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恐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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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7在历次采选后妃的谕旨中，基本上会涉及到采选的程序，以嘉靖皇帝(图1-9)选婚时的谕旨为例:
慈寿皇太后诰谕礼部，皇帝年及婚期，宜简贤淑以为之配。尔礼部其榜谕北京、直隶、南京、凤阳、淮安、徐州、河南、山东，于大小官员民庶善良之家，预先用心选求，务择其父母行止端庄，家法齐整，女子年十四、十五，容貌端洁，性资纯美，言动温恭，咸中礼度者，报名在官，待差去官员再行访选，堪中者有司以礼，令其父母亲送至京，钦哉。故谕。[1]
由此诰谕可知，为皇帝选婚，是由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先向礼部下达谕旨，若为皇太子、诸王选婚或皇帝要再选妃嫔，则由皇帝向礼部下敕谕。礼部根据旨意，榜谕各个采选地区，要求符合条件的人家向当地官府报名，根据以往的敕谕，“如本家隐匿不报，许亲邻人等首报”2，各地方官府亦会密切访查，然后等待朝廷派官员再去访选。之后，朝廷会派遣礼部官员或宦官去各地采选，世宗此次选婚,奉皇太后懿旨，“命司礼监择公正内臣分道选求”3，而嘉靖九年选九嫔时，礼部请示世宗“遣本部官二员、司礼监官二员前往直隶、南京、凤阳等处选求”，世宗回复“内官不必遣，遂命礼部员外郎李瑜，主事屠应竣、王汝孝、吴龙分往南北两直隶、河南、山东选取”↵，于是未派宦官。派官员去各地的采选可视为初选，初选选中者由官府提供车船等交通方式，父母亲送至京，参加复选。在京师地区的初选与地方上略有不同，由礼部派属官会同巡城御史，督令五城兵马司进行访选，将符合条件者的信息详细登记汇总送交礼部仪制清吏司，等待复选。可复选是将各地初选来的淑女集于京城进行。以嘉靖九年选九嫔为例:礼部奉旨采选淑女于京城内外得一千二百五十八人，请行钦天监择日送赴诸王馆，命司礼监官或皇亲夫人二三人先行选择，然后引见圣母。得旨令礼部送赴馆，俟内夫人、女官选毕，引诣圣母前择用，著为令。[2各地选来的淑女会择日送入诸王馆以待复选，因父母陪同入京，“各母随住诸王馆供奉外，其各父并从人俱会同南馆安住”3。在诸王馆中的复选由司礼监宦官、皇亲夫人，通常还有女官4共同参与遴选。
《明懿安皇后外传》中描写的一轮轮严格的检选过程应是诸王馆中的复选过程，复选时的淘汰比例是相当高的。相貌体态稍有不合,言谈举止略有失当，便会遭到淘汰。按《外传》中的记载，通过层层筛选的淑女还需继续接受一段时间的观察，对其性情、言谈举止做进一步品评，这期间同样需要淑女们时时留意自己的行为举措，小心谨慎，一旦被发现有失当之处，同样还是被淘汰。《枣林杂俎》中记载:“天启初选宫，南都以于氏、端氏应，并入内。偶啖面，端氏一箸，于氏再箸，嫌其失仪，出之。”5似乎只是一个很平常的动作，却使于氏因“失仪”而被淘汰，即便于氏“尤妍丽”。
采选的最后一步，是在精挑细选后留下的十几名或几十名淑女中，确定后妃之位最终的得主。这个最终的决定权一般属于皇太后。
P62明代皇帝若不是年幼即位尚未婚配者，通常在即位后即将嫡妻册立为后，明朝历史上，太祖马皇后、惠帝马皇后、成祖徐皇后、仁宗张皇后、宣宗胡皇后、景帝汪皇后、孝宗张皇后、穆宗陈皇后(图1-11)、思宗周皇后皆属于这种情况，她们在自己的丈夫即位为皇帝前已具有了皇太子妃、皇太孙妃或亲王妃的嫡妻身份，但需说明，穆宗陈皇后并非穆宗元配正妻，穆宗为裕王时，选李氏为王妃，李氏于嘉靖三十七年薨逝，又选陈氏为裕王继妃，在穆宗即位后册立为后，因非元配，神主不得衬太庙祭祀。明代还有几位皇帝因年少即位，尚未婚配，故而在即位之后通过采选确定皇后人选，行大婚之礼并册立为后，属于这种情况的分别为英宗钱皇后、宪宗吴皇后、武宗夏皇后、世宗陈皇后、神宗王皇后、熹宗张皇后。以上除穆宗陈皇后外皆是元配正妻立为后，而在明代历史上亦有第一任皇后崩逝而继立皇后或者废皇后而另立之事，如宣宗废胡皇后而立孙贵妃为后，景帝废汪皇后而立妃杭氏为后，宪宗废吴皇后而立王氏为后，世宗陈皇后崩，继立妃张氏为后，后又废张皇后再立方氏为后。所以皇后的册立为明代历朝皆行之重要典礼，作为天子正妻，皇后不仅要统领后宫，更要母仪天下，既是家之主母，更是一国之母，其身份的确立具有家与国的双重意义，所以历来皇后册立之仪繁琐且隆重，体现着皇后在天子妻妾中至为尊贵的地位，有明一代经历数次更定，不断完善。
P107《明史后妃传》言:“终明之代，宫壸肃清，论者谓其家法之善，超轶汉、唐。”田纵观明朝，确实未曾出现堂而皇之的外戚乱政、后妃专权之事。一方面，自建国伊始，太祖就立纲陈纪，有鉴于“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尤其“以元末之君不能严宫阃之政，至宫嫔女谒私通外臣，而纳其贿赂，或施金帛于僧道，或番僧入宫中摄持受戒，而大臣命妇亦往来禁掖，淫渎亵乱，礼法荡然，以至于亡，遂深戒前代之失”↵，认为“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恩宠或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3。于是从制度上严格防范后妃干政，限制外家势力，并写入《皇明祖训》，著为“内令”，成为后世子孙必须严格遵行的祖宗家法，且不断完善宫官之制，管理和教化后宫。历代君主亦多秉持祖宗家法，对后妃干政和外戚势力多有戒备;另一方面，自洪武以后，后妃多出自民间，而不再是勋贵之家，因与皇家结亲而富贵，却无甚权势根基，也就大大降低了外戚因后妃之故而干政的可能，后妃自身亦多能秉承祖制，约束外家。