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勒高夫《中世纪的英雄与奇观》：意象世界的话语与流变

想象史学是新史学潮流中的一支，作为与文学、艺术学与建筑学界限模糊的研究领域，不少中世纪历史学者率先进行了探索与尝试。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系统介绍了想象史学的学术源流，并且在《中世纪的想象》《中世纪的英雄与奇观》两部著述之中深度剖析中世纪意象世界、想象系统中的社会历史逻辑。本文将重点剖析《中世纪的英雄与奇观》一书对于意象世界的解读：一方面，意象世界中的英雄身份往往是战士与骑士，对战斗者的推崇既来自于日耳曼部落的勇气文化，也来自于12-13世纪的骑士风度与英雄主义；另一方面，意象世界是基督教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象英雄将上帝的圣徒与圣迹带到了人间，他们具有善恶两面，他们的生存与死亡都跟地点、空间相联系，而奇观则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神学空间，凝固上帝神迹。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令中世纪意象世界重新焕发了生机，成为了“民族的”“国家的”“欧洲的”的文化符号。二十世纪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崛起，世界各地的观众、读者通过意象世界认知、了解西方文化。

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潮流席卷学术界，无论是社会学、人类学抑或是历史学，均出现了以阐释与理解为核心要义的学术趋向。想象史学（history of imagination）作为新史学潮流的一支，进入了学界与大众视野中。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学者主编的《新史学》（Nouvelle Historie）收录由艾芙琳娜·帕特拉让（Evelyne Patlagean）教授撰写，题为《想象史学》的论文，艾芙琳娜认为，“想象这一领域是由超越经验的界限并超越经验所许可的推演过程的表象整体构成的。这就决定了每一种文化，因此也就是每一个社会，甚至每一个复杂社会的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的想象领域。”换言之，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是变化着的，作为人类经验的整体领域，由两者界限所划定的领域就是想象史学的范畴，“这一领域从最具有集体性的社会层次到最内心化的个人层次”勒高夫在《中世纪的想象》（TheMedival Imagination）一书以及《中世纪的英雄与奇观》（Heroes and Marvels of the Middle Ages）序言中界定了“意象”的概念，首先意象并不等同于形象，意象超越了形象的领地，培育与构建出一个社会、一种文明的幻想体系；其次意象也并非指象征，象征基于符号与认知经验，而想象的世界更为广阔；并且，意象并非是意识形态，后者由统治机构构建以及推行，为统治与宗教服务，而意象更多是集体无意识的创造与延续。此外，意象跟想象也存在区别，尽管意象研究属于想象研究的一部分，但“意象的历史更强调借助形象来推动社会运转与思考，而这些形象来自于浸润它们并赋予它们生命的精神、感觉和文化”显然，勒高夫认为，意象来自于社会集体心态、个人内心层次，中世纪人复杂的思维与认知塑造了一套传说与幻想系统，该系统跟社会真实、现实人物之间存在着距离，但作为中世纪的精神心态产物，其仍然能反映社会心理讯息，反映个体认知外部世界、认知生命的思维结构。

想象史学是一个新兴领域，艾芙琳娜在文中大致梳理了相关的研究成果。亨利·福西戎最早使用了结构主义方法，指出中世纪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中世纪本身，从罗马建筑、哥特式建筑的宏伟空间到14、15世纪的绘画空间，形式与形象的整体构成了一个中世纪社会先后相继的视觉话语。乔治·杜比（Georges Duby）研究艺术与社会时，构建了“现实世界”“想象世界”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艺术世界”三个层面。而关于中世纪想象史学的思想底色，基督教文化占据着重要地位。勒高夫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共同缔造了意象世界。在墨洛温时期，作为文化施压群体的农民大众崛起、各社会阶层对于垄断文化的教士阶层而不断增长的文化无差别化，这两个因素作用于知识与精神工具领域。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此消彼长，相互影响，能够体现在书面文字上，尤其是神话传说的模式、体裁上。而在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笔下，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汇聚于法国南部的小村庄——蒙塔尤，在这个小型社区，“伟大的爱情与庸俗些的情感可以在这里爆发和自由发展”，如男女爱情与对儿童的特殊感情，以及基督教式的死亡观念，灵魂重生与转世轮回的信仰实质上是由不同年代的异质观念沉积而成的，在宗教裁判所的卷宗材料照耀之下，得以解释“我们以前人类兄弟的意识和生存状况”。

基督教化主题之外，艾芙琳娜还总结了三个意象领域的研究主题，分别是“西方人对遥远异乡的向往”“通过文学展现的对所渴望和所缺少东西的内心追求”“更普遍化的主题”。西方人对“异乡”的想象往往是东方式的，从《双城史》中出现的“东方约翰王”，到马可·波罗行纪中“遍地黄金的东方”，勒高夫研究中的东方“印度洋仙境”，再到萨伊德的《东方学》、萨达尔的《东方主义》，实质上都展现出西方人的东方幻想与东方审美，而这种幻想，正如萨达尔所言，同真实东方相距甚远，但却是西方人认知自我、定位自身的镜子。 而“通过文学展现对所渴望事物的追求”可见于一系列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往往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与不安，从而再造了一个乌托邦，譬如E·科勒（E·Kohler）指出亚瑟王文学表达了对于法国骑士制度的不满，同时又将之理想化，亚瑟王平等主义的王权跟法国封建等级制形成了鲜明对比。最后，在“更普遍化的主题”层面，赫伊津哈(Johna Huizinga)的《中世纪之秋》（Waning Of Middle Ages）是典型代表，艾芙琳娜认为，本书最具开创意义的方面在于其提出应该从社会表象系统以及该系统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的位置出发来研究一个社会的方向，赫伊津哈研究骑士小说、上层贵族田园诗歌、各种节日庆典等，在书中对以暴力为主的社会基调、悲观主义与崇高人生理想、英雄主义与爱情理想、骑士精神等普遍主题均作出深入浅出的剖析。

