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李清照”——读《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

翻书评居然翻出来了这篇大二古代文学读书笔记期中作业，时隔一年半再回首，我果然是“愣头青”啊。当时脑子一热就选择了这本书，但是阅读下来其实很舒服。但是很明显我是外行看热闹，写这篇作业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专业视角”。先感谢前辈们对这本书的批评，我忘记我当时参阅了哪些相关批评文章了，如果想起来/找到了，我再补进来。

李清照是古代文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名字，而面对前人汗牛充栋的相关研究著作，海外汉学家艾朗诺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则另辟蹊径，试图剥落李清照身上的层层之“累”，以女性主义批评视角为核心，在丰富的文献基础上，穿插宋代以来妇女地位与文学创作的变迁史，展开他对李清照生平及作品接受史的深刻思考。 一、被歪曲的女性书写 我们不妨先观标题本身的“累”，“才女之累”的“累”，在艾朗诺的诠释下，是英文标题里的“Burder”，即负担之意，而艾朗诺也屡次在前面的导论和部分章节，强调李清照的作品“无论是现存的原作还是系名之作，我们都能觉察到历史层累的印记”。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自宋代开始，李清照已然成为一个“文化偶像”，她的文学创作与道德伦理不断纠缠在一起，这使得“李清照”变得更加刻板化，她仿佛只是“赵明诚的妻子”，而不是“独立写作的李清照”，无论是什么时候的创作，她总要和男性捆绑在一起，我们无法从这些批评里看到批评家们对女性的主体创作性的充分肯定。 艾朗诺在第一章“宋代的女作家”里为我们介绍了宋代女性写作情况，揭示了社会关于妇女写作的成见对女性作品传播的影响。这样的成见，可以使官妓严蕊从一个坚定的迎娶拒绝者变成了忠贞护主的才妓，也可能通过无数传闻，男性捏造出像“朱淑真”这样的怨女形象。男性将他们怀才不遇的愁思移情到“朱淑真们”身上，未尝不是一种上下层之间的关系话语对性别话语的强行介入？在这样的介入下，女性可以学习知识，但是保留作品却是一种被强烈禁止的行为，女性焚烧文稿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如书中提到的程颐母亲）。男权钳制之下的文化传统，有意地筛选出符合忠贞不渝的女性表达，不平等的历史淘汰机制掩盖住了女性书写的多样性。无独有偶，在西方文学批评中，乔安娜·拉斯《如何抑止女性写作》提到夏洛蒂·勃朗特的文学接受问题，当我们谈及她，只会想到《简爱》这一代表作，但是《维莱特》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与更高的艺术价值，被研究者视作是夏洛蒂最好的作品，这样优秀的作品，却在许多地方的图书馆失去踪迹。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流传下来的宋代女性的作品，包括李清照的，换句话说，女性创作的被发现可能随时处在遮蔽和篡改之中。 同时，在对李清照的文学作品阐释中，批评家往往采取“自传性解读”的方式，即把李清照的生平与其诗文一一对应，认为诗文中的主人公等于李清照，毋容置疑，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知人论世”等经典古代文论的影响，但是艾朗诺在第三章“易安词的相关假设”中力图打破这一固定的分析程式。首先，从词的创作来说，哪怕柳永、欧阳修和李煜的词作经常被认为是自传，但实际上只有少数词家尝试以自传体写作，更多的是代言体或者以女性为描摹对象，很明显并不等于自传体。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依然存在于词体文学中，在21世纪的语境下，在叙事学的观点下，我们其实也明晰了作者与叙事者的关系，两者有关联，但不能混同。问题在于，不少批评家在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认为女性书写是“我手写我心”，自传性的解读可以反映女性主义的思想，但结果是完全被理论牵制了。其实，这陷入了性别偏见的泥沼之中，正如艾朗诺所指出的“在极富文化底蕴的古代中国，人们往往觉得女子之文就创作水平而言属二流作品，在辞藻、典故及文学感染力方面皆不及男子之作。女作家的表达必定是直白而浅显的，进一步说，她们只会用‘自己的’口吻来写作”，我们以格局衡量女性作品价值本身就是男性主导体系的陷阱，无形中剥夺了李清照进行代言体创作的可能性，拒绝了女性虚构书写的猜测，将其桎梏在“小我”的情感反映，而不是以平等的视角去理解女性作品。 二、形象接受史的风波 李清照，已然从一个独立的才女化为中国文化史的“李清照形象”，每一代学者都对李清照形象抱有着不同的意见，承载着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而传统文人对李清照个人的评价与再嫁的问题的反复讨论便是分析的重点，这便涉及到背后的妇女地位的变化。 田晓菲老师谈陶渊明和手抄本文化的时候，她提出陶渊明的形象、作品，就是在不断地被篡改和修正中而形成的。无疑，李清照与之相似，却或许更加扑朔迷离，因为她的作品集《漱玉集》早已销声匿迹，往后每个朝代都会突然生出新的“易安词”，真伪问题是摆在李清照研究者的一大难题，而李清照本身的事迹记载亦不多。在李清照的形象塑造上，充满着“贤内助（以及恋旧情的寡妇）和再嫁寡妇之间的矛盾”，甚至有些批评家与官方意识形态试图把李清照放在主流的叙事话语中，需要反复强调李清照对爱情的贞洁，以符合儒家道德传播。