然而，后宫与皇帝制度相伴而生，后妃们身在皇家，言行不但不可能和政治完全绝缘，还与朝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一些重要时刻、重大事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和成祖仁孝皇后徐氏堪称明朝皇后贤德之典范，为历代称颂。两位皇后有颇多共同之处。史载马皇后(图3-1)“仁慈有智鉴，知书史”叫，徐皇后“博通载籍，每及嘉言善行，未尝不拊卷寻释”2，有“女诸生”之称。两位皇后的个人修养和见识在同时代的女子中当是较高的，这便决定了她们的政治素养和能力。两位皇后与皇帝皆为患难夫妻，伉俪情深，积极支持协助丈夫的事业，共度时艰，深得皇帝的信任与爱重。马皇后与太祖朱元璋结合于布衣之时，朱元璋发迹之初，因受郭子兴猜忌，曾数度陷于危困，马皇后以自己的才智从旁周旋，助丈夫脱困。为备不时之需，马皇后闲暇即率诸军士之妻缝制衣物，朱元璋攻克太平后，马皇后恐元军尾随其后，不等朱元璋命令，急率众将士妻妾渡江，让朱元璋的军队无后顾之忧。]当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交战，战无虚日时，马皇后发宫中金帛犒赏军士，鼓舞士气。↵除了才干和勇气，马皇后的政治见地也令人叹服，她曾对朱元璋说过:“定天下在得人心，得人心者天下之本也”，“用兵焉能不杀人，但不嗜杀人，则杀亦罕矣”，太祖深以为然。徐皇后初为燕王妃，随朱棣之国，“理王宫政甚治”问。朱棣靖难起兵时，徐皇后亦是夫君最坚定的支持者，她和世子朱高炽共守北平，“凡部分备御，多禀明于后”可。面对李景隆大军攻城，城中兵少，城池几近陷落的危急局面，徐皇后亦展现出非凡的胆识，“亲率诸将校妻，擐甲登陴，挟矢石御之2，直至敌军退却，守住后方，实是大功一件。随着夫君即帝位，自己得以封后，二位皇后的首要职责便是管理后宫，而马皇后和徐皇后皆是整肃宫闱、勤于内治、垂范后宫的榜样。
P114免了因皇位继承所带来的政治动荡。”叫诚如此文所言，明代在一些特殊历史时期，如君主孱弱或尚童昏顽劣时，母权确实是皇权得以正常运转的一种保障，而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后宫女性中最为尊贵的一类人 皇太后。
明代第一位发挥此作用且颇有影响力的皇太后是仁宗的皇后、宣宗之母张氏(图3-4)。林延清《仁宗张皇后与明初政治》一文对张氏在洪熙、宣德、正统年间的政治中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她是杰出的女政治家。首先在保障仁宗、宣宗、英宗三代帝王皇位承继上，张氏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叫张氏还是太子妃时，已展露了她的政治才干。时为太子的仁宗朱高炽，因“体肥硕不能骑射”，加之其弟朱高煦和朱高燧的离间，使得成祖对他极为不满，储君之位岌岌可危。[2]张氏“内宽仁宗，而外事成祖及仁孝皇后甚谨，重得仁孝心。仁孝每言于成祖，成祖亦意解。”正是张氏的精明周全、从中调和、极尽孝道，赢得公婆欢心，甚至在宫廷宴会上为帝后“亲入宫庖，手汤饼出荐”，成祖虽不喜太子，但对于如此贤惠的儿媳，都连连夸赞:“此佳妇，他日当承我家。”4可见在为太子解除废储危机上，张氏发挥了巨大作用。仁宗即位，张氏为皇后，然仁宗在位仅十月而崩，面对汉王朱高煦欲趁乱夺位的图谋，张皇后再次施展了她的政治手腕，秘不发丧，封锁消息，命可靠大臣处理国政，草拟遗诏，传位太子，派人速迎在南京的太子北上。一系列果断的处置，保障了太子朱瞻基的顺利即位，亦使朱高煦的图谋落空，避免了政局的动荡。
【弱智长寿】P122晚明时期在宫廷政治上最具影响力的皇太后当属神宗之母孝定李太后(图3-7)。神宗亦是冲龄践祚，尊其嫡母和生母皆为皇太后，两宫并尊，尚是首例，可见李太后此时在后宫中的地位已非同一般，作为生母的李太后自然担负起抚育教养小皇帝的责任，为了更方便教育和看护神宗，李太后甚至迁入乾清宫照料小皇帝日常起居。李太后管教神宗十分严厉，史载:“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挈之登辇以出。”万历六年，神宗大婚后，李太后搬回慈宁宫，虽不再照料皇帝起居，但敕谕内阁首辅张居正，“谓吾不能视皇帝朝夕，恐不若前者之向学勤政，有累圣德，先生亲受先帝付托，有师保之责，其为我朝夕纳诲，用终先帝凭几之谊，社稷苍生永有赖焉。”为了能将神宗培养成勤政明君，李太后可谓煞费苦心，在大婚后若遇神宗有不当或失德之举，依然会严厉管教惩戒。另外，万历初年张居正的改革能够较为顺利的施行并卓有成效，李太后对张居正的信赖和支持亦是至关重要，且司礼监太监冯保又与张居正结交颇深，故而不会从旁掣肘，而冯保能够掌司礼监，亦是得到了李太后的扶持。然而，在张居正去世后，神宗开始对张居正和冯保进行清算时，却未见李太后对神宗有任何劝阻，新政被废，终止的又岂止是“万历中兴”，这自然不是李太后一个深宫妇人能够料想的。此后的李太后不怎么过问政事了，鲜有的影响是在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中，因神宗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终于过问了此事，并以一句“尔亦都人子”的怒斥，使神宗惶恐伏地，而“光宗由是得立”。3更多的光景，李太后多是在为宫中信佛崇佛之风的盛行及京师内外诸多梵刹的修建做着贡献。