牛津希腊语教授陶德斯（E.R.Dodds）《希腊人与非理性》是精神分析史学、心态史学的模范，他书中的人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对于未来漠不关心。然而，随着想象史学的发展，长久以来覆盖在中世纪之上的忧郁底色逐步褪去，正如彼得·布朗所言，“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去破译和解读心灵的语言，这些话语反映的并非是逃避、避世，而是在个体与地区中兴起的一种崭新的主观能动性。”自上层知识精英至大众，人们共同塑造了一套意象系统，该系统就其本身而言处于现实与想象的交界地带，反映了中世纪基督教化语境下丰富的想象力与批判意识，以及各种社会观念的具象化呈现。不仅如此，意象系统还参与整个社会的运转，属于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基于此，2004年勒高夫出版了《中世纪的英雄与奇观》这一意象史学著述，此书是《欧洲诞生于中世纪吗？》（L’ Europe est-elle nee au Moyen Age?）的拓展，勒高夫指出如果欧洲的基础在中世纪打下，那么包括神话、英雄和奇观的遗产却在17、18世纪丢失了，直到浪漫主义将之复兴。同学理性极强的《中世纪的想象》相异的是，《中世纪英雄与奇观》既面向学界也面向大众，它将整套中世纪意象系统分为“英雄”与“奇观”两部分，对应的是基督教语境之下的个体、集体与建筑群。这些中世纪意象及其流变既包含了现实社会的经验，也是流行观念的集合体，甚至囊括了中世纪人的奇思妙想，展现出活跃而充满生命力的精神世界。实际上，自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方学界转入了后现代主义思潮，注重理解与诠释，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不再仅仅研究表层现象，而更强调探究表层之下的深度思维逻辑、精神结构。当然史学也不例外，作为年鉴学派第三代领袖的勒高夫做出了卓越的尝试。所以，本文将从意象的社会话语、基督话语以及意象流变的趋势入手，探究学界以及勒高夫本人所重视的问题，即意象及其变化如何反映了社会的精神结构？意向系统是如何参与社会运转与社会思考的？通过解答这两个核心问题，相信我们会对西方现代世界的文化土壤之一的意象建立更加深度的认识，也会对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的产生、变化与发展有所明晰。

一、 意象中社会话语：战士与骑士

勒高夫笔下，具体的人是意象系统的主体，其中有基于真实形象的人物，如查理曼、熙德，也有传说中的人物，亚瑟、梅林、罗宾汉、罗兰等人，以及传说中的女性，女皇若安、梅绿丝娜、瓦尔基里等。

绝大部分英雄都是战士（Warrior），就连已然成为掌权者的查理曼与亚瑟，也因其战士身份而增加了传奇性。英雄地位的获得来源于氏族部落时期对领导者的期许，部落通过战争保证自身的生存，战争以及战争的领袖自然而然成为了部落生活的核心。这些领导者在和平时期是政治领袖，战时成为饶勇善战的军事领袖——将军。战士与将军的身份，意味着拥有勇敢（Bravery）的品质，勇敢是日耳曼部落的核心美德（Virtue）。安德鲁·里格斯比（Andrew M. Riggsby）的著述《凯撒在高卢与罗马：言辞的战争》（Caesar in Gaul and Rome：war in words）中提到，凯撒作为一个罗马将领却对日耳曼人高度褒扬，他认为日耳曼人在实际的战斗与大自然中实现对自身美德的锤炼与养成。凯撒在《高卢战记》中强调日耳曼人族群的“勇气文化”，他着重观察了苏威皮人，该族群被凯撒称为“日耳曼人中最大，最骁勇善战的一族。”，在苏威皮人看来，“再没有什么事情比使用马鞍更可耻，更软弱无能，因而，不管他们自己人数多么少，遇到使用鞍辔的敌人骑兵时，不管对方人数多么多，都敢于对之冲击”“日耳曼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是：不管谁来侵犯，应该还击而不应该求饶。”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则指出，日耳曼人是好战的、以战争为要务的蛮族，他们高度重视战场上的勇气，并将勇敢视作荣耀“而选拔将军则以勇力为标准……将军们也不是以命令来驾驭士兵，而是以身作则地统率着士兵，他们借作战的勇敢和身先士卒的精神来博取战士们的拥戴。” 在部落战争频繁的年代，日耳曼部落为自身生存而注重勇气文化的缔造，逐渐演变为对“拥有勇敢品质者”——战士与将军的推崇，这种推崇逐步形成一种价值观。尤其是在战争频繁的中世纪早期、中期，蛮族王国的形成、巩固、扩张的过程中面临着无数的大小战役，所以一些颇有成就的、兼具君主与战士身份的人物成为了传奇（Legend），其次是以勇敢与战功卓著著名的战士，受到上层社会与大众的推崇。

