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契贝：逼视民族的难题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1986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指出：“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的《人民公仆》正是这段话的一个极好的例证。

作为“尼日利亚四部曲”终篇的《人民公仆》，讲述了一个选举故事暨爱情故事，主人公、不甘个人受辱更不满政治腐败的年青教师奥迪里，向他从前的老师、贪污腐化却自居“人民公仆”的政府部长南加发起挑战，争夺南加的议席和（多妻制下的又一位）年轻未婚妻艾迪娜。挑战失败了，但随即峰回路转，选举引发的暴力冲突使军人借机策划了一次政变，政府被推翻，南加出逃未成被捕，奥迪里“赎回”了被她贪财的父亲许配给南加的艾迪娜。

这似乎是一出热闹的喜剧。然而，阿契贝在小说中表达的东西，远比故事本身复杂得多。

尼日利亚历史上没有统一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的村社是其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殖民时期，荷兰、英国等先后染指这片土地，英国逐步确立其优势地位，并最终蚕食了南、北尼日利亚。直至1914年，英国才将南、北尼日利亚合并为尼日利亚殖民地和保护国。在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尼日利亚联邦于1960年宣布独立、建立文官政府，但此后政变不断，军政府长期掌权（到1999年才向民选的奥巴桑乔政府交权）。

亨廷顿在他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总结过，在1943年到1962年的“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中，数十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但之后一大半国家出现了专制回潮。尼日利亚无疑也属于“专制回潮”的国家之一。

那么新兴民族国家在“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之后为什么会纷纷出现这种现象呢？

正如阿契贝在《人民公仆》篇末借奥迪里的思考所揭示的，“乡村就是主人，乡村有自己的意志，它会向亵渎者说‘不’；但涉及到国家的事务，却找不到主人，乡村的规则变得无效。”（P170）在前面他还说到，政变的原因不是“一些政治评论员”认为的，政府“轻率、无视于现实的作法，惹恼了人民”，因为“人民比他们的领导更轻率、更冷漠、更不把目前的危机放在眼里”（P165）。而人民的“轻率”、“冷漠”，其根源正在于，对于象尼日利亚这样的新兴国家，民主制度（包括选举文化）、乃至民族国家的观念，都是殖民者带来的，是移植的而非内生的。殖民地的本土文化和传统村社－部族社会结构在外来冲击下早已千疮百孔、日趋衰败，根本无力吸纳和消化这些新的制度资源。选举游戏和国家政治的运行实际上与广大民众无关，就象书中描写的一样，“国家主义”成了政客玩弄的口号，议会议席和随之而来的敛财机会则是“聪明人”“走运时”的收获（对大多数人而言，“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一席位的价值”）（P3）。不仅台面上的两党（“人民组织党”和“人民同盟党”）是“一路货”的两只“秃鹫”，连奥迪里参加的、由不满现状者发起的“平民大会”，也无法取得民众的有效认同，而被视为“第三只也是最年轻的鸟”（并且的确显示了变成又一只“秃鹫”的不少迹象）。（P143~144）

奥迪里把“我们民族的难题”形象地比喻为“我们所有的人直到昨天都还待在雨中”。而一夜之间，雨停了，殖民者撤退了，留下一个“国家”、一部“宪法”、一种不为“我们民族”熟悉和理解的“民主制度”。“于是我们之中有些人－聪明的、走运的，但永远不是最出色的－就去争夺先前的统治者留下的避难棚，占据了它，把整个身子都塞了进去。在这里，他们试图通过许许多多的扩音器向其他人说明：斗争的第一阶段已经取得胜利，但第二阶段－怎么去扩张这些房子－是更重要的目标，需要采取全新的策略；这就必须立即停止所有的争论，全体人民都要以一个调门讲话，避难棚外面的分歧和争论只会颠覆和摧毁整座房子。”（P42）

在这种情势下，既得利益的挑战者，比如奥迪里的朋友、“平民大会”的发起人马克斯，虽然也认识到“我们应该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哪怕是些小事，等待时机的到来。时机一定会到来的。”（P92）但是，马克斯他们同样是一些“聪明人”，同样不能摆脱“聪明人”的路径依赖。他们固然同意奥迪里提议的，“我们最好奉行一种完全不同的哲学，使我们的党有一个廉洁的开端”，但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必须面对现实”（P95），为了“打赢这场肮脏的战争”，不妨暂时“玷污”他们的双手（P146）：包括借助一位“年轻的部长”的“幕后支持”；包括从对手（柯克部长）那边骗取竞选经费（奥迪里称之为“那桩收买勾当”）；也包括煽情地动员民粹，在奥迪里家乡乌拉村的竞选活动上对村民把竞选形容为“上次你们从阿那塔选了一位议员（注：即南加部长），现在轮到你们乌拉村了”。

