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历史、小说与历史小说

本文首发于《文艺报》，发表出来的是精简版。以下是原版全文：

再不入流的作家也应该有自己的文学观，凌空蹈虚也凭借云彩托身。关于我的文学观或曰对文学的理解，在《麒麟》后记中已经说得挺多了。而今过去了几年，那篇后记于我依旧成立，但观念上也有新变，正好新作《钦探》面市，编辑邀我写篇创作谈来助力宣传，有表达的机会应当珍惜，所以仍要觍着脸啰嗦几句。

谈新须当论旧，论旧须从反思始。回看《麒麟》有三样最大的毛病，一是冗赘，二是刻露，三是格套。冗赘是字词语句仍不够精炼，若来日修订我当能再减一二万字，或许更多。刻露是情感不够冷静而杂带意气，表达不够浑厚而流于浅率。格套是情节类型过于追求拟古而缺乏出新，这一点颇无奈，与作七律只能按声调格律作是一个道理。最自得的是文气连贯，充分享受到了“讲述”的快乐，倒没有羞悔少作的心态。为什么出现这些毛病，我大概也清楚内因，一是有证明与宣泄的执念，证明是因为不够从容，宣泄是因为缺乏深思；二是受到多年阅读经验的强力干预，未能尽脱桎梏而自由翱翔起来。“读来爽快刺激酣畅淋漓”的评价令我感激，但我心中的好小说还应该有“溯洄从之道阻且长”的追求，显然我尚未达到。我们强调小说的技艺总是偏重于建立某种精妙坚实的秩序，技艺也应包括超脱秩序的潇洒游弋，蜡翅还不致为太阳烤化。小说不能停留在榫卯严密的木匠活儿层面，无理性和即兴也很重要。

上述这些毛病，在新作《钦探》中有改观，但也不能太乐观。总之，《麒麟》是背上包袱胸口闷气，不扔不快不吐不快，扔了吐了也就完了，继续杵那儿凹呕心沥血的造型就是东邻捧心。所以必须求变，遂变出这本。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钦探》到底不出《麒麟》后记所吹扬的“发愤寄托”四个字，同时遵奉一句“怨诽而不乱”——这几年文学思想的新变，就是“怨诽而不乱”这五个字。“怨诽”是中国文学最悠久、最正统、最不容置疑的权利之一，从夫子“诗可以怨”到屈原《离骚》，“怨诽”是天然正当的，而有节有度，即为“不乱”。

子路结缨龙山落冠，文学也得讲气度讲体面，不能沦为发泄私愤、吼叫观念、自彰立场的文字械斗，这并非嘴上说说的干瘪姿态，而是从立意到修辞时时叩问于心头的重要准则。节与度，是真切领会到面对历史高山所生出的敬畏、茫然、惴惴不安、悲伤等情感后不得不如此的美学考量。不得不如此只能如此。有敬畏，所以不能自大地以为堪破了历史演进的奥秘；有茫然不安，所以需提醒自己只能了解有限的局部，而不作鲸吞日月的徒劳尝试；有悲伤慨叹，所以要努力体贴古人之情境以及他们在彼情境下所作出的种种选择，或许不是我们今日所想的那样愚蠢、那样乏人性、那样无意义。

种种“或许”就是余地，就是节度。惟有节度，发愤与怨诽才能生发最精粹而绵长的讽谕力量，寄托之目的方能妥帖到达。

“怨诽而不乱”不是回避、不是懦弱、不是策略、不是姿态，而指向文章修辞层面上的分寸拿捏，是节制与冷静的写作美德。用具体例子来说，清末所有讽刺类的黑幕小说、谴责小说与《儒林外史》的艺术水准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相差的就是节度，就是鲁迅所谓的“秉持公心指擿时弊”之“公心”，根本上还是由于创作者的修养境界不同，所培养的气质不同，目光也不同。在“不乱”的节度下，发愤不是单向度地泄一己之愤，而具备了古今共鸣的开放可能。我在《麒麟》后记中小心翼翼地解释发愤之说，生怕引起误会：“愤，不是简单的愤怒，更非具体指向谁的怨恨，可以解为各式各样的胸中块垒，可以解为难以抑制的复杂心绪，可以解为对自身境遇、对所处环境和对生命本身的无法挣脱的大压抑、大孤寂、大悲痛，最终归于欲哭无泪的大无奈。”《钦探》承继的发愤，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发愤。