亚瑟王（King Arthur）最初出现在编年史家内尼厄斯编写的《不列颠人的历史》（Historia Britonum）中，亚瑟以战功卓著的战士形象进入人们的视野，而该形象真正诞生于威尔士编年史家蒙茅斯的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亚瑟作为“罗马人与蛮族人的混血后代”在同魔法、外族斗争的过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是战争之王，最后亦死于战场。加洛林王朝著名君主查理曼（Charlemagne）也是一名出色的战士，“他发起的军事行动、取得的胜利、征服的地区的数量以及影响力足以让时人感到震撼”，从现有的一手文献如《查理大帝传》《法兰克王室年代记》《梅斯年代记》可见他收服了萨克森人，打击并征服了巴伐利亚人、阿瓦尔人与意大利伦巴德人，他还在巨大王国的边缘设置了许多缓冲区，防御斯堪的纳维亚人、斯拉夫人、布列塔尼人与西班牙北部民族。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也是将查理曼的军事征服放在开篇进行叙述，可见查理曼的战士形象在其形象构建中的重要地位。而传说中查理曼的外甥罗兰（Roland）也是中世纪意象世界中的重要英雄，其形象出自于文学作品《罗兰之歌》，讲述了查理曼大军西征西班牙的过程中，战士罗兰率领的后卫军队在比利牛斯山中的奥雷亚加山口的隘道处遇袭，最终全军战死的故事，勒高夫指出，“这部作品留下的最主要的遗产，是成为基督教骑士典范的罗兰形象,正如我们所见，他后来还成为法国骑士的典范。”而同样跟查理曼一样是历史真实人物的熙德（Cid），他则是以作为抗击摩尔人、攻打穆斯林的战士形象而闻名，他身上的骑士精神、基督保卫者标签在各种文学作品、戏剧、传说、歌谣与口头艺术中长久保留了下来；甚至于几乎完全虚构的罗宾汉，其身份首先是一名骑士、战士。

英雄战士身份的普遍化实质上跟12-13世纪流行的骑士制度（chivalry）有着密切关联。骑士的社会定位是从中世纪三等级论中的“战斗者”演变而来的，中世纪三等级论最早发端于9世纪的英格兰维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帝，他将社会人群分为祈祷者（gebedmen）、作战者（fyrdmen）和劳作者（weoromen）；一个世纪后，英格兰本笃会修士阿勒弗里克指出社会有三个等级，劳作者（laboratores）、祈祷者（oratores）、作战者（bellartores），一开始“作战者”常用的词汇为bellartores、warriors，但随着骑士制度在11世纪时出现并固定下来，“milites”阶层在公元1000年左右广泛分布，首先传播到法国中部、北部，然后在11世纪传播到地中海地区、其他基督教国家。由此，到了12-13世纪时，三等级理论中的“战斗者”指的就是：骑士——至少拥有一匹马的“自由士兵”或“贵族”，欧洲社会也逐步形成了对骑士的期许。13-14世纪欧洲出现了三部骑士规则著作，《骑士守则》（Ordene dechevalerie）、《骑士规则全书》(Hugh of Tabary)、《骑士规则读本》(Libre del ordre de cavayleria)，倪世光教授指出这三部著作都规定了骑士在军事保卫、社会治理和道德表率方面的义务，以及履行这些义务所必须的素养，包括以智慧和谨慎为前提的勇敢、良好的战争理论素养、严格自律、七项美德等，其中七项美德指的是信仰（Faith）、期盼 （Hope）、慈善 （Charity）、公正 （Justices）、谨慎 （Prudence）、毅力 （Strength）、节制 （Temperance）。骑士义务与骑士素养，皆承载着欧洲社会对于平稳的社会秩序以及贵族阶层的期许。

许多中世纪著名的英雄意象，是在10-14世纪这一骑士时代得到充分建构与深化的，英雄的事迹、品质也基本上是以骑士故事、精神作为模板。亚瑟王的故事最初出现在12世纪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中，而后通过1160-1185年克雷蒂安·德·特鲁瓦创作的故事诗与13世纪初的散文诗流传于世。在亚瑟王的故事中，他身边聚集了由高汶、兰斯洛特和珀西瓦尔组成的圆桌骑士团，勒高夫指出，圆桌骑士团意味着公正平等，象征着在等级森严和极不平等的社会中的人民大众对理想平等世界的向往，同时也蕴含着处在较高地位的贵族对创建团体与要求举止平等的渴望。亚瑟以身作则，因其富于谋略的勇敢、追求公正与平等主义的骑士精神而受到众英雄的拥戴，他本身就是12世纪英雄主义与13世纪骑士风度的化身。熙德，即罗德里戈·迪亚斯，是一个中等贵族骑士，他先后效忠于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与萨拉戈萨的穆斯林国王，取得赫赫战功，是典型的成功骑士的形象。令其英雄形象在广大地域内传播的是《熙德之歌》（Cantar de mio Cid），这首战功歌讲述了基督教首领熙德的一系列围攻、袭击和战役。他作为基督教骑士首领，不但效忠其领主，并且在抗击摩尔人等战役中展现出非凡的勇气与谋略，最终成功为自己复仇。骑士美德中的忠诚（Loyalty）与谨慎（Prudence）在熙德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另外一名传说中的英雄罗兰，是创作于12世纪前后的文学作品——《罗兰之歌》中的人物，罗兰代表基督教的骑士典范。一方面，罗兰代表基督教徒而战，“异教徒成千上万地死去，十万兵马中没有两名幸存。大主教说‘我们的将士非常勇敢，天下找不到更好的军人，皇帝麾下的忠心藩臣，必将载入法兰克人的史册”，他英勇善战，成功消灭了许多异教徒也令部分异教徒皈依正统。他的屠戮在教会看来是正义之举，“我有神助”成为了诗歌中频繁出现的话语。另一方面，罗兰也为基督教徒而战死沙场，他的死亡和坟墓都被赋予了重要意义。罗兰死后葬于奥雷亚加，该坟墓因为突出了罗马极为重要的特质而别具一格。罗兰的英雄形象着重突出了“信仰”（Faith）的重要性，他因信仰而战，因信仰而亡，也因信仰受到后人的追捧。侠盗罗宾汉就更是如此，其创作于14世纪后期的寓言诗歌《耕者皮尔斯》（Piers Plowman），罗宾汉是一名法外之徒、好打抱不平的造反者、非典型的骑士，现代人所熟知的“劫富济贫”“保护平民与穷人”等事迹，以及罗宾汉跟反人民的贵族骑士的一系列斗争，兴许是14-15世纪西欧社会对于骑士社会责任的期许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骑士规范读本》即要求“（骑士）要将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坚决保卫人民，不从人民手中夺取一分一毫……他们须奉献出自己的财富在有益处的事业上，以此避免挥霍财富；他们应当选择主持公平正义、保障谦卑者的权力……”可见，中世纪中后期流行的英雄意象，在现实的基础上，经由文学创作者、游吟诗人、撰史者以及其余知识分子的再创作，成为西欧社会对骑士阶层的理想化想象，体现了骑士制度所处社会的价值观。

