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卡佛的“极简主义”
大部分的写作者都对文学寄托了一种理想，以为可以通过写作来改变现实生活。但对雷蒙德·卡佛这样的作家而言，文学只是文学，现实就是现实，如果在两者之间有一个权衡的话，现实也远远比文学重要。卡佛不到二十岁就已经娶妻生子了，因此很早就知道有比写小说和诗歌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承担责任。这种切实朴素的生活观念也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写作的时候经常处于一种常态的紧张之中：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他身下的椅子随时被人移走。这种窘迫情境之下的写作一方面让他成为了美国平民话语的代言人，笔下的许多小人物的生活状态描写真切而细腻；另外一方面也导致他只能写短篇小说，而且大多数的篇章是那种简之又简的语言，淡淡几笔素描点缀成的无力的生活画面。难怪卡佛被贴上“极简主义”的标签。
198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大教堂》并不算是卡佛的代表作，1981年出版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才是被评论界公认的简约派文学的经典。但《大教堂》对卡佛的意义却是非同寻常的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创作这些小说的时候，卡佛一直以来的窘困的经济状况开始得到了改善，他第一次可以衣食无忧的辞掉了琐碎的工作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而且是因为卡佛在这部小说集中第一次主动作出了些许的改变，“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我陆陆续续写了十二篇短篇小说……在这期间，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变了许多，显然生活中的变化带动了我写作的改变。《大教堂》中的小说，与我过去的小说相比，都更加丰满一些，文字变得更慷慨，可能也更积极一些”。我们一直以来都倾向于喜欢积极的和充满希望的文学。现实太不尽如人意，阅读对许多人来说是个逃避的理想寄托，在无尽的虚构想象中给未来之路涂抹一丝的亮色，完成一种自我意义上的救赎，重回现实版本的“在路上”。但是对卡佛这样的一直以来同样窘迫和困惑的作家来说，让他书写希望和救赎是一种不可能的现实。卡佛老老实实地承认：“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优雅地解决困难不仅不合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我非常羡慕那些以经典模式展开的小说，有冲突、有解决，有高潮。但即使我尊敬那些小说，有时甚至有点儿嫉妒，我还是写不出来。”卡佛的笔下出现的永远都是小人物，失败、绝望、挫折、贫困不是文学性的夸张，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而且似乎永远没有得到改善和改变的可能。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不是卡佛的文学，更不是他的生活。
读卡佛的《大教堂》很容易产生轻视他小说的印象。繁复美学的小说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史诗性巨著的小说潮流容易酿成我们专制的偏见。但是“极简主义美学”并不代表简单主义。一个生活中普通的画面，一个现实中平常的场景，如果仔细的揣摩拿捏，完全可以从看似单薄的印象中抽离更加丰满的质素。比如在《保鲜》中，一句话概括整个故事：一个正遭遇失业的家庭里，更雪上加霜的是冰箱坏了。就此，有评论家发表批评说：冰箱坏了，那怎么不叫维修人员来修好呢？卡佛说，这是一种无知的评语。也许他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花不起钱来修冰箱。换句话说，我们在忽略一种视而不见的存在，忽略一种平凡生活蕴含的意义。而卡佛的存在仿佛是在弥补这种缺失的遗憾，就如同是在擦拭普通事物上的尘垢，让它的熠熠光彩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无论在诗歌还是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这就是卡佛简约而不简单的“极简主义美学”。
卡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苦难之中，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一次次生活中的挫败让他坠入低谷，但就在这种苦难的常态生活中他仍能坚持不懈的写作，令人惊异之余也不得不佩服他的专注和恒心。他一直都奢望文学能改变他的生活，但是他一生的大部分经历都不折不扣地证明了“我得把书放下，才能改变我的生活”。你看，这就是生活的荒谬感所在。不要奢求从无望的生活中得到救赎，写作生活也不能。只有明白这个朴素的真理他才可能在写作的间隙中，拼命挣得一份生活下去的可能性。卡佛说，相比人物在想什么，他更在意笔下的人物在做什么。人物的行为只所以比言语要有用的多，是因为从行为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们在悄悄的改变，而言语只不过是行为和思想的偷懒的借口而已。卡佛的小说证明了一个简单的行为比一连串迷宫似的语词更贴近生活的本质。
