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的致命社会实验

红色高棉执政三年八个月，柬埔寨至少20%人口死于非命，平均每天一千多。这其中，大约有一半被处死，另一半死于饥荒和劳累过度。

有学者发明了“自我屠杀”这个词，来形容红色高棉作为执政者，有组织地消灭本国人口的行为。然而，本书的作者并不同意这种说法。Short认为，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政府，并没有制定和执行过针对某个种族的系统性灭绝式屠杀。

也就是说，杀人是手段，非直接目的，而且没有格外针对个别人群。这么说的话，红色高棉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他们自己的语汇里，经常提到的是独立和自强。

红色高棉成立之前，柬埔寨作为一个国家已经独立了。在五零年代争取独立的斗争里，至少有三方势力，包括西哈努克领导的皇室政权，越共支持的左翼武装，反共反君权的自由高棉游击队。西哈努克通过外交、收买等手段，成功整合了大部分势力，组建政府。

西哈努克是个强硬，狡黠，贪权，有表演型人格的领导者。此人思维灵活，君主立宪之后，在1955年主动退位组建政党参加选举，以此维持最高统治权。此后，西哈努克在内政、外交上展开了一系列骚操作，指导思想是在左右翼之间搞平衡。

他对外向共产主义阵营示好，尤其看重和中国的关系，并且为越共打内战提供各种便利。对内，打击左翼势力，向美国表示柬埔寨不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同时，他不信任自己在国内扶植的右翼势力，不断通过控制选举和政治迫害来操控政府和铲除潜在竞争者，但是，因为左翼势力转入地下而缺少可以利用的制衡力量。

这种危险又刺激的走钢丝式政策，在政府本身腐败和无能的加持下，岌岌可危。1963年，因为怀疑美国阴谋策划针对他的政变，西哈努克拒绝继续接受美国的援助。虽然并非完全捕风捉影，也多少掺杂了西哈努克自己的想象。这种受迫害妄想，在红色高棉身上将变本加厉。

美国援助终止之后，柬埔寨经济压力骤增。由于政府压低收购价格，水稻和其他作物走私严重，北越成为主要的输出通道。经济不平等让共产主义思想得到更多土壤，西哈努克开始修复同西方阵营的关系，默准美国轰炸柬埔寨境内的越共。于是，左翼武装夺权和右翼政变先后接连爆发。

从西哈努克政权的经历，可以看出柬埔寨独立的相对性。近邻的野心，强权的布局，都如司马昭之心。同时，羸弱的国力，让柬埔寨无法完全摆脱伴随援助而来的条件。至于政府官员，每每将个人贪欲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反对派的议会道路，在西哈努克的强力操纵下被堵死在起点上。

所以，当红色高棉继续高喊独立口号的时候，是一个实在的诉求。这在七零年代红色高棉夺权的战争里体现得非常明显，交战双方，左翼深度依赖越共的武器和人员，右翼政府续命全靠南越支援和美国的B52。所以，早在红色高棉建立组织的初期，他们就把独立自主作为首要纲领，和越共的合作只是权宜之计。

柬埔寨人对越南的不信任感基于长达几百年被越南侵略和压制的历史。到近代，越南几乎联手暹罗瓜分了柬埔寨，以至于柬埔寨国王主动向法国人要求殖民，以避免彻底亡国。柬埔寨孩子从小听的故事是，糖棕榈林在柬越边境几里地以外就停止了生长，因为它们不愿意踏足越南人的土地。同时，两国关系盘根错节。在四零年代，越南在柬埔寨有多达几十万的移民。早期的柬埔寨左翼，大部分曾经在越南受训和生活。

所以，当红色高棉和越共决裂以后，肃清亲越势力成为必要政策。独立，反越，整肃，构成了可以理解的逻辑链条。但是，整肃何以扩大到处决几十万人之众？这其中，无辜者占了大多数，他（她）们交代的罪行大多是审判者写好的剧本。

如此多的假想敌，和红色高棉的统治在经济和民生上的彻底失败有关。政权建立之初，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彻底和最先进的共产主义代言人。以波尔布特为首的领导者们，有决心和信心大踏步迈进共产主义，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为了迅速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下猛药。

增加农业人口，减少非生产类活动，通过剥夺私产集中资源。针对柬埔寨的情况，这些措施都不无道理。红色高棉的生猛在于其极致的执行力度：清空城市，绝大多数人口只能从事农业劳动，废除私产，取消货币，严禁一切和个人主义沾边儿的活动。

这场大型社会实验，建在纸糊般的底层逻辑和理论基础之上。通过抹除个体提高生产力，是蚂蚁和蜜蜂这种社会性昆虫的生存之道。红色高棉认为人可以被驯化成昆虫一样的社会零件，三年多的统治，他们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昆虫化人类这件事儿上。手段包括繁重的体力劳动，反复的互相揭发与自我批评，酷刑与处决的严酷惩罚，另外辅以对外敌的仇恨和国富民强的大饼。

结果自然是灾难性的。但是，红色高棉的政策必须正确，如果结果不佳，必然是有人在暗中搞破坏。既然结果如此不堪，那敌人的数量必然庞大。于是，几十万人被动地成为破坏分子，为社会实验陪葬。

这些逻辑分析提供了一些理解红色高棉的思路，未必是真实原因。红色高棉政权治理国家的能力如此低下，也许只是抱着一些简单粗暴的想法，下达了指导性、粗线条的命令，至于死了多少人，他们没有统计数字，也不在乎。

无论如何，处决几十万人，需要大量的刽子手。多荒谬的政策，也要有具体的执行人。独立思考和批评性建议，在红色高棉的体系内无法想象。但是，随意剥夺他人生命，总要跨过一道心理上的良知底线。大范围击穿这个底线通常需要一些条件，比如把对立面非人化，宗教狂热与偶像崇拜等等。在红色高棉时期，大部分迫害发生在同族之间，波尔布特也远非偶像。红色高棉痴迷于地下活动，以至于执政之后多数党员还不知道有波尔布特这个人。

城乡矛盾可以部分解释死亡率更高的“新人”群体，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国家普遍缺乏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暴力的节制。内战期间，政府军犯下累累战争罪行，甚至用人头换取奖金。这种尚首功的风气，加上红色高棉只允许种地的极端政策，让我想起商鞅制下的秦国，耕战之外全部禁止。没有现代思想的教化，一个充斥着“高贵野蛮人”的秦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可以引发何种悲剧，从红色高棉身上可见一斑。

柬埔寨还有一些其他文化特点，也许和孕育红色高棉有关，包括上座部佛教的轮回思想，知足常乐的倦怠态度，从避免冲突到你死我活的二元思维等等。

在纪录片《S21: The Khmer Rouge Death Machine》中，曾经的施暴者，时隔二十年后被叫回施暴现场，在曾经的监牢中复现当年的行为。当年十几岁的少年，已经成了中年人，看着他们在空荡荡的监牢里面无表情地大喊大叫，让人不寒而栗。施暴者承认自己曾经做错了事，但当时不服从的代价可能就是自己的生命。当体系被建立起来以后，只有勇于殉道者才能在其中维持底线。

波尔布特有过丰富的受教育背景，从传统僧侣学院，天主教学堂，到精英法式教育，曾经在巴黎留学三年。显然，现代教育不足以催生理性的思想，也不能祛除暴力因子。他喜怒不形于色，时常以微笑示人。波尔布特的微笑，让人想起巴扬寺石塔上那些著名的“高棉微笑”浮雕，同样的和蔼、暧昧、神秘。微笑背后复杂的悲欢、正邪、功过，远非通过书籍和旅行可以参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