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影笔记——怪咖与奇葩
可能是快到“世界读书日”了，最近各个出版社也加大了宣发的力度。家附近的书店也终于跟上了形势在群里叫卖了起来，于是我挑了一本叫《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的书。不得不说这本书名子起得实在是太滥俗了，如果不是封面上看到了汪民安著我肯定会把它归类成蹩脚心理学的商品。到店取书时我发现在狭小混乱的思哲区书架上还多了几本新书，有汪民安还有韩炳哲。我问店主怎么搞这么多汪民安的书，他说：“相对通俗，韩炳哲也是这个原因。”确实，这位研究福柯的老师写书有个优点，他可以把哲学理论放回到生活的坐标系里，对于我这种理论一知半解但是又经常使用的人很有帮助。不过没来得及和店主多聊，因为下午朋友约了吃饭。
这顿饭吃得好，聊得更好。可能这是自打我成了电影爱好者以后，距离“电影”最近的一次。临别前她和我说起了魏书均，《河边的错误》的导演，不过她更喜欢他的《野马分鬃》。虽然我没看过，但听朋友描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辆越野车违规行驶在城市拥堵的道路上，开始了一段前往草原的离心之旅，我也大概明白了“野马分鬃”的意思。既然电影讲的是用不同的走法走不同的路，那我想我也应该“野马分鬃”，从一本书、一些人；电影内和电影外的不同角度切入这部电影。
几年前在《新周刊》上有一篇汪民安老师的专访叫“怪咖知道自己怪，奇葩不知道自己奇葩”。现在看来碰巧和《野马分鬃》里的角色形成了一种“互文”。用文章里的话说，左坤就是知道自己怪的怪咖；呼延海（唱片哥）就是不知道自己奇葩的奇葩。关于什么是怪汪老师这样说：“怪”一直是文学和哲学关注的对象。“怪”是对规范的偏离，是对规范的质疑和挑衅。那么我说，从艺术的角度看电影把单纯的文字含义抽象成了动态的画面。电影里的左坤就很“怪”，他不断地挑战着身边的人和事。从交规到校规；从老师到家长。同时这股力也受到了被挑战者们的压制。当这组紧张关系投射在一具身体上的时候，就勾勒出了“怪”的基本模样。在电影的结尾，我们可以从一种习以为常的毕业喜悦中发现一种与众不同，就是学士帽下扣着一副愁眉苦脸的学生。而当我们从“野马”的车窗中看到这幅画面的时候，这具身体就以一种含混的姿态与他的象征之物重叠在了一起，“帽子”既戴在了左坤的头上也戴在了“野马”的头上。
这是电影的点睛时刻，也是“当物质粘在一起的时刻，便开启了它们分离的时刻”式的悖论。这顶帽子的光环既不属于这匹野马，而帽子下的人也无力地抗拒着紧箍咒式的光环。除了形象的暗示之外，这幅画面从车窗灰蒙的忧郁中透视而出，加剧了挑衅与压制较力下的颓丧之感。于是这里诞生出了一种“古怪”的诗意：一种纯粹的物质组合所产生的激情诗意。但这绝不是快乐、大笑和阳光照射的激情诗意。（汪民安《悬挂的纪念碑》）这种阴郁的诗意的底部是一段青春的终点，也是戴着“帽子”走出校园的起点。 当然帽子就只是帽子，它的诗性还取决于从什么窗子里去看。电影里也提供了不同的视点——与越野对应的沃尔沃。这部以安全著称的轿车是左坤老师的座驾，课堂之上也就成了两种力量、不同价值对抗的较力场。如果在框架范围之内讨论，显然左坤破坏课堂秩序的“怪”是非道德的，相对极端的，让人厌恶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左坤“怪”的质问让我们发现了规范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被建制的。当老师受辱后愤怒地宣布左坤休想在他这门课上毕业的时候，难道不是宣布着：规范不正是在奠定自己建制的时候对偏离它的东西进行的压制吗！