此外，骑士与国王身份的结合也是建构英雄的方式。亚瑟与查理曼的共通点在于，他们在意象世界中既是百战百胜、勇气与谋略兼具的战士，同时也是为国家作出丰功伟绩的一国之主。亚瑟王是中世纪社会幻想中虚构的国王化身，“中世纪的人们普遍梦想着由信仰和美德统治世界的日子降临大地，他们期盼着由一位历史上的国王领导启示录记载的世界末日”，亚瑟王承载着一种希望，即每当不列颠人民遭遇危机时便会从阿瓦隆岛上苏醒、回归，他是“过去与未来之王”（Rex quondam, rexque futurus/once and future king）。

而查理曼起初是加洛林王朝的君主、法兰克王国国王，而后他积极争取皇帝头衔，一方面主动跟进战事、跟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展开意大利争夺，另一方面跟罗马教宗联合起来，800年在利奥三世的加冕中获得头衔“为上帝所膏立的、尊贵的奥古斯都、统御罗马帝国的、伟大和平的皇帝查理，在上帝的仁慈恩典下也是法兰克王和伦巴第王”试图回归到罗马帝国的政治轨道上。在这重意义上，查理曼既是国王，也是皇帝，代表着中世纪政治权力的最高端。而实现政治权力最高形式的途径，则是通过文治与武功，文治方面显然包括跟教宗的关系缔结、跟伦巴德人，拜占庭人的谈判、加洛林文艺复兴、推行钦差巡查制度等等外交与行政手段，而武功方面则是对外征服与篡夺。查理曼多年来深度参与战事，直至9世纪初年才退居二线，常年的征服与扩张为他的称帝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最典型的例子是意大利征服，查理曼几乎将整个北意大利收入法兰克版图之下，对于中南意大利保持独立状态的斯波莱托公国与贝内文托公国施以军事震慑加以控制，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生态在其掌控之下趋于稳定。强大的军事实力令称帝行为名正言顺，《洛尔施编年史》（The annals of Lorsch）便是典型“实力论”的出处，“利奥三世本人、参会的所有长老以及所有的基督信徒，都认为应当将皇帝名号赐予法兰克国王查理曼。他控制了过去帝国的首府罗马城，并掌管了意大利、高卢与日耳曼尼亚的许多地区。” 所以，基于真实的历史记载，意象领域的查理曼首先是一名优秀的战士，其次才是最高统治者。此外，10世纪以后，不少君主也主动构建起“骑士国王”的形象，最典型的骑士国王形象应当是“狮心王”理查（1189-1199），而路易九世（圣路易）在为自己打造“广为流传的和平的国王形象的同时，也有着骑士国王形象的一面……茹安维尔曾为我们留下一幅圣路易的有名画像，画中的他手持宝剑在埃及的一道提堰上策马奔驰”。从中世纪早期至中后期，战士国王、骑士国王的意象广为流传并为君主们乐此不疲，可见这一形象的号召力与有效性。

总体而言，中世纪意象世界的大多数英雄都有共同点：他们都是战士或骑士，这一方面来源于日耳曼部落传统的“勇气”文化，另一方面也来自于骑士制度之下的社会形塑，甚至有的英雄意象将国王与骑士身份相结合，组成“战士国王”“骑士国王”的形象流传至今。

二、意象世界中的基督话语

中世纪意象世界浸润于基督话语体系之中，也是基督文化的鲜明的反映。意象中的英雄具有了类似于圣徒的地位，但跟圣徒依然存在区别，而意象中的奇观则是上帝“圣迹”的展现。勒高夫指出，“在基督教的欧洲，从来没有全能的英雄和没有阴暗面的奇观”意象世界的内在逻辑显然基于基督教的人性论。人性论的理论前提是灵肉二分、灵魂不死，灵魂与肉体分别处于不同的层次上，灵魂是神造的，它是根本性的东西，独立于肉体而存在；而肉体则是粗鄙低下的，受到各种欲望的诱惑，它是罪恶的。基于此，人性也具有善恶两重性，但这两重性并非完全对等，更确切地来说，人的本质是善的，因为其灵魂是纯洁、属神的，但是罪恶则是通过后天形成的，“人性之中的恶起因于人类始祖亚当的堕落。亚当的堕落使人类丧失了上帝所赋予的最初的神圣本质，罪恶随之而来成了人的本性，罪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人的第二本质。” 所以，在基督话语体系中，人的本质既有善也有恶，但善是最根本的，也正是由于善是人性的根本，人们才信仰基督教，克服人性之善、抑制人性之恶。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浸润在基督话语体系中，创作者们笔下的英雄们也是如此，他们身上有圣徒（Saint）的光环，但并非如同圣徒那般完美无缺，正如勒高夫所言“英雄也只是一个人，而人都是有罪的。”一语道破了基督语境之下的英雄人物也存在鲜明的人性。亚瑟王是一位勇士国王的同时，也是一名罪人，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欲，与他同母异父的姐姐结合生下了莫德雷德。而有趣的是，莫德雷德是导致亚瑟死亡或长眠的罪魁祸首，这似乎暗含着“人对自身罪恶的放纵会让人陷入万劫不复之境”的基督式警示。而亚瑟王的枕边人——圭尼维尔有背叛之举，她跟骑士兰斯洛特暗生情愫，丹特·罗塞蒂的画作《亚瑟王之墓》将三人之间的关系展现在画布上，糅合了亚瑟王之死与王后背叛国王的主题。而作为亚瑟王的副手、著名先知——梅林，也是介于善良与邪恶，上帝与撒旦之间的人物，就梅林的出生而言，他是女子和梦魔结合而诞下的孩子，从基督教观点来看他是魔鬼的后裔。13世纪涌现了一批散文体小说，如罗伯特·德·博龙的《梅林》（Merlin）和《梅林通俗演义》（Merlin-Vulgate），保罗·苏姆托尔的《圣杯之书》（Livre du Graal），这些作品中的梅林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先知天赋为亚瑟和布立吞人效劳，成就亚瑟的宏图伟业，另一方面寻找圣杯，圣杯代表的是“魔鬼般的欲望驱使人们去刺探和篡取上帝的秘密，去改变命运”，而梅林因为将上帝的秘密泄露给世人，并将上帝赐予他专门用来掌握局面的魔法传授给湖中女妖薇薇安，他最终被永久监禁在山洞中。这实质上揭示了基督教的禁忌观念，以及梅林身上的七情六欲，这也是梅林这一传说意象复杂人性的体现。

