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琐言赘语》书后

明清的都市文化繁荣昌盛，在明清时期流传下的诸多记载中交相辉映，其中金陵作为繁华的象征，为文人所津津乐道，不管是戏曲《桃花扇》还是小说《红楼梦》发生地都是在纸醉金迷的金陵，而金陵同时又勾连六朝风华，作为古都的金陵本身也有神怪的一面，而这些描摹一方面归属于文化史，但又有很强的社会史因素在其中，明清史研究大家李孝悌先生打通文化史和社会史壁垒，结合美国新文化史的路数来重新解读明清时期的文化，城市和启蒙。

本书分为八章，其中导论是对于西方学界中国研究中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转向和融合，第一二章主要研究明清统治阶层对于宗教和鬼神的认识和其在实际政务运作中的态度和处理，第三四章则是关于南京的两部带有地方志色彩的笔记小说的研究，也是本书书名的来源，即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和甘熙的《白下琐言》。第五章为过度章，把目光从南边繁华的金陵转移到可以与之媲美的开封，并延续其前作的戏曲兴趣，对开封演剧进行讨论，三四五章可以视为城市研究的范畴，而最后两章则着眼于近代以来的启蒙进行展开，一个是启蒙运动中的代表产物百科全书是如何本土化的，另一个则是胡适开启白话文学倡导前的清末白话运动。

从文化来看，我们都知道明清时期在经历了宋明理学后的洗礼，对于鬼神实际带有一丝理性认知的意味了，相对于魏晋时期的神人杂居，明清时期的鬼怪更多的是身边成精，与其说是神，不如说是精怪装神，远非可与魏晋时期的泰山府君相比，但是李先生通过爬梳明代官方中的太祖记载发现，太祖的鬼神认知迥异于常人认知，其中虽然不乏宣扬其正统性的祥瑞描述，但太祖本人积极参与鬼神秩序再构建，同时对于祭神中的仪式也并非是虚应故事，而是诚心实意以侍神，不但亲自过问国家祭祀的流程，对于地方官使用祭品时细枝末节的错误也是深究其过，并下圣谕进行训告，可谓是“国之大事，在祀而已”，正如作者提到的“太祖认为在处理政事时，神明会在其需要时出现，另一方面，他对政事的责任感和关怀又强化了他对天道的依赖，天道与治道互相加强，形成正面的循环”，而士大夫虽然对于太祖这样的行为不屑一顾，认为是违背先师遗训，但其发起的恢复古礼运动的参考仍旧是超自然的佛道，因此其虽然从古礼中寻找对抗的资料，但并非是“不语怪力乱神”，而是具有共同的超自然宗教色彩。

而反观城市，颇为有趣的是也有不少宗教记载留存，无论是《客座赘语》还是《白下琐言》，虽然其具有方志的属性，留存了不少关于金陵风光的生动描述，但是因为其笔记体裁，也收录了不少关于神怪的记录，比如《白下琐言》里面作者亲身经历中的宛若冒襄得病经历，以及士人为求中举的关帝灵签，无不缠绕了神怪气息。同时作者以甘熙写作《白下琐言》时的考据态度，指出方志虽然披上了历史外衣，是地方历史叙事中的正式权威知识体系，但却忽略了方志编撰者收集材料时的任意性和不可靠性，一方面甘熙以重修方志的严肃态度来撰写《白下琐言》，但另一方面其中又以言之凿凿、真实有据的态度传述《聊斋志异》式的鬼魅故事，在坚实的城市历史之中，编织了各种虚无镖缈的传奇，顾起元和甘熙的记述都构成了其独特的城市记忆。

而近代以来的启蒙则有舶来品和本土货，其中作为舶来品的百科全书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颇为有趣，折射出近代知识分子复杂的一面，百科全书作为启蒙运动的代表物志异，本身就具有对于知识的在解读和把控，而传入中国的百科全书们一方面与本土的经世文编进行对标，另一方面又在改造家国人认知，这些在传统科举下不得志者通过不同方式切近西学，因此其编撰的百科全书也是面貌各异，比如钱恂因为长期出使各国，比来源于口耳之学的记载，多了些实时生动的细节信息，同时又更有大局意识。而邹弢的江南文人，在转向实务的同时，多了一份落魄文人的俗艳之感，而作为本土货的白话运动则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正如史华慈提到的五四运动并非是平原上凸起的山峰，他不过是高山带上的比较高的山脉者而已，如果没有清末以来的白话运动，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不会一呼百应，但正如胡适批评的，白话运动仍旧局限于知识分子，其写作具有质胜文的标志，写作者虽然采取白话写作，但并不以下层民众为主要目标，仍旧需要之后的白话文学改革，才真正改变思想模式，使得启蒙思想走进千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