P128【匪夷所思的帝王培养】宪宗宠妃万氏，这个比宪宗大17岁的女子，在成化一朝专房异宠，终身不衰，可谓后宫的异数。万氏4岁入宫，为孙太后身边的宫女，土木之变后，2岁的朱见深被立为太子，孙太后派万氏去侍奉太子，从此，万氏成了朱见深身边最亲近的人。朱见深即位后，万氏成了他的妃子。从稚童到少年，朱见深的成长都是在万氏的照顾之下，而这段时期又非风平浪静，政局一直变故履生，自己的父皇英宗北狩，自己成了太子，之后叔叔做了皇帝，又幽禁了自己的父皇，再后来，自己又失去太子之位。惊惧、疑惑、不安、没有父母的关爱，深宫中年幼的孩子自然会全身心地依赖身边的万氏，并寄托全部的情感。而万氏此人，据史籍中的描述，机警、谲智善媚，善于笼络群下，也许她很有姿色，《万历野获编》言:“万氏丰艳有肌，每上出游，必戎服佩刀侍立左右，上每顾之辄为色飞。”叫也许她“貌雄声巨，类男子”，《罪惟录》记载，周太后曾问宪宗:“彼有何美，而承恩多?”宪宗答:“彼抚摩吾安之，不在貌也。”2不论相貌如何，“戎服佩刀”说明万氏总有些男儿气概，而非柔弱女子，再加上她的机敏和心计，正是这样的万氏才能在深宫中抚育并保护年幼的朱见深度过动荡不安的岁月，并在他害怕焦虑时宽解抚慰，且只有万氏的抚慰能使他心安，这种在特殊的成长历程中累积出的非同一般的情感依恋，无人能够取代。所以，朱见深登基后，对于万氏总是想方设法满足，即便再逾矩却也一味宽纵。(图3-10)而万氏不再是个侍女，虽已徐娘半老，却也不甘于做一个普通妃子，她在成化朝的后宫掀起无数风浪，唯一依恃的只有宪宗全部的情感。
天顺八年七月，登基不久的宪宗立吴氏为皇后，然而刚过一个月，竟下了废后诏书。不管废后诏书中对吴氏的言行品性如何指摘，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万贵妃已擅宠，后既立，摘其过，杖之”叫。由于吴皇后看不惯万氏专宠，此前可能已“恶之，数加诘责”，“会后当夕，妃先后浴，牛玉有后言”口，万氏抢在皇后之前沐浴的无礼行为更是让吴皇后忍无可忍，后来竟杖责了万氏，且司礼监太监牛玉还在背后说了万氏的不是。自己心爱的人竟然被打了，即便对方是皇后，宪宗也绝不能容忍，更何况对这个刚刚册立了一个月的皇后也谈不上什么感情。
P132自成化初废后，万贵妃恃宠骄纵于后宫，继立的王皇后(图3-11)不被宪宗所重视，空有母仪天下之名，实无统领六宫之权，只能在宠妃的淫威下委曲求全。宫妃被害，皇嗣受损，国本不稳，宫闱失序。然而无论万贵妃如何在宫廷政治中翻云覆雨，宪宗都一如既往地对她荣宠、宽纵、情深不衰，至死不渝。成化十二年十月，以金册金宝加封万贵妃为皇贵妃，“位亚坤仪，峻陟列妃之首”2，这是宪宗所能给予她的最尊崇的地位。成化二十三年正月，皇贵妃万氏薨，“上震悼，辍视朝七日，谥曰恭肃端慎荣靖”3。“皇贵妃”成为明代后宫中真正高于“贵妃”的最高妃嫔等级以及妃谥六字，皆属创制，皆因万贵妃而始(详见妃嫔的等级与晋升)。据《万历野获编》记载，面对万贵妃的离世，“上不语久之，但长叹曰:‘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于是悒悒无聊，日以不预，至于上宾。情之所钟，遂甘弃臣民不复顾。”↵同年八月，宪宗驾崩。
P138【清朝隔离后宫，也是机关算尽】面对郑贵妃的恃宠僭越，神宗的公然偏袒，李太后巧妙地压制了郑贵妃的气焰，也让神宗无话可说。而在王皇后去世后，以神宗之偏爱，中宫印务竟交给范德妃而非郑贵妃管理，如果确如所记，那么可见，神宗再是宠爱偏私，总还是有底线的，这必然与母教的影响有关。
当然，神宗对于郑贵妃母子的偏私是有目共睹的。王皇后一直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八月生朱常洛，是为皇长子。郑贵妃于十四年正月生子朱常洵，为神宗第三子。神宗不喜王恭妃，生长子亦不得进封，而宠爱郑贵妃，在皇三子降生后就欲进封郑氏为皇贵妃，此举让朝臣们捕捉到了神宗可能废长而立爱的危险信号，于是二月，辅臣申时行请求册立东宫，神宗以元子尚弱加以推辞;田当月，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再起抗争，主张“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由此被贬。三月，郑贵妃进封皇贵妃，而国本之争其实已拉开帷幕。此后朝臣请立元子为东宫的章奏年年月月纷至沓来，神宗不是敷衍搪塞就是拖延不理。至万历二十一年，神宗发出将常洛、常洵和周端妃所生的常浩三王并封的诏旨，结果朝臣大哗，连章抗议，神宗迫于众议收回前命。在与朝臣的拉锯战中，皇长子出阁读书、冠礼、婚礼也都延误了。至二十九年十月，常洛终被立为皇太子，但神宗对皇太子仍然不重视，对于恭妃更是薄待。到万历三十四年元孙出生，恭妃才得以进封皇贵妃，但实际上幽困冷宫多年。而“妖书”等案的出现，常洵受封福王后仍迟迟不之国，实际上国本之争仍然余波未平。
有靠山又有野心，郑贵妃自然不会安分，她的很多举动也会被看成与争国本有关，而不会被朝臣轻易放过。在争国本事件中牵连甚广的“妖书”案便因郑贵妃重新刊印《闺范图说》而起。
P142明朝正德年间编定的《明会典》，对国家政府祭祀的正神曾作过较为系统且具体的规定，其中东岳泰山之神便是国家正祀之神。3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图3-14)建于元代，为正一派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兴建↵，是国家正祀之所在。在明代，凡国家大事，如祈丰、求雨、祈子、征战、或嗣承大统、或元子诞生，皆祭告泰山，据统计，有明一代多达40余次，且泰山的灾异被视为国家治乱兴亡的晴雨表。宪宗时期，曾欲易太子，恰逢泰山地震，举国震惧，宪宗召人占卜，谓“应在东宫”。"宪宗闻言立即放弃了易储，孝宗太子之位才得以保全。从五行学上来看，五岳对应五方，泰山主生，属震位，在东方，东方属木，于色为青。太子之宫称“东宫”、“春宫”、“青宫”，且“帝出乎震”之称，故可以说泰山可主东宫之立。
神宗欲立皇三子常洵的意图，从万历十四年便初见端倪，而经过与廷臣的诸番争斗最终还是屈服了，于万历二十九年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立皇三子常洵为福王。这十五年里，称皇三子为“太子”的称谓，第一次出现是在万历二十年北京《东岳庙碑记》中，之后频现于东岳泰山，万历二十一年的“三王并封”，恐怕亦与之相关。这也证明了神宗支持郑贵妃立皇三子为储的意图并未因“三王并封”的失败而放弃，神宗可能并非如通常所说的通过拖延的方式而被动地抵触立长，他与郑贵妃一派有可能是在积极寻找机会将皇三子推向太子宝座。
