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河是一条河流，也是潜伏于中国西南的漫长的季节

作者 | 阿尼亚

宋迅是一个生活经历丰富的作家。他毕业于法学院，从事过金融工作，在私企和央企都待过，目前写小说，也在拍电影，可谓杂食动物。他对市场和公家都有经验，因此写得有实感。在他的小说里，迷雾河是一个绕不开的坐标。在《迷雾河往事》中，宋迅描绘这条河流道：“迷雾河属长江支流，发端不详，蜿蜒曲折，只可行小型机帆船。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神秘的河，两岸山势巍峨险峻，耸入云霄，看不见究竟有多高，群山四季常青，河水却会随着季节更迭改变颜色，夏天是红褐色，到了冬天就会变成绿色，但不管冬天还是夏天，河面上始终弥漫着灰白色的浓雾，即使站在高处，也难以看清河道和小镇全貌。”

经由叙述，我们知道迷雾河镇位于贵州北部的林区深处，一条坑洼不平的三级公路和迷雾河航道与外界相连。镇上街道极其狭窄，建筑散乱无章，房子就像石头上的青苔一样见缝插针地贴在山脚河边，层层叠叠，互相挤压、遮挡，却又雷同。九十年代，此地因煤炭、淘金而兴盛，小镇曾繁荣一时，云集鱼龙之辈。又因管制不严，赌博成风，红灯区通宵营业，地下赌场人满为患，林区深处罂粟遍地，作者留下一语：“如果你是一个好人，或者在试着做一个好人，那么你绝对不会想去那个地方。”

迷雾河是一片地域，也象征着过去。人类对过去有玫瑰色的滤镜，迷雾河也是叙事者多次提到的一个让人留恋的地方，留恋原因，一为人情，二为记忆，三为江湖气。

好在作者没有沉湎于抒情叙事，让迷雾河因怀旧而变得空洞。《绿血》等多篇小说中，作者并不避讳迷雾河的危险、粗粝、日常琐事、当地人的生存困境。

一、山妖、绿血与转型之痛

以小说集《绿血》的同名中篇为例。《绿血》的灵感来自于一个传说和一起白骨案。且将传说摘录如下，它是理解这篇小说的关键线索，甚至当你读完全篇，回过头来看这个传说，你会发现传说中的山妖，就是对人物命运的隐喻。

叙事者这样讲道：“很久很久以前，迷雾河的深山中有一只山妖，这只山妖修炼千年，终于变成了人，但之后不管他再如何修炼，血都是绿色的。山妖很善良，所以总被村民欺负，但他因为血的秘密只能忍辱负重地活着，然而村民却变本加厉地欺负他，终于有一天，他忍无可忍，出手教训了几个家伙，自己也受了点伤，村民看到他伤口渗出绿色血液，全都围上来，把他绑在河边的木柱上，还请来巫师施法镇压，山妖受伤后现出原形，苦苦哀嚎，瞬间天光变色，电闪雷鸣，随即暴雨倾盆，河谷大雾弥漫。人们以石刑处死了山妖，但山妖死后，伤口渗出的血竟一点点变成了红色，山妖绿色和红色的血被雨水带入迷雾河，在那之后，迷雾河就拥有了两种颜色，而那场大雾也一直笼罩至今，从未消散。”

传说是小说家编造的，白骨案确有其事。按作者自述，作者借其思考死亡这一命题，也在写作中与刑警吴川共情。吴川不是神探，只是普通人，他执着于拨开层层迷雾，发现真相，他在意的不只是命案本身，也关乎“死的象征”。古语云：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宋迅借《绿血》里的作家之口说：“如果不能体面地活着，至少还能体面地死去。”

在宋迅的小说里，《绿血》是完成度较高的一篇，也是个人与社会结合得较有层次的一篇。小说有双线。一为九十年代，二为2014年。小说开场，2014年，借着湖底打捞出来的尸骨，警察追根溯源，读者随叙事者回到动荡不安的1990年代。“吴志戎长长地吐了一口烟，看着窗外说，那个年代发生的事，你们这代人可能永远都不能理解……”小说前四分之一铺陈了这种危险感——抢运钞车、警察被杀、灭门案，迷雾河被时代的飓风席卷，士农工商皆不能幸免，有人头脑灵活，扶摇直上，有人踏入虚空，留在漫长的九十年代。