艾朗诺在本书的第八章运用大量的史料，详细地为读者展开明清时期的女性写作情况，探讨了文本接受背后深刻的文化思潮与历史发展，使读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同时他在努力还原历史语境，拨开才子佳人范式的迷雾，筛选代表性材料，并一一反驳每个时期批评史里对李清照的不当塑造，从而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更加立体与客观的李清照。 作为读者乃至研究者，我们从一开始的文本传播就需要开始警惕，它们是参与塑造李清照形象的重要媒介。那些最受读者欢迎的词，比如《如梦令》与《醉花阴》，艾朗诺提醒我们：“或许正是这个传奇化的李清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们对这些词印象深刻。因为这些词符合于李清照的形象，同时也强化了这个形象。但是这个形象顺应于男性文化，而且也是被男性文化所接纳、传播的，直到今天依旧萦绕在我们身边”，它们可能会遮盖了李清照的不甘、坚毅与野心：她献给韩世胄和胡松年的《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用典精巧适宜，语句惊心动魄，更是彰显了女性关注国家大事的主动性，但是却险些未能流传；打马主题的作品，我们看到了文人李清照的另一面：一个十足的博弈者、智者兼决策者；《词论》将之前的知名词人都批评一遍，并强调“词别是一家”，不像前人那样努力与过往体裁发展连接起来，而是以其特殊性来致力于提升词的文学地位。我们可以肯定，李清照不是赵明诚的附庸，而是可以闯进男性所主导的文学殿堂里，并向他们发出独立女性人格的声音。 再婚问题，争议一直从清代延续到新中国，很多学者曾力图捍卫李清照没有过再嫁，他们以先入为主的印象判定再嫁是对才女符号的污蔑，这样强烈的观念，的确在五四时期有所改善，已经有学者重新关注到李清照的非凡才华，但是那个时期的“李清照形象”，更多是被纳入民族思想解放层面的，男性需要一个古代的独立女性形象来做宣传，而非真正地考虑过李清照立体形象的展现。在一系列史料和文本的缝隙之间，我们有理由去关注到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关系可能存在不平等，可以去怀疑赵明诚纳过妾，这就意味着对史料的细读与分析，都是必然的。虽然艾朗诺已经尽可能地挖掘了相关材料，但是接受史的研究方法也不是最完美的。李清照作品抄本已然销声匿迹，流传下来的文本也极有可能受到过官方层面的审查与删减，其研究的空白之处不言而喻。 三、启示与遗憾 除去女性主义批评视角，艾朗诺运用了英美新批评的方法，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在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分析了易安词。正如他在前文反复强调的那样，要把易安作品和易安生平（比如赵明诚与其的情感关系）分开，撇开那些不够真切的生平，易安词依然有着传情达意的多样性，也可以与传统写作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姿态。她的作品里的愁绪，不需要一定要与赵明诚有关，重新发觉李清照的女性主体创造性，应该是重中之重。 正因为是海外汉学家，他所引用的文献，既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现当代学者的批评，也将宇文所安等汉学家的观点融入进论述中，视角开阔，用艾朗诺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我写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跟你们国内研究李清照的学者对话”（参见季进编辑的《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中西方的比较视野，挖掘了李清照研究新的深度与广度。不仅如此，他的行文逻辑自洽，旁征博引，将社会史充分介入到李清照研究中，让读者管中窥豹，了解到古代女性写作的不易地位。强烈的问题意识，也让我开始反思对女性诗词本身的看法是否存在“性格化”的偏见，以及如何把握住真实的李清照，作家与作品的距离到底是怎么样的。 但是，个人认为，本书有两处不足：其一，十一章和十二章的解读或许未能达到艾朗诺的目的，艾朗诺似乎挣扎于确信作品是否是李清照的原作，以至于对作品的分析显得有些割裂，而且只用两章浅浅分析部分作品，又或许也说明艾朗诺打破之后再重构新的李清照批评的难度。宇文所安在《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谈及李清照研究的时候，也盛赞艾朗诺的《才女之累》可能是李清照研究的巅峰之作，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李清照的研究，但是艾朗诺对李清照词作本身意蕴的解读，可能还不够。其二，在梳理五四时期的再嫁争论的时候，艾朗诺并未将胡适对该事的论争放入，而胡适对李清照再嫁方面的考证，也是一件比较重要的李清照研究史事件。 行文至此，读书笔记即将步入尾声，我选择将这篇笔记命名为“看不见的‘李清照’”，亦是借鉴了《看不见的女性》这一书名结构，李清照乃至其他女性写作的接受史，也受到了不平等的性别视角的影响，从古希腊的诗人萨福（因为性取向而被强行冠上诗歌追求的是一名“理想的男性”），我们所熟知的词人李清照，还是一些现当代的女作家，都可能承载着道德压力，乃至死后成为被迫任人修饰的符号。而艾朗诺对李清照的修正，更多的是一种号召，启示我们以更客观的视角去挖掘女性写作的内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