自郑氏生常洵并进封皇贵妃开始，便拉开了万历朝国本争端的序幕。君臣纷纷扰扰僵持了十余年，郑贵妃也由此成为了廷臣们防备、攻击的红颜祸水。万历十四年纷争始至万历二十九年立皇长子为东宫，这十几年里，辅臣从申时行到王家屏、赵志皋、王锡爵，无不时时提醒神宗早日豫教、册立、冠婚，礼部尚书于慎行、李长春，以及其他朝中大小官员相继上奏疏争立国本，虽降职、受罚、得咎仍“前仆后继”。这种空前绝后的情形已绝非为守护“立嫡以长”的宗法祖制，更是可以打击政敌的武器，更加长远来看，皇位的继承人决定了文官自身的政治命运。郑贵妃及其戚族锦衣卫指挥使郑国泰、顺天府儒学生员郑承恩为减轻外廷朝臣的敌视与舆论压力，表面上屡屡奏请册立元子为东宫，背后通过笼络朝臣、排除宫中异己、祈福泰山等行为，再加之神宗的支持，以谋争国本。
但历经十几年的博弈，万历二十九年十月，还是由皇长子朱常洛登上了太子的宝座，皇三子常洵封福王。然而国本之争却远未结束，因福王迟迟不离京去封地居住，便有取长子而代之的可能，在之后的十几年里，朝野内外围绕福王之国继续争斗不休，直至万历四十二年三月，福王常洵之国，废长立幼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持续三十余年的国本争端方落下帷幕。
明代自宣宗以降，多出现帝后失和，感情淡漠,皇后不受重视甚至被废的情况，而妃嫔倚仗恩宠，骄恣僭越，导致后宫争斗频现，成化、万历两朝更是宠妃权势最盛的时期。宫闱失序往往伴随着外朝争端，宠妃为自身地位和荣宠计，可能内则利用宦官，外则联络外戚、朝臣，谋皇位争国本。由此不仅危及储君之位，甚至导致储君及其生母在宫中的生存环境亦堪忧。"而宦官、外戚、朝臣亦同样可倚仗宠妃之势为己谋私，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宠妃得势造成后宫权力失衡，皇后式微，无母仪天下之尊，更削弱了整肃宫闱之权。而作为协助皇后佐理内治的宫官六尚系统，就更不可能有效发挥其管理宫闱、教化嫔御的作用，甚至到了明后期，女职不备，机构存废亦成问题(详见明代女官地位嬗变)。明代数度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尤其在天启时，宫廷中更是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只手遮天，甚至数度戕害后妃宫人，“深宫更无为懿安皇后助者”2，后宫血雨腥风，后妃自身难保，更遑论整肃宫闱、匡正后宫。
皇女们在宫廷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具体已不可考，仅有一些只言片语如“诞东宫，诸王宫(公)主衣口喜字锦”间，皇子女“晴天例张青纱小伞，以蔽日光”7等记录碎片出现。其实许多有关内廷宫眷生活的记述，所谓“宫眷”就应包括皇女，相应待遇她们也是一体享受，此处不再深究。又据《万历野获编》，宫中女子不缠足，别有“宫样”鞋穿用，看来小皇女们也应免去了缠足苦恼。8皇女宫中生活例有下人服侍，万历十九年(1591)宫中就曾下诏，称“宫中六尚局兼皇长子册立届期，及长公主长成，俱缺人役使”，命礼部选取民间女子入宫教习使用。
明代女子年满十五及笄，表示到了可婚配的年龄。除特殊情况外，宫中皇女们熬过十四、五岁，就可以册封婚配。但明代皇女天折者众多，早薨者达四十多人，几乎占到总数的一半。尤其是明代后期，穆宗七女，三女早薨;神宗十女，八女早薨;光宗十女，七女早薨，多有生下数月甚至不及月就夭折者。锦衣玉食条件优厚的宫廷中，如此高的天折率还是很惊人的。皇女天折、早卒，原因众多，《酌中志》载宫中婴儿夭折，有因煤气中毒所致者，因宫中所用木炭，“火气太炽，多能损人，倏令眩晕，昏迷发呕，大人尚可，皇子女婴幼何堪?”宫中乳母畏寒，多喜生火取暖，结果导致“皇子女或中此毒，屡致薨夭”。又宫中养猫众多，“凡皇子女婴孩时，多有被猫叫得惊风薨天者”↵，因为惧怕惩罚，宫闱讳忌无人敢言。再有就是医疗条件的限制。
公主下嫁，首先是选择驸马,即所谓议婚。明朝驸马的选择，明初尝选功臣家子，太祖十六女，其中六位下嫁开国功臣之子，如临安公主驸马李祺为韩国公李善长子;福清公主驸马张麟是凤翔侯张龙子;寿春公主驸马傅忠为颖国公傅友德子;永嘉公主驸马郭镇是武定侯郭英子。成祖五女，其中长女嫁都督袁洪子袁容，三女、四女俱嫁西宁侯宋晟子，五女嫁西平侯沐英子。太祖、成祖以公主嫁功臣家，推测是因建国、夺位之初根基不稳，想令皇族和功臣家结成亲家，形成一个庞大的勋戚集团，以护佑皇室。当时皇室和功臣集团的联姻,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政治共赢，其出身是最重要的选择，而年龄、样貌反而是次要的。故而当时选驸马，“公主配大臣之子，未有疏忌之嫌也”"。“驸马尚公主多以公侯子弟充之，而不甚拘年貌。”2西宁侯宋晟第三子宋瑛其貌不扬，成祖选做咸宁公主驸马，公主心有不愿成祖劝说“才足矣，何貌为”。第二子宋琥早已娶妻，成祖甚至令其“出其妻而尚主”。为结成亲事不惜违背礼法。
(图4-4)
仁宗之后，因永乐年间成祖诸驸马多参与到仁宗和汉王、赵王的帝位斗争中，使得皇帝对驸马这一外戚势力充满戒心，开始刻意削弱之。于是之后历朝，选择功臣家子孙为姻亲者间还有之，但与前期相比明显下降，而且出身“虽贵臣，然皆右列也”↵。公主选婿开始多在平民或低级官吏家庭中选取，选择标准也开始以年龄相貌为第一首选。如驸马赵辉，人物修伟，粗知文学，因状貌伟丽被选。同驸马周景“美姿貌，廉靖详雅”。驸马樊凯“长身玉立，美须髯”问。高拱少时“随父少卿尚贤在京邸，风骨秀异”，因而成为驸马人选之一。
