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将一往无前

在读到后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小细节。

作者讲述自己在面对庞杂的材料的时候，最后选择了用冯内古特弧线”规划自己的叙述。（感兴趣的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冯内古特弧线提供了一个图解程式，可以用来分析写过的每一个故事，无论这些故事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在这一图形装置中，纵轴代表着从好运到霉运的连续变化，好的在顶端，坏的在底部，横轴则代表着时间的推移。被冯内古特抽离出来的一种故事类型是“跌入洞中”，其中，经历了巨大好运的英雄会先是深陷于霉运，接着爬了出来，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这一故事类型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发现它很好地代表了丘吉尔的首相第一年。

如果用这个方式来看作者笔下丘吉尔上任首相的第一年，那么巨大好运应该就是丘吉尔当选了首相，但是随着战事的焦灼，美国又迟迟不下场，这一年首相和他的人民在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但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则是展示出了英国人民与纳粹德国对抗到底的坚韧决心和勇气，而最后的更大成功当然就是美国也对外宣战，同盟国迎来了胜利。

正如作者所说的：我这部作品更贴近的是私人生活，它深入探讨了丘吉尔及其身边最亲近的人是如何一天天生存下来的：暗淡与璀璨的时刻，情感纠葛与崩溃，泪水与欢笑，以及一个个揭示了人们如何在希特勒钢铁风暴下生活的离奇插曲。这是丘吉尔变成那个我们熟知的叼着雪茄的斗士丘吉尔的一年，他在这一年中发表了自己最精彩的演讲，向世界展示了，何谓勇气与领袖风格的典范。

但是比起这条清晰的故事弧线，更让我觉得动容的事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展示出来的，在战争这一年中普通英国人民的生活。

我们可以透过作家丽贝卡·韦斯特的视角看到，在空袭的威胁到来前人们依然会认真的对待玫瑰，

当“银色巨象般”的阻塞气球在头顶上飘荡时，她记录下了这一“完美夏季里万里无云的天空”。五百六十二个高高悬挂的巨大的椭圆形气球，由一英里长的缆绳系着，飘浮在伦敦上空，它们被用来阻挡俯冲轰炸机，并阻止战斗机下降到足以扫射城市街道的高度。韦斯特回忆了人们如何坐在玫瑰丛中的椅子上，目光凝视前方，因紧张而面色苍白。“他们中有些人沿着玫瑰花圃散步，特别认真地低头看着这些鲜艳的花朵，吸着芬芳的气息，好像在说：‘这就是玫瑰的样子，这就是它们的气味。在进入黑暗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

战争中，BBC流动广播队驻扎在多佛尔的峭壁上，希望能够遇到一场空战，进行一次实况报道。他们的报道后来被证明对部分听众而言过分狂热。BBC播音员查尔斯·加德纳的叙述之详尽，令这场空战更像是场足球赛，而非英吉利海峡上的生死搏斗。有些听众对这种报道方式颇有微词，“它把苦痛转化成游戏和运动，不是为了帮助人们消化苦难，而是为了将人们引向最低级、最粗鲁、最应该抹去的残酷暴力的感觉。”而另一些人则觉得这是鼓舞人心的，在对三百名伦敦人进行快速调查后，国内情报处宣称：“相当多的受访者非常热情地谈起这次广播。”《纽约客》撰稿作家潘特-唐斯猜测，大多数听众都陶醉在这场戏剧中。她在日记中写道：“大多数体面的市民可能没那么容易被冒犯，而是坐在收音机旁，紧紧抓住他们的座椅欢呼着。”

对公众而言，战争将越来越残酷的相关认知也形成得很慢。上次大战和它怪诞的陆地战役还清晰地停留在英国人的心灵深处，而这次发生在空中的新战争毫无可比性。如果战斗发生在低空，地面上的人们或许可以听到机关枪和发动机的声音；如果发生在高空，他们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听不到。云层经常遮盖了空中的行动；晴朗的日子里，尾迹会以天空为背景蚀刻出螺旋和环形。

