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卢梭问题：道德政治何以可能？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在整个启蒙时代，从哲人到政客到市民，人人都在谈论自由，自由被奉为一切个人利益的基础。但是卢梭却看得更高更远，他发现启蒙在谈论自由时无非是在谈论商业和金钱，与真正的自然自由和道德自由相差甚远。在《社会契约论》开篇卢梭写道：“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这里的“生而自由”是指人本来是为悠闲自得、离群索居的自然状态而生的，但在社会状态中人却永远丧失了这种自然的自由，因为对他人的依赖而“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以此开宗明义，意在提醒现代人自然的自由已不能失而复得，人类所应期望只能是一种“理想社会”中的道德自由，这种自由并不意味完全摆脱对他人的依赖，而只在于使“他人的枷锁”合法化。自由问题于是转变为“是什么使人的社会状态成为合法的”这一问题。卢梭以此在现代思想中复兴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道德政治何以可能？
与早期启蒙思想家把社会的基础追溯到人的自然权利不同的是，卢梭认为自然人是孤独的，在自然状态中找不到社会的根基，所谓自私、自保的权利只是人性败坏的产物，在根本上只能败坏政治，因此合法的社会状态只能以道德、理性作为原则，道德政治是对于人放弃天然自由的补偿。卢梭意识到“道德政治”的建立必须以彻底变革人性为前提，必须“以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独立的生命”，属于自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多，维持社会的力量同时也是需要人们相互帮助才能运用的力量也就越大、越持久，“制度也就越巩固、越完美” 。这就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道德政治”的核心表述，卢梭以此第一次为现代社会树立了道德政治的“古典理想”。但是必须指出卢梭并不理解怎样实现这一理想。众所周知《社会契约论》本身不是完整的著作，而是卢梭从其《政治制度论》手稿中抽取出来能够独立成篇的部分，它只阐述了道德政治的原则、条件和部分特征，对于怎样实现道德政治则语焉不详。甚至从卢梭思想的基本原则看，充分探讨怎样实现道德政治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卢梭的道德政治建筑在理性与自然截然对立的观点上，实现道德政治意味着理性的自我克制最终取消了自然的全部独立性——思维（理性）取替了存在（身体和行动)，从而也就丧失了实现自身为现实的一切基础。另一方面，卢梭否认历史的意义。这体现在，首先卢梭认为历史进程是偶然的，“只是由于某些后果严重的偶然事件的相继发生”，人类才脱离了他的野蛮状态 ；其次在卢梭看来无法获得，甚至根本上就没有关于历史的终点和目的的前定知识，相信历史进步是没有依据的 。由于卢梭不承认历史进步的必然性，道德政治从理性的天国降临人世就既不是有真实历程的，也不是人类理性能加以认识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它只能是奇迹，是无从谈起的。
事实上卢梭也确实中断了《政治制度论》的写作，代之以《忏悔录》、《让-雅克评判卢梭：对话录》等自传作品，这种从“政治规划”到“自我申辩”的写作重心的转移反映出卢梭对于道德政治的绝望。为了理解卢梭这种绝望的必然性，我们还需剖析《爱弥尔》一书的主旨：卢梭希望把爱弥尔培养成有道德的公民，而不是立法者或革命者。问题就在于此，卢梭在讨论爱弥儿的教育时，并不以道德政治的实现为前提，爱弥尔仍然要生活在一个败坏的社会中，相应的卢梭对爱弥儿的教育也仅限发展爱弥尔得自自然的力量和用理性克服欲望的力量，爱弥尔并不具备变革世道、人心的知识。虽然卢梭在爱弥尔成年以后教给他“政治的原理”，并让他游历欧洲各地，研究社会的法律和风俗，但这却仅仅是为了让爱弥尔“把痛苦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使自己得到安慰，按照需要的法则做事”，让爱弥尔最终“在严密地观察了我们的种种社会制度以后，是不会对他们寄予他们不配受到的信任的” 。