“人是社会化的产物。”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绿血》将这句话摊开了，它所讲述的，是一个人的命运怎样被关系和社会所塑造。譬如小说中最值得琢磨的人物周浩森。他的父辈周鹤清在昔日的“运动”中被波及，他因为出身问题难以参军、考学，成为一名工人。恰逢国企改制，饶是他在工友群体里颇得人心，他也被贱卖国有资产的厂长黄宗云陷害入狱。这一桩“社会事件”从此改变了周浩森的命运，一如他的父辈们是怎样在时代的巨网下逃无可逃。但是，作者并没有将周浩森设计为一个含冤而死的工人，而是埋下两个伏笔：

一、厂长黄宗云沉尸湖底；二、周浩森南下发展，经商致富。

周浩森的形象，与小说中提到的“绿血”“山妖”互为映照。周浩森想要在旧厂址兴建楼盘，邀请工友们免费入住的念头，与他努力遮掩的过去形成强烈张力。

周浩森并非圣人，也绝非恶魔，他心存良善，又被裹胁入罪。作者对他的描述是“盖茨比”式的，借由他人之口，幽幽讲诉，而周浩森藏在历史屏风般的光影里，虚实交织，也因此，有读者会觉得他脸谱化，而私以为，这是一种“典型人物”的处理手法，也即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浓缩一个普遍的群体。周浩森所代表的，是改革开放很典型的一批“工人企业家”，他们出身工人阶级，了解穷人的处境，又因种种原因，被敲打，被裹挟，不幸者消失无声，幸运者也撑着市场化的东风，成为资本新贵，却也因此沾上了“文明的血”。

与父亲周浩森相比，女儿周炎的形象似乎纯粹许多。但如果读到后半部分，当真相逐渐清晰，周浩森父女的结局令人唏嘘，也让吴川的同事一度怀疑，有的案子，是不是不破比较好。当真相浮出水面，等待主人公的不是豁然开朗，而是进一步的矛盾与怀疑。

近些年，以《平原上的摩西》《雾行者》《仙症》等小说为代表，以国企改制作为元素的小说并不少见。与这些作品相比，事实上《绿血》出色的地方并不在于他的案件设定，如果你读过一定数量的同类型小说，你并不会意外作者的处理，但作者将民间传说、贵州氛围与罪案故事结合，并且没有刻意使用一个抒情的，或者“好人得到报偿”的结局，而是将读者引向对于死亡的思考、对于正义的应然与实然问题的再度求索，到达这一步，小说便提供了它的分量。如果做进一步商榷，笔者对这一篇小说最大的遗憾，在于作者决定让周炎走向死亡。死亡代表着一种封闭性。周炎之死实际上将一些更复杂的、需要小说家去经营的地带绕开了。如果周炎没有死，不得不面对真相，又继续活下去，她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自洽？如何处理这一份父辈留下的重负？这是我所期待的。小说虽然没有就此展开，却值得读者深思。

二、迷雾河、危机四伏、消解抒情

书写九十年代，下岗是个很难回避的话题。宋迅的小说也写到下岗，他着重描写得不是工厂内部的细节，而是社会转型阵痛中的世道人心。下岗指向一桩事实，也是一种集体心态。

在迷雾河乃至更广阔的西南地区，有人酗酒，有人加入灰色团体，有人非法持枪，红灯区的生意突然变多，夫妻俩联手揽客也不再少见，世纪之交既是一个充满变革的年代，也是一个凶猛、焦躁、茫然、分化加剧的年代。从《迷雾河往事》《绿血》到《坠入》《鹤》，宋迅的小说都指向”一切坚固的都在烟消云散“，而幸存者在一团大雾之中，寻找新的确定性。在《绿血》中，主人公通过追求真相，重建自己内心的意义感。而《坠入》与《鹤》的主人公都经历了失业危机，宋迅借人与鹤的互文，思考有关自由的悖论。但宋迅在思考社会问题时，想要抵达的不是对结构之恶的简单批判，而是向人性更泥泞的地方走去。

