咎由自取

“收复东正教圣地”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当中的主要目的，其作战的整个程序目的性过强以至于俄罗斯政治面目僵死、极端、绝对化。俄罗斯封死了任何可能介入其决策的切口，而将整个俄罗斯的战争行为变成圣战式无可争议的“奥古斯丁”弗拉基米尔的使命感召。这已经可以引发诸如同样带着要光复意大利光荣使命的法国以及意图取得中和、维护穆斯林教义的奥斯曼帝国反目成仇， 并且单从政治途径上就令英国成为无利可图、无处可退的旁国，其间接在狂热宗教复兴中揭露出的泛斯拉夫主义更是对于整个欧洲政治秩序的挑衅，从而足矣使俄罗斯的立场备受质疑；整个克里米亚战争，俄罗斯选择了某种象征性、孑然坚守的圣战主义立场都站在了国际秩序和潜在帮手的下风口。 克里米亚战争的宗教意义是仅限于俄罗斯本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东正教穆斯林之争；而不波及到英国、法国等国的基督教立场，任何经过复兴洗涤、以“人文”首当其冲的后工业革命强国，宗教教条在国家民生主体面前是不削挂齿的。俄国首先表明了其“东正教至上”的泛斯拉夫主义，早已动了欧洲的国羹。 俄罗斯对于东方问题太过聚焦了，从英国在维也纳会议与俄罗斯达成的短暂一致对法的神圣同盟，而后变脸成同法国一起围剿俄国就可看出，整个过程，俄罗斯的政治立场只在强化、军事力量为战争持续无节制运营。这是危机信号，也是让英国反目成仇的最重要原因。法国在拥有英国的支持之后，也对俄罗斯开始大开杀戒，奥斯曼也没有收着，英法奥联军随后阿尔马、塞瓦斯托波尔的胜利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