跟亚瑟类似，人们也会关注查理曼的罪孽与弱点，譬如查理曼知道如何借助教会来掩盖自己多次休妻的罪行，查理曼禁止女儿们出嫁，任由宫廷绯闻的传播，这令人们怀疑他有乱伦的嫌疑。在《罗兰之歌》中，查理曼跟自己的亲姐姐乱伦，生下了外甥罗兰。尽管当今学术界对于查理曼禁止女儿出嫁有多种看法，譬如保证加洛林血统的纯正性、避免遗产分割出现纠纷等等，但人们依然认为查理曼的私德是有亏欠的，并且从不避讳谈论英雄的罪孽。哪怕是近臣艾因哈德（Einhard）也相当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不肯把她们嫁出去，既不许配给本族人，也不许配给外国人。因之，人们不免感到诧异。但是直到他死，他一直把她们都留在家里，他说他不能够离开她们。因此，在其他一切方面伴随着他的鸿运，在这方面却被丑闻秽事和品德有亏的瑕疵给破坏了。”同理，意象中的罗兰也并非是毫无瑕疵的，他一出生就带有污点，并且他的人性也在《罗兰之歌》中得到了体现，临死前罗兰向上帝祷告：“不要因我在一生中犯下的罪孽，而让我的灵魂万劫不复！”

基督教圣徒崇拜中，圣徒死后的尸骨会被认为有神奇的力量，但是，跟英雄不同的是，圣徒的死是其进入永生的起点，因此，他们的神异能力在其死后不仅不会受到削弱，相反，将会得到极大的增强，包括疗愈、驱鬼、赎罪的能力。而英雄的尸骨却没有那么大的功能，但也不乏一些英雄向圣徒地位转变。查理曼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坟墓和统治》（Grab and Herrschaft）讲述了查理曼坟墓的演变，他的坟墓被多次挖掘，1000年可能有一次，奥托三世试图展示查理曼对奥托王朝的庇护；1165年“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下令在亚琛开启查理曼的坟墓，“为提高神圣皇帝的地位，献上赞美、为其封圣，朕特于圣诞节在亚琛召开了一次盛大的御前会议。该地埋葬有神圣皇帝的遗体，以避敌人窥伺，幸得上帝启示，朕得以在此发现。”腓特烈一世对查理曼的“封圣”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因为查理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身份本身就是合法性的来源，这也昭示了著名人物的尸骨存在着多大的诱惑力。而后20世纪有多次开启。而其他一系列传说中的英雄，他们的死亡或沉睡地点也会沾染上神圣的光环，甚至成为圣迹。譬如威尔士边界的英格兰本笃会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据传是亚瑟王与王后圭尼维尔遗体发现之处，在13世纪英格兰人蒂尔伯里所写的故事集里，亚瑟沉睡于埃特火山之中，他在此处等待重回人间或升入天堂。罗兰的墓地奥雷亚加也具有罗兰的特质，1967年法国政府还在奥雷亚加山口树立起了罗兰的石碑，上面注有其名字与阵亡时间。熙德也是如此，1541年修士们曾命人开启熙德的墓葬，一股圣人的香气从中溢出。可以说，跟对死后圣徒的尸骨崇拜类似，中世纪人对于英雄墓葬的兴趣有增无减。

实质上，除了后人对英雄墓葬的兴趣以外，英雄的一生也跟空间紧密联系。实质上，这也与圣徒的功能类似，许多圣徒在活着时或死后成为了庇护一方的神圣力量，在社区、地区、国家的层面形成了独特的庇护空间。勒高夫认为，一个传说往往跟一个地点或一方空间相联系，这也是塑造英雄与奇观的方式，这些地点往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地理立足点——关于英雄的出生、征战、奇迹与死亡等重要人生节点。查理曼的加冕地点亚琛，成为了中世纪的英雄首都，一种王权合法性的象征，直至16世纪初依然在为日耳曼国王加冕而服务。梅林亦是如此，“他自由的时候，喜欢生活在森林中，被永久囚禁之时，则只能困于空中或水中。在中世纪，人们认为梅林最喜爱居住的森林是布列塔尼的布罗塞利昂德森林，即现今伊勒-维莱纳省的潘蓬森林。”野生森林逐渐成为了魔法、神秘主义与未知的代名词。罗兰也在大自然中留下了传说中的行迹，被他用迪朗达尔一分为二的岩石、加瓦尔涅冰斗上留下的缺口、拉斯佩齐亚附近的圣泰伦佐岩石，甚至是龙科迪马里奥山上的巨人足迹。罗兰的许多痕迹都留在大自然之中，正如《罗马之歌》中所传达响彻群山的自然基调。所以，许多中世纪意象世界里的英雄都有着类圣徒的地位，他们的事业与奇迹跟地点紧密联系，但他们并非古代晚期的殉道者、潜心修道的教士，而是在世俗事业中展现非凡的力量的国王、骑士，这或许从另一方面昭示出11世纪后西欧社会的世俗化进程。