驸马的最终选择，决定者一般为皇帝、太后或后妃，以及一些有地位的太监。2即使婚后公主对驸马不满，也只能认命。世宗时永淳公主选驸马，是由太后决定人选。“故事，三人入宫，惟内廷所择。时宫嫔、内臣皆目属中元，乃章圣太后取中者为河南谢诏。”3又如“万历中，选择尚主子弟三人入见”。神宗将三人名字上呈太后。“太后置金瓶中，焚香祝天，选其一，以绯袍覆之，送入春曹。”"这一方式别具一格，有点像后世的金瓶掣签。《稗说》回忆明朝选驸马，“遴其丰姿、体度、声音、举止合式者二三人具闻，上或亲视，或偕后共视，召入大内”5。
【主上昏庸，下毫无下限】明代宦官势力强大，与之关联的宫廷势力能量惊人。明代“公主下降，例遣老宫人掌阁中事，名管家婆”。驸马为其压制，“尤用卑损”，如果“挟娼选胜，主之保母得与闻行其罚”问。甚至连公主都要受制于管家婆。“无论蔑视驸马如奴隶，即贵主举动，每为所制。选尚以后，出居于王府，必捐数万金，偏赂内外，始得讲伉俪之好。”4↵对于原本是奴婢的管家婆，“都尉反俯首听节制，凡事务结其欢心，稍不如意，动生谗间”s。神宗与郑贵妃爱女寿宁公主驸马冉兴让，因与管家婆梁盈女发生矛盾，在上朝时被梁盈女率其党数十人于内廷阙下“殴之几死”。打得“衣冠破坏，血肉狼藉，狂走出长安门”。寿宁公主前去找母妃告状，反被梁盈女反咬一口，最终驸马被“褫其蟒玉，送国学省愆三月固，公主亦含忍独还，而梁盈女只被召回另差他处而已。这一事件中，宦官居中操纵，神宗和郑贵妃被蒙在鼓里，还以为驸马是和公主反目逃回，故而命将冉兴让“召来罚演礼”以惩之，皇帝爱女亲婿反被内官构陷，其势力之大可见一斑。
《稗说》亦载，明时“公主命妇，寡不再嫁，主无出，驸马都尉始得纳妾”问。永宁公主就是以处子之身守了十二年的寡，却不能再嫁寻找自己的幸福。而驸马却可以在公主没有生育后，于府外娶妾，生活奢靡。而且很多驸马并未遵从禁令，在公主生育后照样纳妾招姬，因而多有嫡出和庶出的子嗣。生活中更是奢靡无度，纵情声色。像南康公主驸马胡观，公主尚存，就已“私遣阉者，诈称内使，强取上元县民女子数十人，又娶娼妇为妾”团。常宁公主驸马沐昕“胁人女子为妾”8。庆都公主驸马焦敬，收养“娼女为妾”。宝庆公主驸马赵辉，在公主死后“荒淫无度，婢妾至百人。殖货日不足，强夺民利”"。宜兴公主驸马马诚，“私通使婢，淫乱无度”。仁和公主驸马齐世美，“性不好学，习为骄侈，纵于酒色”同。所以在明代反而有不愿出嫁的公主出现，像景帝之女固安公主，自言一生不嫁随母修行，宪宗劝说:“妹不肯嫁，志虽好，然终不了，后去，恐无结果处。”连哄带逼地让她下嫁了王宪。4而固安公主的妹妹则最终随母亲汪皇后斋素修行终生未嫁，以至宫词有“白头郡主闲相伴，错过春光四十年”[5]之叹。
【皇室死于不懂金融】分之一。其后的万历二十三年，荣昌公主下嫁,要“合用金两珠石，敕户部照数买进”。(图4-13)户部尚书上书神宗，希望皇帝“念灾诊频仍，边饷倍缺，帑金既竭，珠宝难市”，依瑞安公主例减免三分之一，神宗答应后，公主婚礼所费依然达到“用至十三万五千两”这一新高。至万历三十六年七公主下嫁，“宣索至数十万。世卿引故事力争，诏减三之一。世卿复言:‘陛下大婚止七万，长公主下嫁止十二万，乞陛下再裁损，一仿长公主例。’帝不得已从之↵。其他零散费用像选驸马、公主成婚要用的纸张笔墨、刊刻匠工食银、各类路费食银开销，都需要宛平、大兴等地方财政支出，公主出嫁使用的女轿夫也要由宛平县出钱雇佣。"诸如此类的大量皇室花费，让明政府的国库入不敷出，甚至出现了大臣与皇帝讨价还价的滑稽场面，若追究明王朝走向衰败的原因，或许也可以给这些公主们“记一功”了。
【公主做地主；兼并到一定程度，就会恶性内卷】当时宣宗“以初之国”，赐给赵王高燧“田园八十顷有奇。”而洪武永乐年间，“北直隶、山东地方土广人稀”，官府多招佃民众垦荒，逐渐掌握了大批国有土地，并用于分赐。“仁、宣之世，乞请渐广”2]仁宗曾赐顺天府房山县栗园地十九顷给嘉兴公主。3宣宗“赐真定公主武强县退滩田土九十四顷”，还曾“以保定府雄县、利仁等社地八十五顷”赐庆都公主。↵当时还有将禄田转换为庄田的例子，咸宁公主驸马宋瑛有赐田在凤阳，“准禄米一千一百石，地不滨水，艰于运载”。在公主的请求下，宣宗命将苏州没官田地山场一百余顷换与驸马。⑤明前期，公主所得庄田面积还较小，最多不过百顷左右而已主要由皇帝赐予。自宪宗年间开始，庄田赏赐逐年扩大，而且公主开始屡次自行求请，开口向皇帝索要庄田。成化四年赐嘉善长公主退滩空地三百余顷，“时公主已有赐地，至是凡三奏，故又给之。”成化九年“赐广德、宜兴二长公主任丘县地九百顷有奇”。次年，隆庆长公主更是狮子大开口，“奏乞滦州及玉田、丰润二县闲地四千余顷”，最终宪宗“命以闲地一千顷二十亩赐主”问。孝宗时，仁和长公主四次奏请，讨得庄田五百八十顷，德清长公主则在两次乞请后讨得六百四十顷。皇家的金枝玉叶们为获取土地，赏赐、奏讨、纳献、侵夺无所不用，使得朝廷不得不屡次下文，命令公主、驸马严格看管庄田管庄佃户人等，不许令其仗势欺人，侵占民田。嘉靖之后，土地集中现象更为严重，公主赐地动辄千顷，远超明初公主。如嘉靖三年永福长公主“请宝坻、武清县地千余顷”。户部奏言:“公主前已给有庄田，未及旬月，复有此请。若戚里之家互相仿做，则尽畿内之地不足以供之。”世宗却仍命勘地给予。"到了嘉靖后期，宁安公主一次所赐庄地就过千顷，嘉善公主更获得蓟州牧马草场地二千五百余顷。神宗时，曾先后赐给三个妹妹寿阳、瑞安、永宁长公主庄田各二千五百九十五顷八十二亩，此后公主赐田多依照这一定例给予，熹宗时宁德、遂平长公主即获庄田如上数。
