

不，但我会模仿她，

一边模仿一边唾弃她。”

其实，在萨德的生命中还存在第三个“母亲”，但这个“母亲”转瞬即逝，光芒万丈，无论如何不应该光顾萨德的“卧室”。

1327年4月6号，还俗的天主教神父彼特拉克在阿维尼翁的圣克莱尔教堂遇到了一位浅色头发，气质端庄的少妇，彼特拉克称呼她为“Laura”,出于对Laura的单相思，彼特拉克在接下来差不多20年里写下了大量献给Laura的情诗，这些情诗能看到鲜明的“宫廷爱情”文学的痕迹，拉康在《康德与萨德》和《精神分析的伦理》中都谈论过“宫廷爱情”这个独特的欲望。

“宫廷爱情”文学的女主人总是贞女，尚未堕落的贞女。她将是一个新的“母亲”，一个没有缺陷的“女人”。

Laura的真名叫Laura de Noves(1310-1348)，她的丈夫是Count Hugues de Sade，她的一个后代的名字是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1779年2月某天，萨德在 Vincennes要塞的囚房里读着他叔叔撰写的《彼特拉克传》入睡，他梦到了Laura：

“她说：‘你为什么躺在地上哀嚎？来，跟我走，不再有病痛，不再有忧虑，不再有我为了活着已经承受过的那些麻烦，勇敢点，跟我去那里。’在她说话的时候，我扑倒在她的脚下，称呼她‘母亲’，我哭得如此伤心，以至于都吓到了我自己，她朝我伸出手，她的手上很快浸满了我的眼泪...

她说：‘当我在你所憎恨的这个世界苟活的时候，我常常憧憬未来，我制造了无数的后裔，直到我现在找到了你，但我没有料到你会这样苦闷’。她说这话的时候，我陷入了彻底的痛苦，也沉浸在完全的慈爱中，我搂住她的脖子，想要永远留下她，但幽灵最终消失了，留给我的只有无尽的哀伤。”

萨德是谁？

如果你能明白无神论和亵渎神明之间的区别，你应该能不太费力地确认萨德绝对不是他自称的无神论者。没有这样狂怒的无神论者，真正的无神论者至少是斯多葛主义者。

“在萨德这里，对象只是一个“能指”，标记极限的能指，除了使得施虐能被展开，这个能指就没有什么别的功能了。注意，萨德永远不会让他的的受害者死掉，这就表明，施虐在萨德这里有某种创造力：在施虐中，你永远不要想回到某种虚无中寻求庇护”——《精神分析的伦理》的这段话几乎照抄了克洛索夫斯基的原话，但是语调变了，克洛索夫斯基认为，通过他的写作与思考，萨德穿越了此刻囚禁他的一切：大他者，意识，想象出了一种“前-不朽”的虚无。萨德试图重建那些被些被意识变得不可能的东西，罪魁祸首就是意识，是意识把“邻人”的存在和虚无变成了“我”的存在和虚无。但“我”最大的敌人仍然不是“邻人”，而是“不朽”本身：历史的“不朽”，意识的“不朽”，灵魂的“不朽”。在消灭了灵魂一直在等待的那个绝对对象(天主）之后，灵魂本身也会被消灭，一切回到了某种“前-时间”，在“前-时间”没有“缺失”——萨德要的是，用克洛索夫斯基的术语概括：“完全畸变”。

在和时间一样漫长的囚禁中，在和失眠一样难熬的生命中，萨德无法进入他的那间“卧室”——那里不光存放了他的秘密，命运，也是天主（或者Laura）在等待他的地方。在“卧室”里，萨德不会再抱怨该在场的不在场，不该在场的在场，他也不再说话，现在，只有天主(或者Laura）才能确保他的存在和自由。灵魂的“卧室”的不再位于灵魂之“内”了，只有和天主(或者Laura）的“相遇”: 把自己完全交托给天主(或者Laura）之后，灵魂才知道天主(或者Laura）也把自己交托给了灵魂。

萨德被关在了“卧室”的外面，萨德的“非-语言”正是那越来越狂怒的敲门声。

萨德的两笔遗产：

1. 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非—语言”:亵渎

2. 留给了后世思&恶这个全新的文化维度。

萨德: 哲学家&恶人&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