中世纪典型的基督教建筑——主教座堂与回廊内院，也是基督话语下的产物。

主教座堂主要包括了城市中的主教区——两座教堂、一座圣洗堂、一座主教宫、一座教士之家、一座主宫医院和一座学校，它历史悠久，长久以来扮演着双重角色：作为教堂、礼拜仪式的场所，以及作为意象世界中的神秘而永恒的存在。哥特式风格为主教座堂赋予了中世纪精神，罗兰·雷希特指出哥特式风格没有延续罗马式风格，显现出全新的断裂；并且建筑风格更轻、更亮，线条元素得到了丰富的运用，反映了理性精神，光影增强了主教座堂的视觉效果，其中包含了教会越来越注重“道成肉身”的考虑。欧文·潘诺夫斯基编著的《哥特建筑与经院哲学——关于中世纪艺术哲学宗教之间对应关系的探讨》还探讨了哥特建筑与经院哲学内在的精神联系。欧文指出，经院哲学理论中凡事力求清晰的指导原则体现在建筑上就是“透明原则”（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表现的是一种与世隔绝、不易穿透的厚重感，从内部看则是宽敞开放的，各个空间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而内外部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风格与印象也截然不同，这也反映了：经院哲学一方面把信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与理性知识严格区分，另一方面又强调信仰的内容必须要让人易于理解。鼎盛时期的哥特风格所追求的，正是信仰与理性的合一，正是跟经院哲学名作《神学大全》的精神互通。正如乔治·杜比所言，介于“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的“艺术世界”，主教座堂开辟了独特的想象与现实杂糅、半虚幻半现实的建筑艺术空间，它是基督话语与神学哲思的凝固。

回廊内院的意象世界是封闭的意象，跟主教座堂的开放性不同，作为修士与修女们的生活与灵修空间，回廊内院是“静止之所”（stabilitas loci），强调灵魂在此获得平静（quies），表达孤独与沉思生活。如果说主教座堂在12、13世纪后逐渐成为普罗大众的世俗场所，那么回廊内院则一直以来都属于修士（monos）的个体场所，修士在此祈祷、灵修，与世俗隔绝。

综上，中世纪的意象世界浸润在基督话语之中，无论是英雄生前的品质个性，抑或是英雄死后，人们对于坟墓、地点的推崇，体现了基督教文化是如何定义人性，如何看待圣迹与死亡的；此外，建筑的风格、设计与印象，在意象世界中也凝结了基督的神学与迷思，成为了中世纪人精神休憩之所。

三、流变中的意象：民族化与大众化

前两部分主要阐述了中世纪意象所反映的中世纪话语体系，而意象本身因其具有想象的特质，会在传播的过程中会被再创造、再加工、再塑，以此反映不同时代与大众的需求。16-20世纪，意象相较于中世纪时期产生了变化，其流变趋势有二：民族化与大众化。民族化指的是许多中世纪英雄与奇观受到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浪潮的裹挟后，产生了新的形象与新的故事，这些形象与故事往往与民族国家的渊源与历史存在着紧密联系。大众化指的是，中世纪意象经过世俗化、浪漫主义进程，以小说、传说、寓言故事的形式逐步进入了普罗大众的生活之中，在二十世纪经由电视、广播、电影等形式融入到了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之中，许多独属于欧洲人的古老意象，在新媒体的影响下传播到全球各地。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名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指出，民族是想象的产物。“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民族被想象成有边界的、有主权的，被想象成一个内部平等友爱的共同体。作为构建民族的要素之一——民族的传记，提示了“民族”的过往与曾经，正如人从泛黄的婴儿照片、出生记录和婴儿玩具等积累的证据中“记起”儿时的自己，民族的传记同样揭示了民族过去的样貌，同时暗示了民族在时间上的连续性。“适用于现代人物的“叙述方式”，同样也适用于民族。知觉到自己深深植根在一个世俗的、连续的时间之中，并且知觉到这虽然暗示了连续性，却也暗示了‘遗忘’这个连续性的经验（这是18世纪晚期的历史断裂的产物）——这样的知觉，引发了对‘认同’的叙述的需要。”由于民族跟人不一样，人能从生日开始往下叙述，而民族没有生日，“就不能用福音书的方式，经由一长串的生殖与父子相承之链，‘顺时间之流而下’地写作。唯一的替代方案是以‘溯时间之流而上’的方式来为民族立传——上溯到北京人、爪哇猿人、亚瑟王，上溯到断断续续的考古学之灯所照射到的任何地方。”亚瑟王的意象跟地点、空间联系起来，被用于政治上，“在英格兰诸王大力宣扬亚瑟时，法国人和德意志人也争先恐后地在历史神话中寻找本国的精神支持。”