明代中后期，随着岁禄的拖欠，“公主食禄之家也，兼以驸马两禄，犹称日给不足”。公主们愈发地渴求于土地的获得，每每逾制乞请土地，并常常得到皇帝的支持。随着公主们赐田增多，京畿地区有限的土地被皇室权贵分割殆尽。如河北定兴在明末时，县内庄田籽粒地十场，分别为“一乾清宫、一慈宁宫、一雍靖王妃、一寿阳公主、一瑞安公主、一延庆公主、一恭顺侯吴汝胤、一驸马许从诚、一锦衣卫千户陈尚忠、一五军营”6，尽被瓜分。为了抢夺土地，公主和其他贵族以及百姓之间，因为土地诱发的矛盾逐渐增多。公主庄田也并非只进不出，遇到比她权势更大的权贵，手中田亩也只能乖乖让出，庄田所有权即行转移。永乐年间，汉王朱高煦就曾“侵占各公主府牧地及民田为草场”同。嘉兴公主驸马井源战死土木堡，仁宗赐予的公主庄田旋即被太平侯张軌占据，昌平县田则被英宗改赐了太监尹奉。天顺年间，知府岳正被构陷充军，罪名之一就是“尝夺公主田”间。刘瑾当权时，曾强夺“淳安大长公主故崇文门外庄园”, 刘瑾失势后，“皇店官校复规为官园”，直到嘉靖元年才由公主上书讨回。明朝前期，公主赐田在公主薨后，朝廷会按照庄田数目多寡，留给公主子孙部分庄田以供赡养。像正统年间，宁国大长公主子孙，受公主“原给庄田之半.-供奉时祀，全活子孙”2。弘治年间，命以原赐故崇德长公主庄田三百顷给其子，又以原赐嘉善大长公主任丘等县庄田仍赐其子。正德之后，随着庄田资源的日益匮乏，新晋贵族们开始把目光盯向了已经没落的前代贵族的土地。嘉靖四年，玉田伯蒋输“请故宜兴大长公主田千顷，言官部臣皆执不可，上特许割其半畀之”。之后还特诏:“自今但系先朝给赐戚畹田土，不许妄争，以伤朝廷大义。”嘉靖六年，皇亲郭勇又和已逝永福公主驸马邬景和争田。世宗专门下令:“今贵戚之家，第宜安分循理，如妄为奏讨，或恃势兼并军民田地者，所司奏闻处治。”3为了制止土地稀少引发的贵戚争田事件，同时增加政府手中持有的庄田数额以供赏赐所需，嘉靖二十九年规定削减皇家远亲的庄田数量，凡公主、国公庄田，世远者存什三。隆庆二年定制，“勋臣傅派五世者，限田百顷。戚畹限田七百顷。
【富了还想着逃税】公主庄田历来是由官府出租给佃农，并代为征收地租，还需上缴一部分收益给政府。为了多得租税，公主们有时会请求皇帝免去土地税收，像宣德六年“宁国大长公主遣人奏，近因钞法不通，蔬地每亩征钞三百贯，已蒙减半，请悉蠲之”。宣宗虚言搪塞没有应允。有时皇帝也会通过一些税收减免赏赐公主，宣德五年就曾将“近赐庆都公主地”每月三千六百贯的纳钞免除。四更多时候，公主会请求自行收租，意图多收租税满足私欲。皇帝允许之余，不忘在官样文字中写上“仍申禁管庄人等毋得暴横为非”，其实际效果可想而知。成化后期，户部就奏称畿内庄田多为勋戚势家所据，“且不纳税”2。弘治初年，各王府及内外勋戚庄田“每亩征银三分，水草湖荡每顷征银三钱五分。有司类收解纳”。延至后期，“各处军民开垦空闲田地，近来俱赐王府及勋戚之家自收子粒，毒害殊甚”，或征银达到五分，民不胜困。而皇帝对自行征收的放纵更助长了这一情况的加重，如弘治十四年驸马樊凯奏乞将钦赐庄田自行征收，户部以为，“庄田子粒俱有司收征给用，遵行已久，官民称便，已为定例”，拒之，但孝宗仍特许之。范例一开积弊立增，最终迫使孝宗又不得不专门下谕:“各处钦赏庄田有自收子粒。管庄人等分外需索，逼民逃窜，今后令有司徵收送用。”此后历代赐田官府代收似乎成为定例。
【坟头蹦迪】一钱八厘五毫八丝”]。依靠着来源广泛的经济收入，当朝公主的生活一般都很宽裕。吴伟业《萧史青门曲》记录光宗宁德公主、乐安公主在崇祯年间的生活:“道路争传长公主，夫婿豪华势莫当。百两车来填紫陌，千金磕送出雕房.....两家姊妹骄纨绮，九子鸾雏斗玉钗。钗工百万恣来取，屋里薰炉若云。”4《帝京景物略》也曾记载大兴县建有驸马冉兴让和万炜的私宅园林，白石桥还有万炜白石庄，驸马于平日效仿名流延揽宾客，享尽荣华。到了明朝后期，随着朝廷费用日益不足，作为近戚的公主驸马还需时常出资补贴朝用。像嘉靖、天启年间，奉天等三大殿被焚，内廷宫眷及诸王、公主等都曾入捐助工银两。天启六年宁远之战，熹宗发往前线的赏银，就有公主捐银其中。崇祯九年军费紧急，思宗无奈之下只好向驸马王呙、万炜、冉兴让各
《女官传》中云:“说者谓周礼所言御者，亦非相从于燕寝者也。司彩尚服之职，所谓嫔妇化治丝臬，掌王后之礼，职内治之贰，以贤而不以色......”田范孺人博通经史，受帝后敬重，凡降内制，多为其所定，足见其德才兼备;陈司彩自幼聪慧过人，不仅精于女工，对于那些教化伦理道德，尤其是教化妇女伦理德行的书，她自幼研习，而且严守闺范;叶女官、江全和胡贞良也同样通晓经史，谨守妇德闺范，她们或为孝女，或是节妇;还有黄惟德亦是自幼知书达礼的贞静淑女。这些女官，不仅仅是简单的识文断字、读书知礼的才女，更重要的是，她们在当时皆是女子妇德、妇言、行止、修养之典范，这也是统治者最需要、最看重的。自建国伊始，为使内治井然，太祖颇花心思。洪武元年三月，命朱升等儒臣“纂述《女诫》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2。洪武三年五月册封诸皇妃后，又以元末宫闱之乱戒谕后宫，这些内容皆逐条写入《皇明祖训4，传于后世。
这两次采选的要求与嘉靖、隆庆时如出一辙。神宗后来为太子、皇子选婚时亦可能顺便采选宫女。2皇子、公主的册立是皇室的重要仪式，需要大量女官和宫女服务其中，不管所选女子进官后最终所任何职，皆需预教，才能够役使，再次说明采选女官与采选宫女已殊途同归。另外，穆宗、神宗皆是好色之辈，广选民间女子的真实目的很可能也是从乃父、乃祖那里一脉相承的。自嘉靖年间之后，所谓的女官采选与普通宫女的采选完全可等同视之，无本质区别。以上几次采选皆有“进宫预教”之语，宫女进宫后有能识文断字的宦官教导读书，“能通者升女秀才，升女史，或升宫正司六局掌印”3，那么凡是采选进官的少女经预教后，同样都有成为女官的可能。
从明初至明末，不管女官的采选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宦官都一直参与着女官的寻访和选拔，甚至傅维鳞《明书》中提及明后期女官采选时言:“久之，则但由内官进献，不须选矣。”进入官中，便不能私自与外界联系，衣食之用、大事小情，凡有所需必须通过宦官奏报，唯一与外界沟通的渠道只有宦官。宦官教授女官、官人并不是明后期才有，王振(图7-1)便是因知诗书，于永乐末年净身入宫训女官辈"，宫人呼之为王先生2。明中后期多采选少女进宫，进宫后皆需预教，更多的升为女官的宫女皆是受宦官的教导。女官方方面面都需依赖于宦官，甚至受制于宦官，虽然设置女官主要是为佐理内治，与宦官亦不相统属，各司其职，但显然女官的权限完全与宦官不对等，又怎么可能遏制宦官权势的膨胀?虽然永乐以后宦官已经日益受到重用，权力越来越大，镇守、监军、出使、采办，无所不为，但尚未到专权误国、横行无忌的地步。王振开明代宦官专擅国政之先河同，官官并未罢设，但宦官权势的膨胀，不仅在外朝专权横行，对于内政必定也会有影响，可女官又如何奈何得了。