比如在《坠入》之中，“我”通过越轨和逃离来追求所谓的自由，但是当“我”失去了跟妻子、故乡、工作的关系时，“我”迷恋自身，沉浸抽象，却因此失去了生活实感，逐渐丧失对于真实性的感知。“我”走向的不是自由，而是虚无。就如同电影《燃烧》中富豪Ben通过烧塑料棚（隐喻杀人）来缓解自我的饥饿，《坠入》的主人公也不约而同走向杀人之路。只有通过更直接的暴力，他才能找回真实。这种现象映照出现代社会中的自由悖论——拒绝社会关系的自由，走向的其实是囚禁，只不过那个奴隶主从社会变成了你自己。

由此可见，与其说宋迅的小说走向对于社会议题的追问，不如说他更关心“现代性”对于人的改造。九十年代一个重要的转轨时期。以南方谈话、市场化改革推进为标志，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民营经济繁荣，重工业和老牌国企面临震荡，人们的观念也在受到自由化、全球化的冲击，根植于计划经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在瓦解，走出集体的人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所适从。在宋迅的多篇小说中，主人公都从故乡来到了东部沿海大城市，故乡在远去，异乡又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人像候鸟一样迁徙，在重返故地发现废墟时确认自己无处可依，于是陷入到疏离和孤独之中。

从《瀑布旅馆》中的银行职员“我”像台点钞机一样生活；到《派对》里先后换了不同工作的丁娜，做什么都没意义，她想过不工作，可一个人收入解决不了房租和生活开销；再到《坠入》与《鹤》中陷入自由悖论和意义危机的“我”。一方面，以“我”为主展开的叙事本身就是被现代性所张扬的。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喜欢第三人称叙事，到了现代小说流行的年代，作家高度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我”浓墨重彩地登场，“我”的一天所见能变成数百页文字，“我”决定自己去买花，不亚于一次世界大战的惊心动魄。因此，反思现代小说的学者就曾指出，以第一人称展开的叙事，本身就是现代性流行的体现，是在一个普遍自恋的年代，人们对自我高度敏感，试图解释自我的欲望压过了对于世界的好奇。于是，表面上很多小说是在描写不同身份的“我”，到头来都是小说家自己的镜像投射。

另一方面，宋迅笔下的主人公也常常体现出疏离感。即便是婚内夫妻，或者短暂温存的情人，哪怕在他们身体距离最近的时候，他们都有坚固的疏离，有着属于自己的、别人走不进的阴影地带。在身份上，宋迅笔下的主人公多与集体保持微妙的距离。个体户、失业者、逃离者、失踪的人，是他尤为关注的对象。在题材上，他擅于写“无事发生”。因为不渲染，有时候读到结尾，淡如水，你以为自己错过了什么。其实，暗流已经在平面下注入，正如同携手同行的夫妻，最初的牵手，和后来的牵手，心境已大不相同。

宋迅的写作多与回忆有关。触发其小说的机关常是一次告别、一次重走故地，譬如《迷雾河往事》开头：“离完婚，我把广州的房子留给前妻，决定搬到深圳重新开始。收拾新家时，我无意中在一个装杂物的盒子里找到了那条遗失多年的子弹项链。项链早已失去了原来的光泽，但拿在手里，依然沉甸甸。这条项链把我带回了一件尘封多年的往事。”

与此同时，宋迅的小说，普遍有些冷，蕴含着对于抒情和自我美化的警惕，他笔下的主人公，普遍不是道德完人，甚至是一个主流意义上缺乏认可的人，比如说失业者、越轨者。他写欢愉，写重逢，写男女秘而不宣的激情，都归于冷郁，沉入到一种个人的沉思。

他的冷也体现在结尾的用词习惯。湿冷的空气、铅灰色的天空、生活的断裂与看似无事发生、故事没有结局，所谓结局更像新的开始，读宋迅的小说，你能看见一个独处的人，窗外是瀑布，而他刚放走了一只仙鹤，点了支烟，看金鱼。就像《去往任何地方》这一段：

“他们许久没出来，我抽完一支烟，把鱼倒回湖里。我打开那箱烟花，拿出最大那个放甲板上，点燃引线，一枚枚礼花弹升上天空，炸开黑夜。”

或者《最后的夏天》：“我躺在床上，周围很静，能听到迷雾河上传来的汽笛声。我开始思考一些新问题，我在想能不能发明出不需要换水的游泳池，人为什么总是在关键时刻醒来，我、高阳、乐姗还有余欢，我们四个长大以后，能不能生活在一起。”