查理曼亦同理，他在19世纪时成为了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的庇护人，也成为了各民族追溯自身起源的节点之一。20世纪时，出于欧洲一体化的现实考量，学术界开始注重查理曼“欧洲之父”身份。北京大学李隆国教授指出，《查理曼与教宗利奥三世》中对查理曼称“世界的首领”“可敬的欧洲首长”“神圣的英雄”，可见作者将查理曼置于欧洲的视野之中，是一种欧洲意识的显性表达。同时查理曼的谋臣、圣马丁修道院院长阿尔昆从基督教世界政治格局的角度论述查理曼称帝的合理性，而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几乎囊括了整个欧洲。剑桥大学的麦基特里克·罗斯蒙德教授(Rosamond McKitterick)认为查理曼是为数不多的形象被固定化的欧洲君主之一，他的骑士和文化传播者的形象深刻影响着各国的民族认同感。他不仅仅被欧洲人视为庇护神，同时欧洲人认为查理曼树立了一个优秀政治人物应该有的优良品质，罗斯蒙德教授还提到，查理曼象征着欧洲共同的政治文化与法律文化，其在欧洲整体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力能够持续到他死后的1200年。可见查理曼意象不断地被民族化、欧洲化，民族的查理曼与欧洲的查理曼已经脱离了历史上真实的查理曼，而是作为一种建构共识与共同感的意识形态工具。

熙德在今西班牙境内的战斗活动令他跟西班牙形成了紧密的联系，20世纪初著名文学史家拉蒙·梅嫩德斯·皮达尔《熙德的西班牙》（La Espana del Cid，1929）将熙德塑造成了西班牙的民族英雄。自此，熙德代表了西班牙民族的形象。除了具体的人物意象以外，民族主义思潮中，主教座堂也成为了凝结民族历史与民族智慧的代表，它们在19世纪是伟大的古迹。雕塑家罗丹曾在《法国大教堂》（Les Cathedrales de France，1914）一书中表示，“主教座堂是一个国家的综合，我们整个法国都浓缩在教堂中。”主教座堂意象中的静止与永恒，象征着法兰西民族的永恒。

正如帕特里克·格里所言，“19世纪的学者、政治家和诗人不是简单地编造了历史，他们利用了已经存在的传说、书写材料、神话和信仰。为了构建政治统一体或政治自治权，他们只不过采用了新的方法来利用这些元素。其次，虽然这些共同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想象出来的，但是，它们非常真实和强大。”其中，意象世界就是编织民族历史极为关键的材料，一位战功卓著的古代中世纪英雄常常与空间地点相联系，而这些地点往往是不同民族国家的地域，英雄们的战斗被解释成为民族而战，英雄们的功业被解释成民族辉煌的历史，英雄们的死亡也被诠释成为民族事业而死。浪漫主义在创造英雄的同时，也扭曲了真实的历史与真实的英雄。而奇观中凝结的符号——封闭、静止、永恒等，也被嫁接到民族国家的“基因”中。总而言之，意象世界成为了构建民族国家认同的“素材库”。

意象世界民族化的同时，也迎来了世俗化、大众化的变化趋势。12、13世纪西欧社会世俗化趋势日益显著，一直到18世纪的浪漫主义风潮，中世纪意象世界经由各文学家的处理，逐渐走向了普通大众的生活，成为了广为流传的传说与故事。一方面，文学作家们创造出亲近大众阶层的意象，如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罗宾汉，他为受到欺凌的穷人服务；又如乌托邦式寓言的安乐乡寓言。勒高夫指出，“安乐乡”出现在13世纪的一篇由200行八音节诗句构成的韵文故事中，该寓言故事讲述了作者在想象国度中的游历，那里所有的人都随心所欲、毫无顾忌，终日饱餐。人们无需守斋戒，也无需实行性节制，他们在“青春之泉”的沐浴下永远保持年轻。该意象实质上反映了13世纪大众对于乌托邦的构想：饥饿的恐惧消失了，人们得到了自由，也保持了年轻。这是一种民俗的、大众的乌托邦构想。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浪潮裹挟之下，意象英雄们的爱情也被着重描绘，由此吸引了不少大众读者，譬如亚瑟和王后圭尼维尔、梅林与女妖薇薇安；戏剧中的熙德就曾被塑造成伟大的爱人形象，他与希梅纳的悲剧爱情故事揭示出陷于爱情与责任两难境地的英雄典范；罗宾汉的故事里还包含了跟温柔女友玛丽安的爱情；罗兰死后，罗兰美丽的未婚妻奥德得知消息后，“‘罗兰死后我再贪生，上帝、圣徒和天使不会容忍！’她脸色苍白，昏倒在查理曼脚下，当下也就死去——愿上帝怜悯她的灵魂！”；而在12世纪后的骑士文学之中，爱情也是重要的成分，骑士成为了宫廷爱情的主角，典型的例子是骑士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爱情故事，特里斯坦从恶龙手中救出了爱人。乔治·杜比指出，无论是真实爱情还是想象爱情，精神爱情还是肉体爱情，宫廷爱情的出现加强了骑士制度自出现时就具有的意象世界。中世纪晚期以来，越来越多的意象被大众所接受，成为了诸多口耳相传的传说、寓言。

