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高更的中年职业困境
昨天加班，下班时外面已经黑漆漆一片，我叫了一辆网约车。一上车，一股令人窒息的老油味扑面而来，接着我就发现司机一副蓬头垢面的模样，而且他的座椅背调得笔直，整个人身体微微前倾，坐姿十分怪异。
就在我暗自观察他时，车子突然来了个急刹，险些撞上一辆横穿马路的电动车。
我忍不住问他：“你拿驾照几年啦？”哪知他竟然回答：“我没有驾照。”这个玩笑可一点都不幽默。为了缓解尴尬气氛，我随口说了句“开网约车挺辛苦吧”，结果他就像打开了话匣子一样，滔滔不绝地跟我聊了起来。
他说他以前在某大厂上班，去年开餐馆，把“N+3赔偿款”全给败光了，找不到工作只好来开网约车。他现在不仅要供孩子读书，还要还房贷，只能没日没夜地开车，每天早上五点出门，一直要开到晚上十一二点才收工。一个月也就挣一万多块，勉强维持家庭开支。他的颈椎、腰椎都有毛病，医生叮嘱他千万别靠在椅背上开车……
晚风吹进车窗，吹散了车厢里的怪味，我的眼睛也慢慢失焦，脑海中浮现出顾爷的新书《小顾聊绘画·叁》，里面有一个关于中年职业困境的经典案例。
主人公叫保罗·高更。他与梵高、塞尚并称为后印象派三大巨匠，随随便便一幅画就能卖上亿美金。但是这些名声和财富都是身后事，和穷困潦倒的高更没有半毛钱关系。
许多人，尤其是文艺青年，一提到高更，就会想到毛姆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这本100年前的小说，就是以高更为原型创作的。
小说讲述了一个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突然有一天决定放弃事业和家庭，去追求诗和远方。最终他逆天改命，成为了一个伟大而纯粹的艺术家。
而现实生活中的高更，却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更多的是窘迫与无奈。从这位19世纪画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完整的人生困境的抛物线。
他原本是一个年收入3万法郎的股票经纪人（相当于现在的300万RMB），然而就在1882年那年，巴黎证券市场爆发了一场股灾，一夜之间高更破产了。
从高收入人群突然跌入赤贫，经历这种变故，高更的第一反应和大多数人一样，就是逃。逃离他熟悉的城市，逃离熟悉他的朋友圈，然后想办法东山再起。
跟那个从北上广逃回南京开餐馆血本无归的网约车司机不同，高更先是逃到了他老婆的娘家哥本哈根，做了一段时间的帐篷销售员，但是因为销售业绩实在太差，所以开始考虑转行。
转行做什么呢？
画画。
因为高更很有钱的时候，和印象派走的非常近，又特别舍得花钱，经常购买他们的滞销画，所以印象派的画家们经常给他一顿夸，让他误以为自己就是一个天赋异禀，但是没有人发现的艺术家。
当然高更也不是真傻，上岗之前，他还是找了一位“名师”培训了一下自己的业务水平。这个人叫毕沙罗，是当年夸他夸得最猛的一个乙方。
这个老头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火就画什么，是个追热点的小能手。高更经过他的一番调教之后，成了一个毫无辨识度的“印象派NPC”。带着几幅背景板一样的作品，参加了第八届印象派画展。
在那届画展中一个天才横空出世了，他叫乔治·修拉。这个只有27岁的年轻人，用一种世人没见过的“点彩”画法，轰动了整个巴黎。
这绝对就是中年职业困境的经典案例，用爱好挑战饭碗，被年轻人轻易地干掉，虽然不服气，但又干不过。
站在修拉的画前，高更深刻地意识到掌握一门独一无二的画法的重要性。于是他向自己的师父毕沙罗求助，但毕沙罗偏偏是个出了名的“墙头草”，谁火就学谁。他给高更的建议是：“我们一起模仿修拉吧！”
只会模仿的画家，是永远红不了的。
高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那幅《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又看了看毕沙罗，骂了句：“垃圾”。
高更和毕老师就此决裂，并互相“拉黑”。
高更虽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般天赋超凡，但他身上却具有某种特殊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帮他在巴黎画坛收获了好几个小粉丝，而且粉他的人也都不是泛泛之辈。
其中一个粉丝叫伯纳德，年纪轻轻就找到了自己专属的画风。这种画风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做景泰蓝，其实就是受到中国景泰蓝花瓶配色的启发，开发出的一种画法。
伯纳德将这种画风毫无保留地教给了自己的偶像，高更也毫不客气地接纳了，毕竟19世纪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比较低。那幅用“景泰蓝”画法创作的《雅阁与天使搏斗》，就是高更走出印象派画法的琐碎光影，正式进入“后印象派”阶段的重要作品。
不得不承认，在模仿画风这门技能上，高更确实学到了毕沙罗的精髓。
大名鼎鼎的梵高也是高更的粉丝。他邀请高更一同前往自己在阿尔勒的黄房子同吃同住同画。
他们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今天流传的故事大多是后人的演绎，但两人的结局我们却知道，梵高割掉了自己的耳朵，而高更去到太平洋对面的塔希提岛，彻底放飞了自我。
关于“高更的塔希提岛”之行，现在往往会被赋予各种大无畏的探险精神，以及诗和远方的浪漫。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会让人联想到越南街头骑小电驴的白人DS，或是芭提雅街头搂着“干女儿”的美国老头。
毕竟在巴黎混不下去了，换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躺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况且塔希提岛这种法属殖民地，高更这张脸，本身就是特权的象征，躺平了也比跪着的人要高很多。
在这里，高更只画一个题材，塔希提岛的土著女人们，用的是从粉丝那儿学来的“景泰蓝”画法。不管怎么说，这确实是一种独特的题材，艺术圈一向如此，标新立异向来要比专研画风更重要。然而在当时，并没有形成什么轰动效应。
时至今日，高更的“土著画”被赋予了象征主义、综合主义的哲学内涵。
这些深奥的思想，并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能领悟的，就好像诗歌的美妙之处在每个时代都属于精英阶层。而“已经失业或即将失业的”普通人往往只能抬头仰望，并感叹它的遥不可及。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有这样一句话：“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
所以高更真的有艺术圈描绘的那么伟大吗？
他把原配妻子和五个孩子抛诸脑后，在塔希提岛跟一个13岁土著女孩结婚生子，并且情人不断。因为私生活混乱，高更感染了梅毒，病情恶化蔓延到双腿，拄着拐杖也不能走路了。最后他双目失明，只活了55岁。
顾爷在《小顾聊绘画·叁》中写道：一直以来，艺术家都是得到社会最大宽容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反SH行为被视为“我行我素”，他们的渣男作风被称作“风流倜傥”。因为他们是艺术家嘛……艺术家做什么都不奇怪。
同样是人到中年，失业欠债，老婆和丈母娘天天抱怨……那个从北上广逃回南京开餐馆血本无归的网约车司机，选择咬牙肩负生活的重担，与困境死磕到底。
就像毛姆在小说里说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勇气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最终过上了不得不过的日子。”
相比之下，高更恰好选择了艺术行业，这使得他所有的作死行为都变得合理了，因为他是艺术家嘛。
高更活得很真实，也很自我。他一直在寻找出路，回老家、换新的地方，寻找新的画风，抛妻弃子寻找新的题材，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回之前那种人上人的生活状态。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既没有主动肩负生活重担的勇气，也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运气和能力。他只不过是一个失败者，在生活的潮水中，无奈地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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