三、被忽略的西南，被发现的九十年代

近年来，地域叙事成为热点。东北、上海、广东三地用方言编织的文学，是读者的热议对象，例如东北的《平原上对摩西》《冬泳》、上海的《繁花》、广东的《潮汐图》，在川渝大地，也有《苔》《平乐县志》这样的佳作，但在喧嚣之中，贵州文学成为相对被忽略的地带。

大众知道毕赣取材于凯里的电影《路边野餐》，但谈起新锐作家和作品，可能说不出几个名字。而名气与文学实力并非等同，贵州缺乏北上广深丰富的媒体造势，但不乏风格多变的创作者。老一代人，如郑振铎、杨红樱、蹇先艾。中生代，如冉正万、叶辛。而在我所关注的范围里，宋迅、李晁、李世成也是在小说技术上有所追求的作家。彭剑斌虽是湖南郴州人，但他的写作与云贵高原也有联系，他的《不检点与倍缠绵书》记录了自己在贵州跑业务期间(2004—2006年)的工作、生活和爱情，像是一部文字版的意识流电影。

他们中有进行先锋写作、具象化敏感内心的青年，也有一次次加深文学坐标，将个体叙事和时代裂痕结合的努力，还有对于黔西南大地劳作者、失意者、市井人物的挖掘。无法将他们大而化之地概括，但至少，他们不去刻意把自己的写作与流行标签绑定，不进行新闻拼贴，而是耐心地观察人物内心，这是属于小说写作者的自觉。

正因如此，讨论宋迅的小说，也不能轻率地将其归纳为地域写作。或笼统地将谈论某一地方作家时的术语，套用在另一个地方的写作者身上。宋迅的小说既有现代小说常见的技巧，也有类型化的努力，有对于悬疑小说、侦探小说的取经。与此同时，拍电影、写剧本或许对他也有影响，他的一些小说干脆、瘦削，又能在寥寥几笔中勾勒出画面感。而他笔下的人物，颇有些《漫长的告别》里侦探马洛的气质。冷硬，干燥，蓄力，被生活一次次教训，又顽强地站起来，走下去。他们不神圣化和道德化自我，拒绝宽泛的抒情，与自我和他人的蝇营狗苟共存，但还有奋力一击黑幕的信念。

在读《绿血》时，我刚好也在看王家卫改编的《繁花》。巧合的是，两者皆触及九十年代。前者多个故事以九十年代国企改制、城乡巨变及其余波为背景。后者反映1993—1994年上海新贵、企业家和小市民的生活。无独有偶，2023年春天引人热议的网剧《漫长的季节》，人物悲剧与下岗潮有关，其中一条主线在1997—1998年，与《绿血》不谋而合。

三者对比，两重感触。其一，世人皆说东北文艺复兴、上海文艺复兴，在九十年代书写中，东北和上海皆声势巨大，而中国大片的中西部土地被忽略了。大众能很快说出反映1990年代东北和上海的文学作品的名字，或许也能说出北京、广东，但很少能说出贵州、云南、广西。属于中国西南的九十年代书写，不是没有，而是被忽略。

其二，《繁花》代表了一种对于九十年代滤镜式的怀旧，它是一曲昂扬、年轻的大调，凸显着盛年的气息。但繁花盛开之处，也有漫长的不响，时代列车轰鸣开过，错过站票的人，也绝非理所应当被遗忘。在这层意义上，许多人憧憬《繁花》，但更多人何尝不是活在《漫长的季节》，活在这残酷的人世间，依然憧憬着第一场雪。而小说家宋迅写作的集子，其实就是关于迷雾河的《漫长的季节》，是在黔西南丰饶多变的大地上，一群不被定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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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宋迅：《绿血》，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

2、梁天月：《打破笼子的人——宋迅印象记》，《收获》微信专稿，2021年7月29日；

3、王辰龙：《“我”的独处时刻与不完美的金色世界——论宋迅小说<坠入>及其他》，《山花》，2023年09月21日；

4、王朝军等人：《宋迅——“穿过镜面，抵达幻想的真实”》，《同代人》，2021年11月05日；

5、张楚：《宋迅的几篇小说：讲故事的人》，《青年作家》，2021年01月27日；

6、刘诗宇：《喝下它，身后又是明天——评宋迅<绿血>》，《当代》，2022年11月11日；

7、彭剑斌：《不检点与倍缠绵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8、李晁：《雾中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9、李世成：《月亮今天亮了吗》，山东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