思郁
2008-12-16书
大教堂，【美】雷蒙德·卡佛著，肖铁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
1983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大教堂》并不算是卡佛的代表作，1981年出版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才是被评论界公认的简约派文学的经典。但《大教堂》对卡佛的意义却是非同寻常的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在创作这些小说的时候，卡佛一直以来的窘困的经济状况开始得到了改善，他第一次可以衣食无忧的辞掉了琐碎的工作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而且是因为卡佛在这部小说集中第一次主动作出了些许的改变，“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我陆陆续续写了十二篇短篇小说……在这期间，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变了许多，显然生活中的变化带动了我写作的改变。《大教堂》中的小说，与我过去的小说相比，都更加丰满一些，文字变得更慷慨，可能也更积极一些”。我们一直以来都倾向于喜欢积极的和充满希望的文学。现实太不尽如人意，阅读对许多人来说是个逃避的理想寄托，在无尽的虚构想象中给未来之路涂抹一丝的亮色，完成一种自我意义上的救赎，重回现实版本的“在路上”。但是对卡佛这样的一直以来同样窘迫和困惑的作家来说，让他书写希望和救赎是一种不可能的现实。卡佛老老实实地承认：“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优雅地解决困难不仅不合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我非常羡慕那些以经典模式展开的小说，有冲突、有解决，有高潮。但即使我尊敬那些小说，有时甚至有点儿嫉妒，我还是写不出来。”卡佛的笔下出现的永远都是小人物，失败、绝望、挫折、贫困不是文学性的夸张，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而且似乎永远没有得到改善和改变的可能。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不是卡佛的文学，更不是他的生活。
读卡佛的《大教堂》很容易产生轻视他小说的印象。繁复美学的小说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史诗性巨著的小说潮流容易酿成我们专制的偏见。但是“极简主义美学”并不代表简单主义。一个生活中普通的画面，一个现实中平常的场景，如果仔细的揣摩拿捏，完全可以从看似单薄的印象中抽离更加丰满的质素。比如在《保鲜》中，一句话概括整个故事：一个正遭遇失业的家庭里，更雪上加霜的是冰箱坏了。就此，有评论家发表批评说：冰箱坏了，那怎么不叫维修人员来修好呢？卡佛说，这是一种无知的评语。也许他还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花不起钱来修冰箱。换句话说，我们在忽略一种视而不见的存在，忽略一种平凡生活蕴含的意义。而卡佛的存在仿佛是在弥补这种缺失的遗憾，就如同是在擦拭普通事物上的尘垢，让它的熠熠光彩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无论在诗歌还是小说里，用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管它是椅子，窗帘，叉子，还是一块石头，或女人的耳环——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这就是卡佛简约而不简单的“极简主义美学”。
卡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苦难之中，失业，酗酒，破产，妻离子散，一次次生活中的挫败让他坠入低谷，但就在这种苦难的常态生活中他仍能坚持不懈的写作，令人惊异之余也不得不佩服他的专注和恒心。他一直都奢望文学能改变他的生活，但是他一生的大部分经历都不折不扣地证明了“我得把书放下，才能改变我的生活”。你看，这就是生活的荒谬感所在。不要奢求从无望的生活中得到救赎，写作生活也不能。只有明白这个朴素的真理他才可能在写作的间隙中，拼命挣得一份生活下去的可能性。卡佛说，相比人物在想什么，他更在意笔下的人物在做什么。人物的行为只所以比言语要有用的多，是因为从行为中我们可以得知他们在悄悄的改变，而言语只不过是行为和思想的偷懒的借口而已。卡佛的小说证明了一个简单的行为比一连串迷宫似的语词更贴近生活的本质。
思郁
2008-12-16书
大教堂，【美】雷蒙德·卡佛著，肖铁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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