马克斯的煽动得到了村民们热烈的回应：“我们自己的儿子应该去争取回来我们该得的一份...阿那塔村已经吃够了，现在他们应该让让路，让我们也能走近盘子”（P144）；但村民们的这种支持是市侩的、也是脆弱的，“早几个月为我们村自来水工程运来的水管”被“当权者”运走，乌拉村“全体居民”识相地撤回了对本村子弟奥迪里的支持，“两天之后，输水管又送回来了”。结果是奥迪里被阿那塔村民打伤、南加部长“在没有一张反对票的情况下赢得了选举”；同时，马克斯对阵柯克部长，为了调查选举舞弊被对手制造“车祸”撞死，并因而引发了暴力冲突和军人干政。

后发国家民主化进程常常会在不止一次的“危机、崩溃、军人统治”中经历反复，《人民公仆》的故事其实是现实政治中屡见不鲜的这种状况的一个映像。因此，这本1966年发表的小说并非凑巧“预言”了尼日利亚随后发生的真实政变（并导致阿契贝本人被迫流亡），而是反映了作者对他“可怜的黑母亲”（P93）历史宿命的深刻体认。不惟尼日利亚，亚非拉诸多前殖民地国家对西方制度的追随与模仿，都曾因水土不服而遭受挫折。但“水土不服”和“挫折”并不能成为小说中那些“国家主义者”掉转头呼吁拥抱“非洲的财富和古代文明”、“为做非洲人而自豪”(P5)、倡导虚伪的“土产运动”(P40)的理由，因为显而易见，这些玩意儿只会更令人失望。恰如萨伊德指出的，西方殖民帝国到来之前的历史，一般不足以给抵抗提供足够的文化资源，因此在独立运动成功、抵抗者成为新的掌权者之后，他们常常渲染殖民时期的屈辱历史，用民族主义来掩盖建立法制、保障人权等更为急迫的问题。

萨伊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猛烈抨击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其力度超过了早先在《东方主义》中对西方“话语霸权”的批判。在他看来，虽然帝国的扩张曾带给弱势民族种种灾难，但是，这段历史已无可更改地成为曾经的“帝国”一方和“抵抗”一方共同的历史。非西方民族对“帝国”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其中那些普适价值，不应排斥，而应跨越“我们”和“他者”的界线，将之作为“共同文化”加以继承。就如奥迪里始终相信的，“道义毕竟是我们社会得到拯救的唯一希望”－这所谓“道义”，是超越了“人民”对村社－部族和“公仆”们的“幼稚的忠诚”(P8)的。

当然，作家并不试图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任何一个理想化的抗争偶像，他对未来也并不乐观。他清醒地认识到，谁也难以抵御“特权腐蚀”：奥迪里“五年前那位学生会主席”从“心肠火热、激情澎湃”变成了政府里“一位贪图逸乐、冷漠的常任秘书”（P125~126）；马克斯“的行动已经损害了我们的道德立场”，“让我们党蒙污”（P147）；就连奥迪里本人，最后为了向艾迪娜的父亲偿付彩礼钱、也“私自决定暂借平民大会存在我手中的资金”（P169）。如果制度没有民众的认同，选举只是一场接一场“聪明人”的“游戏”，那么谁也无法阻止精英的堕落和“危机、崩溃、军人统治”的轮回。政变后，马克斯被军政府宣布为“革命英雄”，奥迪里提议建立一所“新型学校”来纪念他（P169），这似乎暗示着，作家寄希望于教育民众。于是，故事又回到了“我们应该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哪怕是些小事，等待时机的到来。时机一定会到来的。”

“尼日利亚四部曲”到此结束了，但1966年，对于尼日利亚这个诞生仅6年的国家，却还只是刚刚开始。阿契贝这部小说的价值，不在于对现实政治的“预言”，而在于对现实政治中包含的“民族的难题”的冷峻逼视。而他们的难题，往往也是我们的难题；他笔下的故事，让我们同受启示与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