在八月一个晴朗的日子里，记者弗吉尼亚·考尔斯躺在靠近多佛尔的莎士比亚陡崖上方的草地上，她发现自己正在观看一场重大空战。“这幅场景十分壮丽，”她写道，“面前是英吉利海峡蔚蓝的海水，远处法国海岸模糊的轮廓也依稀可见。”一排排房屋位于绝壁下方。小船与拖网渔船在港口中漂荡，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海水闪耀着光芒。上面悬挂着至少二十个巨大的灰色阻塞气球，仿佛空降的海牛。与此同时，在高高的天空中，飞行员们正在殊死搏斗。“你躺在高处的草地上，微风轻轻地吹拂着你，你注视着数百架银色飞机成群飞过天空，像一团小昆虫，”她写道，“在你周围，高射炮在颤抖和喷吐着，用白色的火团刺穿天空。”着了火的飞机划着弧线落向地面，“在天空中留下一道长长的黑烟作为存在的最后证明”。她听到了发动机和机关枪的声音。“你知道，文明的命运在你头上一万五千英尺的高空中博弈，那里是太阳、风和天空的世界，”她写道，“你知道，但即使如此，你也很难接受这一点。”

直到伦敦居民越来越觉得空袭在一步步逼近这座城市——某种大事即将发生。但是事情的发展还是充满了些许戏剧性，虽然希特勒一直不允许轰炸伦敦，因为他只是希望逼迫英国投降。

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晚，一组德国轰炸机编队迷路了。他们预定的目标是伦敦东面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和一座石油仓库，机组人员相信他们正在目标上空飞行，事实上却来到了伦敦上空。防空警报时高时低地持续在夜空中呜咽，最后终于停下来，将伦敦置于等待警报解除的紧张状态。炸弹开始落到伦敦市中心附近。其中一枚对克利伯门的圣吉尔斯教堂造成破坏，其他的落在斯特普尼、芬斯伯里、托特纳姆、贝思纳尔格林和邻近地区。炸弹造成的损坏非常轻微，受伤者很少，但这次空袭在整座城市中引起了颤抖和恐惧。没有英国人知道，这些炸弹违反了希特勒的明确指令，是因为找错了目标而被误投到这里的。

对伦敦人来说，这次空袭似乎是战争新阶段的先导。

“我在字里行间压制着对可能发生可怕之事的幻想——下水道和水管都没有了；煤气没有了；不敢喝水（害怕伤寒）；然后是巡航飞机排出的毒气；哪里也不能去。数不清的恐怖的可能性，很难在这些夜晚的聆听时刻排解。”她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焦虑。“每当汽车加速换挡，或者有人跑过，或者走得非常快，或者突然站着不动，或者把头偏向一边，或者死盯着天空，或者说‘嘘！’，或者吹口哨，或者门在风中发出‘砰’的一声，或者蚊子在房间里嗡嗡叫，我的心脏都会漏跳一拍。如此这般，总的来说，我的心脏漏跳的次数似乎比它跳动的次数还多！”

而这次空袭也给了英国反击的理由。“我想让你狠狠地打击一下他们——柏林刚好适合。”

希特勒谴责这些空袭是胆小鬼行径，与德国空军在白天进行的空袭截然不同。他告诉听众，他之所以迄今仍对英国人的空袭表现得如此克制，只是希望丘吉尔会重新考虑并停止袭击。“但丘吉尔先生将此视为软弱可欺，”希特勒说，“你会明白，我们现在将对此做出回应，以夜间空袭回报夜间空袭。英国空军总共投下了两千、三千、四千千克炸弹，而我们将在一夜之间投下十五万、二十三万、三十万或者四十万千克炸弹。”

轰炸机分三拨到来，第一拨由近一千架飞机组成——三百四十八架轰炸机和六百一十七架战斗机。寻路者KGr 100编队中，带有特殊装备的八架海因克尔轰炸机引路，携带着多种炸弹，包括标准高爆弹、燃烧汽油弹和为了让消防队员无法靠近而带有延时引信的炸弹。

作家弗吉尼亚·考尔斯和朋友安妮住在英国报业大亨埃斯蒙德·哈姆斯沃思在梅里沃思村的家里，大约在伦敦市中心东南三十英里。她们正在草地上喝茶，享受温暖与阳光，这时，有嗡嗡声从东南方响起。“刚开始我们什么也看不到，”考尔斯写道，“但很快，嘈杂声越来越大，变成了深沉的大声咆哮，像从远处巨大的瀑布中传来的隆隆巨响。”她和朋友数出了一百五十多架飞机，轰炸机组成编队飞行，战斗机围绕着它们形成防护屏障。“我们躺在草地上，眼睛紧盯着天空，一批白色的小点仿佛一群昆虫，正朝西北的首都方向飞去。”