宫女同样必须选自民间，洪武十四年，太祖“敕谕苏、松、嘉、湖及浙江、江西有司，凡民间女子年十三以上，十九以下，妇人年三十以上，四十以下无夫者，不问容貌妍丑，但无恶疾，愿入宫备使令者，女子人给钞六十锭，妇人给钞五十锭，为道里费，送赴京师”↵。其中十三岁至十九岁的女子便是采选入宫，以备役使的。除年龄的规定之外，只要身体健康，容貌则不作要求，送女入宫之家会得到一定的赏赐。洪武二十九年所定，“所取女子除富豪不用，其余不问贫难之家，女子年十五、二十岁者送进洒扫宫院，晒晾幔褥，浆糨衣服，造办饭食......”"不同时期的采选，对年龄的规定虽有出入，但普通宫女必是自民间的年轻少女中选择。在实际采选中，很多应选少女的年龄会低于规定年龄的下限。如宪宗顺妃王氏、德妃张氏被选入宫时分别是12岁和13岁，皆小于当次采选规定年龄的下限15岁。宪宗另一位可能也是以宫人身份被选入宫的静妃岳氏，入宫时才11岁。嘉靖二十六年所定《选取宫女条款》将年龄定在11岁以上14岁以下3，嘉靖三十一年采选民间女子时的年龄下限更是定到了8岁↵。光宗庄妃李氏在万历二十六年入宫时10岁，熹宗裕妃张氏在万历四十年入宫时只有6岁。而宪宗皇贵妃万氏，被选入掖庭为孙太后身边宫女时，只是一个年仅4岁的幼女。
P372驾崩。可见，尚氏在世宗晚年颇得宠爱，尊贵一时。《太常续考》记载，世宗除三位皇后外，有三十三妃二十六嫔6，这些皆是有名姓封号可查者。然嘉靖年间频繁采选民间女子入宫，有宫词云:“太极衣方进御来，春风憔悴闭楼台。玉颜空预良家选，只为延年作药材。”[7]这些少女入宫后，或供道士为皇帝炼药，或成为皇帝淫乐、泄欲的工具。因丹药属热性药物，当药性发作时，皇帝会对这些宫女“稍有属意，间或非时御幸，不能尽行册拜，于是有未封妃嫔之呼”。(图8-2)有些承御宫女在死后得以追封，但是“逮龙驭上宾，其现存未封者概不得知矣”↵。所以，一朝承御，五年荣宠，册封为妃,尚氏应是幸运的吧。
【皇帝乱搞，荒唐】人。据其圹志记载，王氏是万历六年入宫，时年13岁。田入宫后为慈宁宫宫人，一次神宗到慈宁宫，偶遇王氏，私幸之，竟有了身孕。后来神宗生母李太后问及此事，神宗本不承认，但面对内起居注中的记录，也无法抵赖，在太后的压力下不得已封王氏为恭妃，此事在万历十年六月十六日，王氏17岁。2很多史籍皆言，王氏年长后被神宗偶幸，其实也不过是个17岁的少女。两个月后王氏产子，即皇长子朱常洛。恭妃并没有因为诞育了皇长子而得到进封，但皇长子诞生后的数年，神宗和恭妃的关系应尚可，在万历十二年七月，恭妃又生了皇四女3，说明尚没有被神宗冷淡疏远。而也是在这段时间，神宗对郑贵妃的宠爱与日俱增，直至宠冠后宫。郑贵妃以神宗诏选九嫔而入宫，万历十年三月封淑嫔，万历十四年三月因皇三子的诞生而进封皇贵妃，四年里屡次进封，后妃中地位仅次于皇后。同样诞育皇子，但两位妃子的待遇却差别如此之大，于是自神宗欲进封郑氏为皇贵妃开始，朝臣纷纷上疏请正名分立国本，立长子为东宫，封恭妃为皇贵妃，但神宗不是怒谴官员，就是不予理睬。↵很可能自国本之争开始，一边要面对朝臣谏言，太后施压，另一边又受到宠妃的影响，神宗对恭妃母子日益冷淡、疏远，甚至厌恶、薄待。固虽极受冷落，恭妃应在皇长子年少时一直与其生活在一起，母子相依为命。@万历二十九年，神宗不得不立皇长子为太子时，恭妃依然没有母以子贵获得进封，且太子居慈庆宫，母子已然分开，不得相见。直到万历三十四年，元孙出生，恭妃得以进封皇贵妃，但实际上却没有享受到任何尊崇，而是已幽困冷宫，无人问津，宫门深锁。万历三十九年，恭妃病重，皇太子才得以请旨看视，“门闭，抉钥而入”，恭妃已目盲(图8-3),拉着皇太子的衣服哭着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憾!”不久便死去"，以皇贵妃之礼葬于天寿山。恭妃的圹志上说:“妃毓秀德门，早膺国选，贰备柔嘉之德，久端宫壸之仪，首诞元良，克赞内治，圣明眷注卓越等。”冰冷的溢美之词似乎掩去了所有的欺凌与不公，但有一句却也耐人寻味:“然则为妃也者，其亦无愧于穹壤矣乎。”2恭妃确实无愧，不过在皇帝眼中她不过只是个私幸后就该很快被遗忘的宫人而已。
很多史籍都记载了孝宗朱祐樘坎坷的身世，其生母纪氏的命运更是多舛。纪氏本是广西贺县土官之女，在成化年间征蛮之役中被俘，入宫为婢，因为识字且为人警敏，而做了管理宫中内藏库的女史，在宪宗一次偶行内藏时，被临幸而有孕。接下来的故事如很多后宫秘史一般，可谓步步惊心，充满了戏剧性。万贵妃专宠，欲害纪氏腹中之子，在好心的宫女和宦官的帮助下，纪氏躲过一次次劫难，在西内安乐堂偷偷生下孩子，艰难抚养至五六岁。终于有良知的宦官冒死向正为无子而忧郁的皇帝说出实情，父子得以相认。"然明代就有史家对此事提出怀疑，并提供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纪氏称病移居安乐堂实际上是宪宗的密令，一方面为安抚万贵妃，另一方面则是暗中保护皇子，不被万氏所害。2不论宪宗是否知情，成化十一年五月，朱祐樘皇子的身份得以公开，但一个月后纪氏却突然去世，是病故、自缢还是被万贵妃所害?恐怕将永远是明代后宫的一个谜团。虽然被皇帝临幸而又诞育皇子，即便将来自己的孩子成为太子甚至皇帝，但纪氏这个可怜的女子却没能享过一天儿子的福。史籍中记载，宪宗遣使迎接皇子时，纪氏抱着孩子哭着说:“儿去，吾不得生。”国恐怕这是后宫中许多卑微女子对自己命运的预知和悲叹，一朝入宫门，命已不由己。对于孝宗来说，幼年丧母，终究是一生无法平复的伤痛。王恭妃和纪氏在她们的儿子或孙子即位后，皆被追尊为皇太后，且迁葬帝陵，虽哀荣无限，却难掩其生前命运之凄楚。孝宗尚有母亲可思念、祭奠，而其祖父英宗，却连生母是谁都不知。
