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拧巴与彷徨的中产阶层

中产阶级貌似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地位尴尬的群体。相比收入低下的底层人群，中产阶级往往拥有更优渥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享受，但也却因此受到基数更多的无产阶层的敌视；但实际上中产阶层与社会上层阶级的真实差距远远大于自己与底层阶级之间的差距，并非表面看上去的那样风光和美好。如果你对中产阶层的生存状态感兴趣，那么不妨来看看这本书。

《脱了臼的世纪》德裔犹太人，学术声誉美国闻名于世的文化史学家彼得·盖伊，以19世纪（1815-1914年）的中产阶级为主角的一部传记。作者选择了生于该时代的一名地地道道的维也纳犹太裔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作为代表，通过对他的家庭、生活以及人生经历的剖析，来全景还原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精神面貌与生活状态。

施尼茨勒生于一个典型的医生世家和上层中产阶级家庭，受到的教养是全方位的，加上自身的艺术家身份，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布尔乔亚。施尼茨勒的日记中详细记述了19世纪都市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状态。

过往大部分人都喜欢把布尔乔亚归为高度同质化的一群人，而忽略布尔乔亚是“一”中有“多”的事实。德国人有“大布尔乔亚”和“小布尔乔亚”的二分法；法国人则有“大布尔乔亚”“正宗布尔乔亚”和“小布尔乔亚”的三分法。后来，德国人还把“富有的布尔乔亚”与“有教养的布尔乔亚”区分开来。另外，处于对最低层级布尔乔亚（领最低薪水的职员）的藐视，人们戏称他们为“高领无产阶级”。

布尔乔亚都是喜欢并认同自己的布尔乔亚身份，最上层的布尔乔亚甚至对封爵都避之唯恐不及，而最下层的布尔乔亚因为害怕沦为无产阶级，密切而焦虑地留意着自身地位的前景。

19世纪可以算是布尔乔亚的黄金时代，至少对于异常聪慧、异常幸运和异常不讲原则的人，阶层向上流动是可能的，即使白手致富的人也比比皆是。

布尔乔亚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大。1814年在人口超过2600万的法国，宪章设定的投票权局限在年缴税超过300法郎的公民。这意味全国只有占1%的成年男性有投票权，想要成为议会候选人则至少缴1000法郎的直接税，达到条件的大多是大地主，其次是上层官僚和贵族，就这样，布尔乔亚的利益被抛到一边。

通过书中的记录，可以看到19世纪的中产阶级，无论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状态都和现代差异不大。例如中产阶级的收入分布呈金字塔型：底部非常宽，顶部非常窄，坡度非常陡。基础层的教员一年薪酬是1500法郎，卓越的手艺人能赚1800-2000法郎，生意兴隆的店主赚5000法郎；往上一层是有钱阶层，律师、医生、工程师一年最少赚8000法郎，警察局长是12000法郎；再上一层是财富的“同温层”，包括艺术名家、银行家、出版商、企业家和投机者，他们是能够站在塔尖的极少数。

事实证明所谓的“中产阶层”地位极其脆弱，他们既要拥护和遵守“上层”制定的种种规则，又要防备被低下阶层威胁和攻击，更重要的是一旦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乱，就有可能倾家荡产，重返无产阶层。因而对自身的勤奋和克制要求就更加严格。

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就像一面镜子，既展现了历史，又照见了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