因此卢梭向爱弥儿推荐的自由实际上是“道德的自然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服从自然和社会强加给他的必然性，理解“人总是要在政府和法律的幻影之下才能安宁地生活”；同时，虽然社会还不是道德的，“道德的自然人”却能够遵从良心和理性，以自己的行为体现道德的公正，因为他的自由不依赖任何人而只取决于他本身——用卢梭的话说：“不管在什么形式的政府之下，都是没有自由的，自由是只存在于自由的人的心里的，他走到那里就把自由带到那里” 。由此足见，虽然卢梭按照公民的美德培养爱弥尔，他却并不指望通过爱弥尔来实现道德政治，即便国家需要爱弥尔的服务，爱弥尔也有一种既诚实又可靠的办法来摆脱它，那就是：很忠实地执行他的任务，以至别人再也不愿意把这个任务交给他 。卢梭相信只要他那个时代的人还存在，爱弥尔或真正的公民就只能是“孤独的人”。
关于“道德的自然人”的思考与卢梭的生活遭遇密不可分，《忏悔录》、《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和卢梭晚期的书信都能证明这一点。“道德的自然人”是孤独的人，但这并非卢梭的初衷。在致圣日耳曼先生的信中卢梭写道：“对人群中最深情的人来说，作为他对他们的柔情的回报，发现自己变成他的同类所讨厌的家伙，而不能理解这种狂怒的原因……恶人们难以平息的愤怒难道会使整个民族整整一代人的心掉头并改变……判断、感情、理智对它如此顺从，为它而抛弃把我们造就成人的一切……我生活在最健谈的民族之中，有如生活在一群哑巴之中……在整个民族中留下了一个完全孤独、没有安慰的不幸者”。 卢梭认为他用作品表达了真正的自然诚实和社会正义，而人们却把这些本应带给他荣耀的东西当成他的罪状， 最爱人类的人向他的同胞奉献出他笃信的美德，结果却遭到一致拒绝。在《漫步之一》中卢梭发出同样的感慨：“我就这样在世上落得孤单一人，再也没有兄弟、邻人、朋友，没有任何人可以往来。人类最亲善、最深情的一个啊，竟然遭到大家的一致摒弃” 。同代人的误解、孤立、迫害最终使卢梭确信“指望公众能回心转意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从而下决心“今后在人群里会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样”，“和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的联系”。在最后的日子里卢梭这样找到了他的“绝对安宁”和“永久休憩”：“世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结束了。再也没有任何事会另我好或另我痛。在这世上我无所希冀、无所畏惧，如此我竟在痛苦的深渊尽头得到了安宁，我这样一个可怜而不幸的凡夫俗子，居然像上帝一般超然于世” 。“道德的自然人”——卢梭——最终怀揣着“道德政治”的全部原理和美德从社会中退隐到内心世界，成为一个绝对的孤独者。卢梭复兴“道德政治”的努力从而宣告破产。
与早期启蒙思想家把社会的基础追溯到人的自然权利不同的是，卢梭认为自然人是孤独的，在自然状态中找不到社会的根基，所谓自私、自保的权利只是人性败坏的产物，在根本上只能败坏政治，因此合法的社会状态只能以道德、理性作为原则，道德政治是对于人放弃天然自由的补偿。卢梭意识到“道德政治”的建立必须以彻底变革人性为前提，必须“以作为全体一部分的有道德的生命来代替我们人人得之于自然界的生理上独立的生命”，属于自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多，维持社会的力量同时也是需要人们相互帮助才能运用的力量也就越大、越持久，“制度也就越巩固、越完美” 。这就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道德政治”的核心表述，卢梭以此第一次为现代社会树立了道德政治的“古典理想”。但是必须指出卢梭并不理解怎样实现这一理想。众所周知《社会契约论》本身不是完整的著作，而是卢梭从其《政治制度论》手稿中抽取出来能够独立成篇的部分，它只阐述了道德政治的原则、条件和部分特征，对于怎样实现道德政治则语焉不详。甚至从卢梭思想的基本原则看，充分探讨怎样实现道德政治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卢梭的道德政治建筑在理性与自然截然对立的观点上，实现道德政治意味着理性的自我克制最终取消了自然的全部独立性——思维（理性）取替了存在（身体和行动)，从而也就丧失了实现自身为现实的一切基础。另一方面，卢梭否认历史的意义。这体现在，首先卢梭认为历史进程是偶然的，“只是由于某些后果严重的偶然事件的相继发生”，人类才脱离了他的野蛮状态 ；其次在卢梭看来无法获得，甚至根本上就没有关于历史的终点和目的的前定知识，相信历史进步是没有依据的 。由于卢梭不承认历史进步的必然性，道德政治从理性的天国降临人世就既不是有真实历程的，也不是人类理性能加以认识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它只能是奇迹，是无从谈起的。