后来福柯曾经用“规训”对这种压制提出过深刻的批判。（著名的“规训社会”一词指的就是在17、18世纪的欧洲，社会通过对人的身体进行严格的时空管控，通过监视监视和检查的方式来管理身体，让身体变得驯服而有用。）这种理论过时了吗？在“衡水二中”有没有过时我不知道，但是在左坤的生活中确实已经消失不见。可是为什么脱去了缰绳的野马还是没法越野呢？当代的哲学家韩炳哲也给出过一个广为流传的理论——倦怠社会。左坤（我们）所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充满禁令的世界，而是一个不断去规训化的过程。“禁令、戒律和法规正在失去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种种项目计划、自发行动和内在动机”。（韩炳哲《倦怠社会》）这是一个绩效的社会，社会只牢牢把握确定绩效的权力，而对于是否完成绩效考核的人呈现两幅面孔——“你能够”和“你本来能够”。显然左坤就是一个本来可以顺利毕业的学生，他只要遵守纪律甚至还能拿一个好成绩。在这套话语体系里，每个人都是“我能”的。每个人都是摆脱了规训的现代自由人，而这种自由实际上又在绩效的控制下，变成了竞争的自由。为了达到理想的绩效都拼尽全力，盘剥自己。而忘记了“人有不去做的潜能”（详见2017《南方人物周刊》汪民安专访）。换句话说倦怠社会的原因正源自于每个人对于“我能”的贯彻，对于“我不”的遗忘。 在这里左坤的“怪”又有了一个深层次的解读。一具自由灵活的身体，一顶象征绩效的帽子；一个课堂秩序的破坏者，一个电影秩序的捍卫者，组合成了一个“我能”的践行者和“我不”的遗忘者。就如电影里表现的那样，左坤并没有主动地摘掉这顶看似和他格格不入的帽子。而是开启了一个努力地驾驶着自由的“身体”去戴上属于他自己的那顶“帽子”的旅程。只是到最后让他痛苦的是这顶违反规训、违反道德拿回的帽子和他想象的并不一样。就像陈凯歌的《边走边唱》那样，当石头弹断千弦终于打开师傅留下的密卷时发现，原来上面根本就一无所有。他发现即使冲破城市的牢笼草原也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牢笼而已。这正是尼采在19世纪时就已有的洞见，现代人犹如关在笼子里的家畜，即便偶尔泛起了野性的冲动，也不再狂暴地撕咬栏杆，而是拼命的撕咬自己。他们不再向外进行能量的狂暴倾泻，而是培育和发展自己软弱的内心深度——内疚，成了左坤那张古怪的痛苦面具的最终底色。为什么呻吟的病人代替了狄奥尼索斯？在那片草原上篝火狂欢的酒会上（即使这酒火也许本身也不是为狄奥尼索斯而燃），也多少有些让人伤感地发现：理性和逻辑冲淡了狂欢之酒，节制、禁欲和克己扑灭了放肆之火，没有酒和火的生命就是病态又衰败的生命。 显然《野马分鬃》的作者试图对这张痛苦面具发起攻击。但是他并没有（使用）先贤们的洞见。电影里最为让左坤/魏书均痛苦并不是在草原上找到了那顶并不适合自己的帽子，而是他曾经弃之如遗的敝履（海哥的唱片）变成了一顶帽子。电影里童童用“分发”的字面意思狠狠地反讽了这顶帽子，它已经受制于某种大众传播形式失去了人们创造它时所赋予它的生命力与创造力。
然而电影也仅停留在了反讽的层面，左坤并没有在更大的栏杆面前狂暴地撕咬，而只是选择以一种草原框架内的道德讽刺了城市道德的伪善。就像在被许多人诟病的左坤和女朋友分手的那场戏里。真正让我感到失望的，并非所谓“左坤是厌女的”，而在于他“厌女的不彻底”。在那一幕里女朋友拿走了车内的香薰，代表着率先“出轨”的一方。左坤以“道德”的方式营造了一个隐忍的受害者形象看似刺破了某种婚姻观念的虚伪道德。实际上这才是真正挽救道德的唯一方式，它伪善的一面正是在这种内部的冲突中得以隐身而死里逃生。单纯向内的否定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拷打；框架内的讽刺是牢笼的自我加固。 是否有一种更积极的力量能让左坤摆脱牢笼的桎梏？回到开篇的地方。《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书名是福柯的一句话，在这里我不展开什么是友谊。但这句话的力量在于福柯向他的前辈尼采那样，重估了价值——帽子。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关系，不同于制度化的婚姻关系。它给出了这样一种选择，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采取婚姻制度，而是知晓了其无能的人可以用友谊去打破制度的囚笼。在电影里这股力量就在左坤身边——海哥，那个不知奇葩为何物的奇葩，不正是在规则之外创造了一种独属于自己的快乐吗。那种创作时忘我的欢愉不正是狄奥尼索斯迷狂时对于左坤这些痛苦的阿波罗门徒的放声嘲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