当第一拨德国飞机从头顶掠过的时候，十八岁的青年科林·佩里正骑着自行车。“这是最令人惊叹、印象深刻、扣人心弦的情景，”他后来写道，“就在我头顶，确确实实有几百架飞机，德国飞机！天上全是它们。”战斗机紧靠在一起，他回忆道，“就像蜜蜂围绕着蜂王”。

在赖特的记忆中，警报拉响了。一家人开始时并不担心，但他和母亲看向门外时发现天上全都是飞机。他母亲注意到一些“明亮的小东西”正在下落，意识到那是炸弹。“我们都注意到越来越强的噪声盖过了飞机的轰鸣，然后是一阵阵越来越近的猛烈的重击声。”“棕色的雾消散了，但每件东西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棕色尘土，尘土在地板上厚厚地堆积着，把地毯都遮住了。”“那个小小的瓷质牛奶壶侧翻在桌上，洒了的牛奶像小溪一样从桌子边缘流了下去，在地上那层厚厚的灰尘上形成了白色的水洼。”

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里描述，他看到人们淹没在一种“浓雾中，它沉积在一切东西表面，糊在他们的头发和眼眉上，形成了厚厚的尘土”。正如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在一天夜里所看到的，士兵们正从一座被炸毁的建筑物里出来，“这些来自炼狱的男男女女穿着覆盖灰尘的破烂睡衣站在门口，身上溅着斑斑血迹”。

作家考尔斯回忆道：“砖石坍塌的低吼如同海浪冲击海岸发出的轰鸣。”她说，最糟糕的声音是大量飞机发出的低沉的嗡嗡声，让她想起牙医的钻头。另一位作家约翰·斯特雷奇那天夜里也在伦敦，他回忆了某次爆炸对嗅觉的影响，将它描述为“崩塌的房屋的粉末状碎石对鼻道的强烈刺激”，随后是瓦斯泄露的那种“恶臭”。

这一夜的空袭令四百多人丧生，另有一千六百多人重伤。对许多伦敦居民来说，这一夜还带来了另一个第一次：看到尸体。

十八岁的莱恩·琼斯冒险进入他家房子后面的废墟时，看到残骸中伸出来两个人头。“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个，那是塞伊先生，一个中国男人，他闭着一只眼睛，然后我才意识到他已经死了。”这片伦敦街区几个小时前还是一片祥和。“看到这位去世的中国人，我抽搐着，喘不上气来。我浑身发抖。然后我觉得，自己肯定也和他们一样已经死了，所以划了一根火柴，试着烧我的手指头。我不停地用火柴这样做，想看看自己是否还活着。我发现自己的确还活着，但我觉得我不可能还活着，这是世界末日。”

伴随着轰炸，战争期间还有其他无法预测的灾难。

由于对入侵的担忧，伦敦和英国其他地区的许多家长选择将孩子们送去加拿大，希望他们不受炸弹和即将到来的德国入侵的威胁。“贝拿勒斯城号”上的九十名孩子，许多是由母亲陪同，剩下的则是独自远行。离港四天，航行了六百英里后，该船在一个狂风呼啸的日子里被德国潜艇的鱼雷击沉，二百六十五人不幸遇难，包括乘船的九十名孩子中的七十名。

尽管遭遇了多轮可怕的轰炸，丘吉尔并未屈服，伦敦却并未屈服。

丘吉尔呼吁法国人民起来抵抗，包括在“所谓未被占领的法国领土”上，这是对维希政府所统治领土的另一种叫法。“法国人民！”丘吉尔大声疾呼，“趁时间还来得及，重新武装你们的精神。”他承诺，他与大英帝国将永不放弃，直至希特勒败亡。“那么，祝你们晚安，”他说，“好好睡一觉，为早晨积攒力量。因为黎明终将到来。”

而英国的态度也引来了德国更疯狂的报复。

考文垂大轰炸令五百六十八名平民丧生，另有八百六十五人重伤。在超过十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德国空军乘员投下了五百吨高爆炸药和两万九千枚燃烧弹。空袭摧毁了两千两百九十四座建筑物，另外损坏了四万五千七百零四座，如此彻底的毁坏创造了一个新词，“考文垂式毁灭”，专用于描述大规模空袭的后果。

德国一九四〇年对伦敦的空袭便致使一万三千五百九十六人丧生，另有一万八千三百七十八人重伤。

一九四一年二月六日星期四，希特勒发布了新的第二十三号指令，命令空军与海军加强针对英国的攻势，最好逼迫丘吉尔投降。

二月九日丘吉尔发表了演说:

他说，随着冬天过去，入侵的威胁将以一种不同的、可能更加危险的形式再次出现。“去年秋天，纳粹对英国的一次入侵或多或少像是即兴行为，”他说，“希特勒理所当然地认为，一旦法国投降，我们也会投降，但我们没有。他现在必须重新考虑一番。”丘吉尔说，现在德国将有时间计划并建造必要的装备和登陆艇。“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好准备，迎接毒气袭击、伞兵袭击和滑翔机袭击，必须有恒心、有远见、有熟练的技巧。”因为如下事实没有变：“为了赢得战争，希特勒必须摧毁大不列颠。”但无论德国前进了多远，或者他们又侵占了多少领土，希特勒都不可能取胜。不列颠帝国的力量——“不，在某种意义上，整个英语世界的力量”——都“手持正义之剑”在追逐着他。

五月十日，最残忍的空袭。

五百零五架轰炸机携带着七千枚燃烧弹和七百一十八吨各种型号的高爆炸药聚集在伦敦上空。数千枚炸弹落下，撕裂了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对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破坏尤其严重。炸弹击中了威斯敏斯特教堂、伦敦塔和法庭。一枚炸弹划过大本钟所在的塔楼。烈火烧毁了威斯敏斯特大厅著名屋顶的很大一部分，它是在十一世纪由威廉·鲁弗斯国王（威廉二世）建造的。在布卢姆斯伯里，火舌漫卷大英博物馆，据估计烧掉了二十五万册图书，彻底摧毁了罗马英国厅、希腊青铜厅和史前厅。

最后一枚炸弹在早晨五点三十七分落下。

论及文化珍品的损失、造成的破坏和生命的丧失，这次空袭是这场战争中最惨重的一次。它使一千四百三十六名伦敦人丧生（打破了单夜丧生人数的纪录），另造成一千七百九十二人重伤。它让大约一万两千人失去了家园。

小说家罗丝·麦考利，她在星期日上午返回公寓时，发现它已经被大火焚毁，她毕生积蓄都随之化为灰烬，包括病危情人的书信、正在创作的一部小说，以及所有的衣服和书籍。但最令她悲伤的是失去那些藏书。

“我一直在一件一件地回想那些我爱的东西，心中感到愈发刺痛。”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希望自己可以出国并留在国外，那样就不会如此想念我的东西了，但这不可能实现。我如此热爱我的那些书，没有什么能取代它们。”损失中包括一批十七世纪出版的书——“我的奥布里，我的普林尼，我的托普塞尔、西尔韦斯特、德雷顿，所有这些诗人——以及许多可爱古怪的无名作家。”她也失去了一套罕见的贝德克尔出版社的旅行指南（“毕竟旅行也和一个人的书和文明世界的其他部分一样，不复存在了”），但最让她心痛的单件物品是《牛津英语词典》。她在自家废墟中搜寻时发现了字典“H”部分一张烧焦的残页，还掘出了由塞缪尔·佩皮斯保存的著名十七世纪日记中的一张残页。她写下了一份书目清单，把她记得的那些书列了进去。她后来在一篇散文中写道，这是“最令人悲痛的一份清单，或许我根本就不该制作它”，不时会有一个被忽视的书名浮现脑海，就如同过世亲人一个熟悉的手势。被忽视的书名浮现脑海，就如同过世亲人一个熟悉的手势。“我不断记起曾经拥有的某本奇特的小书，我无法把它们全部列出来，现在它们已经变成了灰烬，最好把它们忘掉。”

最终，尽管遭受了惨重的创伤，伦敦挺住了。

从一九四〇年九月七日在伦敦市中心发生第一次大规模空袭，到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一日星期日早晨伦敦大轰炸结束，将近两万九千名公民丧生，两万八千五百五十六名公民身负重伤。其他英国城市没有遭受这样大的损失，但在包括伦敦的整个联合王国，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因轰炸丧生的平民共有四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人，另有五万二千三百七十人受伤。死者中有五千六百二十六名儿童。

丘吉尔走完了领袖生涯的第一年。面对一切不利情况，英国坚强地站稳了脚跟，它的公民更加勇敢而不是更加怯懦。不知怎的，通过所有这一切，丘吉尔教会了他们无畏的艺术。

有人告诉丘吉尔，他最大的成功是给了人民勇气。他不同意。

“我从来没有给过他们勇气，”他说，“我能够做的是凝聚他们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