事实上卢梭也确实中断了《政治制度论》的写作，代之以《忏悔录》、《让-雅克评判卢梭：对话录》等自传作品，这种从“政治规划”到“自我申辩”的写作重心的转移反映出卢梭对于道德政治的绝望。为了理解卢梭这种绝望的必然性，我们还需剖析《爱弥尔》一书的主旨：卢梭希望把爱弥尔培养成有道德的公民，而不是立法者或革命者。问题就在于此，卢梭在讨论爱弥儿的教育时，并不以道德政治的实现为前提，爱弥尔仍然要生活在一个败坏的社会中，相应的卢梭对爱弥儿的教育也仅限发展爱弥尔得自自然的力量和用理性克服欲望的力量，爱弥尔并不具备变革世道、人心的知识。虽然卢梭在爱弥尔成年以后教给他“政治的原理”，并让他游历欧洲各地，研究社会的法律和风俗，但这却仅仅是为了让爱弥尔“把痛苦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从而使自己得到安慰，按照需要的法则做事”，让爱弥尔最终“在严密地观察了我们的种种社会制度以后，是不会对他们寄予他们不配受到的信任的” 。因此卢梭向爱弥儿推荐的自由实际上是“道德的自然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服从自然和社会强加给他的必然性，理解“人总是要在政府和法律的幻影之下才能安宁地生活”；同时，虽然社会还不是道德的，“道德的自然人”却能够遵从良心和理性，以自己的行为体现道德的公正，因为他的自由不依赖任何人而只取决于他本身——用卢梭的话说：“不管在什么形式的政府之下，都是没有自由的，自由是只存在于自由的人的心里的，他走到那里就把自由带到那里” 。由此足见，虽然卢梭按照公民的美德培养爱弥尔，他却并不指望通过爱弥尔来实现道德政治，即便国家需要爱弥尔的服务，爱弥尔也有一种既诚实又可靠的办法来摆脱它，那就是：很忠实地执行他的任务，以至别人再也不愿意把这个任务交给他 。卢梭相信只要他那个时代的人还存在，爱弥尔或真正的公民就只能是“孤独的人”。
关于“道德的自然人”的思考与卢梭的生活遭遇密不可分，《忏悔录》、《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和卢梭晚期的书信都能证明这一点。“道德的自然人”是孤独的人，但这并非卢梭的初衷。在致圣日耳曼先生的信中卢梭写道：“对人群中最深情的人来说，作为他对他们的柔情的回报，发现自己变成他的同类所讨厌的家伙，而不能理解这种狂怒的原因……恶人们难以平息的愤怒难道会使整个民族整整一代人的心掉头并改变……判断、感情、理智对它如此顺从，为它而抛弃把我们造就成人的一切……我生活在最健谈的民族之中，有如生活在一群哑巴之中……在整个民族中留下了一个完全孤独、没有安慰的不幸者”。 卢梭认为他用作品表达了真正的自然诚实和社会正义，而人们却把这些本应带给他荣耀的东西当成他的罪状， 最爱人类的人向他的同胞奉献出他笃信的美德，结果却遭到一致拒绝。在《漫步之一》中卢梭发出同样的感慨：“我就这样在世上落得孤单一人，再也没有兄弟、邻人、朋友，没有任何人可以往来。人类最亲善、最深情的一个啊，竟然遭到大家的一致摒弃” 。同代人的误解、孤立、迫害最终使卢梭确信“指望公众能回心转意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从而下决心“今后在人群里会仿佛根本不存在一样”，“和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的联系”。在最后的日子里卢梭这样找到了他的“绝对安宁”和“永久休憩”：“世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结束了。再也没有任何事会另我好或另我痛。在这世上我无所希冀、无所畏惧，如此我竟在痛苦的深渊尽头得到了安宁，我这样一个可怜而不幸的凡夫俗子，居然像上帝一般超然于世” 。“道德的自然人”——卢梭——最终怀揣着“道德政治”的全部原理和美德从社会中退隐到内心世界，成为一个绝对的孤独者。卢梭复兴“道德政治”的努力从而宣告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