英宗名义上的生母是宣宗孙皇后。宣宗即位后立自己的正妻为皇后，即胡皇后。史载，胡皇后多病且一直无子，宣宗一直很宠爱贵妃孙氏，但孙贵妃亦无子，而有一宫女生下了皇子，于是孙贵妃“阴取宫人子为己子”，即英宗，而孙贵妃眷宠益重。胡皇后最终无奈上表逊位，宣宗于是废胡皇后，而立孙贵妃为后。“英宗一直不知实情，但他的皇后钱氏知道真相却也不敢说。直到天顺八年病重时，钱皇后才对他泣诉道:“皇上非孙太后所生，实宫人之子，死于非命，久无称号。胡皇后贤而无罪，废为仙姑 ”同没有人知道这个生下皇子的宫人是谁，她的名字和生命都在后宫中被残酷地隐匿，然在后宫中被销声匿迹的宫人甚至妃嫔又岂是寥寥。
【朱棣屠三千宫女，此事存疑】焉”田。然而永乐后期出现了两起因妃嫔而起的宫廷杀戮，后宫妃嫔、宫人被杀者竟达3000人,2可谓触目惊心，惨烈异常。明世宗亦是性情偏狭乖戾之人，在后宫中常因暴怒而责罚后妃，棰楚宫人，其中不乏因此殒命者。于是宫人畏惧亦积怨日深，最终导致了宫人对世宗的报复谋刺，即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壬寅宫变”。史载:嘉靖壬寅年，宫婢相结行弑，用绳系上喉，翻布塞上口，以数人踞上腹绞之，已垂绝矣。幸诸婢不谙绾结之法，绳股缓不收，户外闻咯咯声，孝烈皇后率众入解之，立缚诸行弑者赴法[3] 事后，涉及此案的两位妃嫔和16名宫女皆以极刑处死。
明代亦有放出宫女之令，洪武、正统、成化、正德、嘉靖、隆庆各朝皆有宫女放出之事，人数不等。这些宫女得以出宫回乡，或者嫁人，能够脱离深宫，也是不幸中的幸运了。统治者和文官们将遣放宫人视为无量功德，但随着一批宫女的放出，又会有大量的民间少女被选入宫，继续重复深宫中的悲剧。
那些在深宫中耗尽一生的宫女，晚景更是凄凉。明代有内安乐堂，此处在金鳌玉螈桥西的羊房夹道。“凡宫人病老或有罪，先发此处，待年久再发外之浣衣局也。”浣衣局不在皇城内，“在德胜门迤西，俗称‘浆家房’者是也。凡宫人年老及有罪退废者，发此局居住，内官监例有供给米盐，待其自毙，以防泄漏大内之事”↵。为了防止泄露宫中的秘密，不知有多少宫女付出了自由与生命的代价，然而统治者却认为“法至善也”。
【宫女太监对食，结对，大型恐怖片】户”。据说，宦官值班期间无法生火做饭，只能准备一些冷食充饥,而宫女却可以生火做饭，于是一些宦官就找一些相好的宫女帮助热一热饭菜，或者提供饭菜，故私下相通交好的宦官和宫女被称为“对食”或“菜户”。《宫庭睹记》中记载，宫女多称所配宦官为“菜户”宦官称所配官女为“主儿”。"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明初若有宦官娶妻者，将以严酷的剥皮之刑进行惩处，但明中期以来，违禁者多矣。2至明后期，宫人与宦官相配偶更是寻常之事，若一宫人一直无宦官与之结成对食，甚至会被其他宫人笑话。而这种配偶关系并非随意之举，竟亦有媒妁为之作合，“订定之后，星前月下，彼此誓盟，更无别遇”3。这种畸形的配偶关系令人称奇，却也觉得可怜可悲。深宫如海，无论宦官宫人，一脚踏入，便不知归期。长日漫漫，孤寂无依，结成如此的伴侣，也不过是找点情感寄托和慰藉。虽说是排遣寂寞，寻求寄托，却也不乏一些有情有义者。《万历野获编》中言“宫人与内官既偶之后，或一人先亡，亦有终身不肯再配，如人间所称义节”↵。而作者沈德符曾在城外一寺中，见“寺中一室，房锁甚固。偶因汛扫，随之入，则皆中官奉祀宫人之已死者，设牌位，署姓名甚备。一日，其耦以忌日来致奠，擗踊号恸，情逾伉俪”⑤。凡是有菜户的宫人，其饮食亦会靠菜户来置办。《酌中志》中记载:
凡宫眷所饮食，皆本人菜户置买，雇倩贫穷官人，在内炊爨烹饪。其手段高者，每月工食可须数两，而零星赏赐不与焉。凡煮饭之米，必拣簸整洁，而香油、甜酱、豆豉、酱油、醋，一应杂料，俱不惜重价自外置办入也.总之，宫眷所重者，善烹调之内官;而各衙门内臣所最喜者，又手段高之厨役也。[川由此可见，明后期，很多宫人的饮食皆由其对食的宦官负责采办，再雇贫穷但有烹饪手艺的内官烹制。做饭所需的佐料，可能不用宫中供应的，而是不惜价钱从宫外置办。(图10-20)神宗朱翊钧对于对食的现象是非常憎恶的，“每闻成配，多行谴死，或亦株连说合媒妁，多毙梃下，然亦终不能禁也”叫。明人文秉所撰《定陵注略》中记载一事:
宫中旧例宫人必配一阉谓之对食如夫妇。然上留心此弊，每岁底令宫人各举所配，举则阉处死，不则宫人处死。一宫人临期无指，妄指一阉出宫已数年矣，逮至将就刑，此阉稽首佛前曰:“此是前生冤孽债，抵偿了也完了今生公案。”上闻即命赦之。]倒也难为神宗，不负“圣明天纵”，在严刑峻法之外又想出这种连坐告发的招数，不仅没能禁止住“对食”，反而又能造出不少冤魂孽债。神宗尚煞费苦心地禁止“对食”，可到了其孙熹宗在位时，哪怕宫女宦官“轮班之日饮食坐卧行动相依，虽上位亦知之不以为怪”2。这恐怕是深受熹宗的乳母客氏和权阉魏忠贤的影响，而此二人狼狈为奸、祸乱宫闱，为祸之烈更是前所未有。
客氏入宫不久就与负责熹宗朱由校日常生活起居的宦官魏朝勾搭在一起。此后，客氏又与魏朝的结拜兄弟魏忠贤结识，暗中勾搭。后魏朝与魏忠贤争风吃醋，醉骂相嚷，在朱由校的插手下，客氏与魏忠贤结为对食。魏忠贤是一位虽拙于文墨，却精于心计的宦官，当时负责给由校的生母王氏提供膳食。客氏为了协助自己的“对食”魏忠贤登上宦官队伍的最高峰，并达到影响外朝的目的，不惜利用与熹宗的情感关系，排除异己，打击政敌，扰乱朝纲。客氏以已婚之身入宫，自然不可能成为妃嫔皇后。熹宗的张皇后品行端正，她对客、魏奸邪野心颇为不满，甚至公开呵斥他们收敛收敛。客氏认为有必要清除张皇后。她和魏忠贤竭力离间帝后关系，宣扬说张皇后出身不正，请求熹宗改立魏忠贤侄子魏良卿的女儿为皇后3。由于熹宗对张皇后还算有情感，经查实客氏所言全无根据，不同意废掉张皇后。于是客氏就想尽各种办法加害张皇后。天启三年，张皇后怀孕，客氏等人以“捻背”(推拿按摩术)为幌子，派亲信暗伤胎位而致张皇后流产，此后张皇后失去生育能力。此外，客氏只要听说其他妃嫔有身孕者，就痛下杀手，或将嫔妃处死，或逼其流产。熹宗一生御女无数，最后竟然落个无子可嗣，最终帝位传给了弟弟朱由检，即崇祯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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