历史小说难作，不在于知识获取，我写《钦探》所参考的资料没有什么独门禁脔，都是些公开出版的典籍、专著与学术论文，于今互联网时代，谁都可以轻易地获取这些资料。难作也不在于剪裁编织与虚构，这需要成熟的写作技术的支撑，但稍具资材者苦心练习也能窥其门径，当然这其中还有复杂的修辞审美认知等等，先不必论。最难的，说起来反而平常，就是对历史的认知。对历史的认知并非空泛概念，核心是对人物命运与时代关系的理解——这自然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的。

动辄引称所有历史皆为当下史、鼓吹太阳底下无新事者，常忽略了原话语境，而悄然流入了一种过于悲观与懒惰的思维境地，好似漫长历史可以当成席子一卷就能随我奔往新时代，历史本身的幽微、复杂、沉重被刻意低估、忽视与曲解了，尤其是那些不能和当下形成镜鉴关系的部分都成了角落里的蒙灰老物。反映在文学上就是一切以当下为基准，当下读者焦虑什么便招魂自历史来抚慰导泄，当下读者喜欢某种兴奋叙事便艳妆历史来做热闹堂会。借古讽今、借古娱今并无问题，但我关切的是对“今”的过分重视必然有谄媚的嫌疑。将个人创作融入某种值得怀疑的时代意识叙事中作为烟花礼炮的点缀，不管是哪个维度上的时代意识，这种自觉靠拢（不自觉的靠拢更可怕）都是需要警惕的。

而如今的读者，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同好们更需要眼冷心静，因为文学神魔变是如此目不暇接，加上市场营销的全挂子戏法，很容易眩晕在种种精致隐秘但虚伪投机的叙事变相中，辨别诚伪不容易，但还是要辨别（对我的作品当然也不例外）。说回当下，我一直困惑到底何为当下？当下又那么值得照应么？当下又那么坚牢可供我时时来落脚么？当下不断向后退去，当下的观念千端万绪，追随当下的写作实是抽刀断水式的写作。

从另一角度论，用所谓“古今人性情感共通”来作为历史小说的合理性是非常薄弱的，孰谓人类的悲欢离合一定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呢？何况是相隔数百年乃至更久的时空语境，何况是从读听经验中袭转来的、未经过深刻体悟的悲欢离合。不能停留在粗疏的“共通”，而应努力呈现准确的“独特”。能不能往深里走、往细微里走？悲欢离合可以细化为恐惧、愧疚、嫉妒、癫狂、仇恨，可以拓展向家庭关系、两性关系、道德议题——或许还可以跳出这些或私人或公共的主题，去探索时间与记忆的玄妙，去关注光线、气味、某种莫名的状态，小说依旧充满了无限可能。

历史小说不一定非要展示事件，讲述也不一定非要承担情节推进的功能。这般而往，便能跳脱具体时空的限定，利用历史背景来讲述只是个人局限（比如在古典情境下才能发挥最好的语言状态），将历史小说归复到小说艺术本身，探讨真正严重或真正私人的主题，而不止是提供陌生化的猎奇经验。说到底，不能只满足于讲一个刺激的故事，也不能害怕失败。重复与停滞才是写作者的死境。

要承认，历史叙述是通过层层不断的转述来完成的，所有历史的编纂都经历了讲述与转述的诙诡淬炼，讲述的动作在人口、人心、人之记忆与文化物质、自然时间的多重加压下少不得有扭曲有压缩甚至有变质。这并非是说历史叙述尽值得怀疑，而是必须正视我们对叙述的依赖。故事通过叙述来完成，人的命运通过叙述来展演，历史在真诚叙述与虚假叙述千万次的争竞损益中稍现模糊的面貌。

我以为，抛开考古学、历史学和文献学上的辨伪，于交叠地带的历史小说而言，对真假的执迷不如转为将叙述作为信仰的确定。不管是小说的虚构还是史事的实录，都应该对叙述保持谨慎与敬畏。在记载与讽谕的功能层面上，虚构与实录是平等乃至同质的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之寄托可行。也正因为此，修辞必须立其诚。

历史本身即有一种光韵（袭借本雅明的概念），此光韵是昏黄的不是雪白的，是温润的不是刺目的。在这种光韵普照下，美人英雄帝王将相平民平等享有一种圣像式的火焰背光，万神殿改名万姓殿，神龛人人有位。在这种背光映射下，施恶者的罪过并不因此消泯，种种杀戮与卑鄙不会因此翻案洗白，而是以一种隐微难见、润物无声的感染力为善恶功过之论拉扯出一些余地，余地白茫茫一片无善无恶，是进入判断与成见之前的空间。

这个空间，即面对一个有名有姓事迹历历可载的古人所产生的慨叹空间，这种慨叹可能是不知其所以来自发兴起的，类似看到花开花落、王谢堂燕、琼楼残垣、美人迟暮、枭雄回首、豪杰末路所兴发的慨叹，无来由，说不清，稍不慎便是矫情，有节度方为衷诚。知慨叹，能慨叹，便有了“恕”和“敬”的可能。“恕敬”二字立于心头，方能看历史、评历史，也方能借历史去写小说。