中世纪意象世界在二十世纪的趋势是大众化。进入二十世纪后，“大众文化”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点，那么，何为大众文化？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在《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一书中对二十世纪以来的六种定义进行了整理：被大众所喜爱的文化、除了高雅文化外的其他文化、群氓文化、来源于人民的文化、自上而下灌输给“群氓”的欺骗性文化与自下而上的、由“人民”创造的对抗性文化之间交流和协商的场域等等。二十世纪初，娜塔莉《档案中的小说》、彼得·伯克《近代早期文化》以及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等书都提及了大众文化的自发性与慷慨，跟精英文化不同，大众文化具有自生性与独立性。而法兰克福学派则对大众文化对人性、自由的剥夺与侵蚀提出批判，表达了对文化发展中的娱乐化、平庸化、媚俗化倾向的反抗。无论如何界定大众文化，斯道雷指出，“有一个前提都是毋庸置疑的，即大众文化只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才能出现。”工业化与城市化既开辟了独特的大众文化空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共享的文化，也带来了实现文化大众化的新手段——二十世纪新兴媒体，如电视、广播、电影、报刊、漫画等等。中世纪的意象世界在二十世纪实现了在大众传媒之中广泛传播，进而成为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电影令中世纪意象成为西方大众文化的符号之一。亚瑟王的传奇在电影中得到了延续，也同样受到扭曲，如理查德·索普导演的《圆桌武士》（Knight of the Round Table），乔舒亚·洛根导演的《卡梅洛》（Camelot）、布列松的《湖上骑士》（Perceval le Callois）、约翰·鲍曼的《亚瑟王神剑》、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Indiana Jounes et la derniere croisade），亚瑟王以及其城堡卡梅洛成为了英国古代文化的标志。亚瑟王身边的法师梅林，也在电影和儿童世界中获得了新生，1963年迪士尼公司制作出动画电影《石中剑》，英国广播电视台在二十一世纪初拍摄的五季连续剧《梅林传奇》，青年梅林与亚瑟相知相伴，最后亚瑟死去，梅林开启千年的等待。此外，列那狐也出现在儿童画册与电影中，如拉季斯拉夫·斯达尔维奇的《列那狐传奇》（Roman de Renart），列纳狐也出现在罗宾汉的动画电影之中，后者也有一系列电影，《侠盗王子罗宾汉》（Robin Hood Prince of Thieves）、《罗宾汉和玛丽安》（Robin and Marian）等。电影以一种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式，传达、发展了中世纪的意象。

言及至此，或许我们会提出些许问题，为什么中世纪意象世界，纵使大部分人物都是文学的虚构与创作而成，却依然对今天的西方文化具有符号性的影响力？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听闻过亚瑟王和梅林的故事？为什么人们依然在无数动画作品、电影作品之中运用独角兽、列那狐的意象？魔法与巫术，奇幻、奇迹与神秘主义，为什么数千年来深受欢迎？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须回到勒高夫的话语之中，意象世界是在现实世界基础上的经验推理，它们跟现实世界有关联，却脱离现实世界，进入了想象体系之中。想象体系脱离了社会结构，成为了释放人们内心渴望、精神压力的独特空间，类似于象征主义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所言的“阈限”空间。在该空间之中，不再存在现实社会的结构，而是处处都充斥着平等主义、普世主义，例如安乐乡意象充满了脱离现实、乌托邦式的交融，安乐乡的人们不再担忧现实社会流行的问题——饥饿、规则与短寿；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会议也充满了平等主义色彩，这是对等级森严的中世纪社会的反抗意识。与此同时，意象所开辟的精神空间也在巩固着既有的社会秩序，它避免激烈的变革，恐惧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化。譬如不符合常规的女皇若安意象，她女扮男装成为了教皇，最终在众人面前诞下婴孩。这则寓言实际上暗含了中世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对于女性的恐惧，他们害怕女性会入侵教会体系、破坏既有秩序，甚至为此衍生出“女性污染圣事”的观念。另一个女性意象——梅绿丝娜，则是一个关于禁忌与恶行故事的女主角，“超自然传说中的最古老的女英雄通过约定嫁给一位凡人，而违反约定之日，也是她永远消失之时……这对于建立在忠诚基础上的封建社会而言，故事之中的背叛的象征隐喻尤为敏感。”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指出，在宗教认知观念中，处于秩序之中的事物是洁净的，反之则是危险的、禁忌的。梅绿丝娜的丈夫违背了象征着秩序与忠诚的约定，这意味着他触犯了禁忌，他心爱的妻子只能永远消失。可见，意象世界本身既提供了一个反结构的乌托邦，给予人以心灵与精神的休憩之所，同时也在强调着社会的秩序与常规，这令意象世界被广泛地接受——从知识精英到普通大众。并且，如前文所言，意象世界并非一成不变，近现代浪漫主义令它们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二十世纪大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令它们永远留在了银幕之上，向欧洲以外的地区传播，进而成为了西方文化的符号之一。

四、结语

正如本书作者雅克·勒高夫所言，意象世界并不是空中楼阁，从4-14世纪，意象世界令原本高高在上的价值观念以及各种形象落到地面。“中世纪英雄与奇观就是基督徒在人间安家这一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杰出人物与功勋，他们用超自然世界中的荣光和魅力来装饰居住的大地……以神话与传说为背景，中世纪的基督教徒落地人间，本书自愿为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作注。”意象世界是中世纪社会的缔造物，反映出社会话语。一方面，意象世界中的英雄身份往往是战士与骑士，对战斗者的推崇既来自于日耳曼部落的勇气文化，也来自于12-13世纪的骑士风度与英雄主义；另一方面，意象世界是基督教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象英雄将上帝的圣徒与圣迹带到了人间，他们具有善恶两面，他们活着与死亡都跟地点、空间相联系，而奇观则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神学空间，凝固上帝神迹。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令中世纪意象世界重新焕发了生机，成为了“民族的”“国家的”“欧洲的”的文化符号。二十世纪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崛起，世界各地的观众、读者通过意象世界认知、了解西方文化。

古代晚期史学家彼得·布朗曾如此评价中世纪，中世纪的人具有福柯所言的“自身技术”，所谓自身技术指的是按照某些目的、通过自我控制或自我认知的关系，去确定个体的身份、保持这种身份或者改变这种身份。自身技术也就是对于自身的关怀、关心、关照，正如苏格拉底所言“认识你自己”。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普罗大众，他们的思维与心灵依然活跃，存在着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并非彼得·拉克等一系列人文主义者所言沉郁、古板的精神状态。中世纪人们所创造出来的这一套意象体系就是他们思维活跃性、创造性与批判性的最佳体现，拨开神学迷雾，我们会发现中世纪人思维结构中的理性与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