恕，不是鱼肉倒来共情刀俎，而是同情生命、体察悲苦、接受无奈。敬，也不是某人某学神圣不可触碰不可怀疑，而是登高山临大海望深渊从心底产生的震悚。恕敬也好，光韵也好，什么拉扯出来的空间也好，要强调的无非就是这句平淡而沉重的话：人是复杂的，历史是复杂的，从来都是复杂的。

要说明的是，历史于我很多时候是以文学史的维度和面貌呈现出来的，这不仅是阅读经验的惯性，还有理解方法与切入角度的问题。别人作历史小说可能以爬梳史料为主，我当然也有处理史料的工作，但在史料外，诗文小说戏曲才是我把握某个时代尤其是细节与局部状况的头等材料。小说戏文，通常比后朝书写的前朝史更值得信赖——当然这是文学写作的信赖，不一定是史学研究的信赖。中国正史的编纂传统是新朝写旧朝，将两三百年的历史沿革概括整理，必然会压损细节的具体与丰盈，更不要说其中有意无意的叙述变形。诗文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便能有效补阙。

历史小说讲求时代风貌与生活细节的准确是情理之中，但我以为不必过分拘泥在这上头，历史小说不是考证论文，动辄跳出来的“知识小百科温馨小贴士”，除了唬住部分读者、自证我很读过几本书之外，对小说行文害大于益。历史资料但凡下点功夫谁都可以知其大概，并不见什么高明，见高明的是谋篇布局、剪裁织绣、斟字酌句的文章修辞技法，以及个人情志的抒发。何谓个人情志，就是发愤寄托这类抱负。可以不认同发愤寄托，但一定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可以不必告于人，但内心的重重自问是省略不得的。

《钦探》构思于2020年底，故事关于“土木之变”。这一影响明代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从明至今都缺乏足够的文学书写。在我的理解中，这场战争具有多重荒诞的偶然性，并不是什么历史进程中一定会发生、迟早会发生的事件，而是多重因素以不可明察的方式叠加在一起才导致的惨剧，自然，其中也少不了神秘的天命色彩。我对具体的作战经过与宏大场面并无兴趣，更想探究到底是什么导致的这场大败，那些复杂隐秘的“因果九连环”是如何运转的，如何将数十万人卷入了死亡的漩涡。除了明面上的原因，我还想往暧昧处、昏暗处去发掘，每个人物的内心也随之震解，灰尘蛛网碎发血痂一齐掉落，看不见的罪恶与看得见的罪恶同样可怕。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土木之变”的时刻，这便是历史与人在文学隐喻中的共体联结，千疮百孔的废墟中，惟有良知才构成人的尊严内核。这样的构思蕴含了我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解，也未尝不可谓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荒谬可怕、混乱分裂，这种悲剧现实产生的根源是不可拆解的，只能以各种形式的惨痛来换取片刻的喘息。构成我们命运的无数偶然瞬间，其超验的意义决不能轻率地用所谓“必然的潮流”来遮蔽——多少“必然的潮流”溯其根源不过是人为的操弄游戏。历史的神性，只存在于偶然的瞬间。

本书初稿完成于2022年初，写完后晾置了半年多，拿出来重看，大为惭愧，又花一年工夫重写了大部分章节。初稿过于渲染“荒谬”的色彩而把事件处理得太轻易了——因果是网，而不是链条。重写稿努力织造我心中的因果网，在人物塑造、结构情节和叙述节奏上都有较大调整。如今又时隔半年回看，愧怍少了些（哪能全无呢），觉得可以拿出手了。有些地方并不满意，但能力所限，只能保持如此模样。有些地方又颇为自负，以为天下英杰虽众矣然非我不能写出。其实到底都是虚幻，终逃不过将来被遗忘的命运。

如今国内的历史虚构与非虚构写作呈现出丰富的面孔，嬉皮笑脸状、深情款款状、揽镜自怜状、横眉怒目状、睥睨傲然状、苦大仇深状状状纷纭，状状都有其成立的理由，只是比较缺少茫然慨叹的面孔，像是人生中第一次见到大海、第一次经历死别的那种茫然慨叹。不提供答案，没有大声疾呼，没有挥斥方遒，连立场也淡化，语言苍白到虚无。我作历史小说的目标之一，就是呈现茫然慨叹的面孔。目标达到了吗？《麒麟》没有，《钦探》也没有，还差不少距离，可能《钦探》稍进了一寸之地。这不是谦辞，是真实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