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年鉴学派”为典范
以“年鉴学派”为典范
——透过《法国史学革命：
年鉴学派，1929-1989》看年鉴学派
对于彼得•伯克，我想无须多费笔墨介绍他的成就与著述。老实说，这本《法国史学革命》是不能称其为扛鼎之作的，但作为一部介绍性的著作其特点和定位还是恰如其分的，正如伯克所说“本书的目的是描述、分析和评价年鉴派的成就”。在描述方面，伯克的行文一如既往的明白晓畅，他本人也在导论中谦虚地说“这本书相当简单”，但若因此而把这本书嗤之为“作为年鉴学派的索引还过得去”，那就有欠公道了。因为行文的通俗，结构的清晰不应成为本书的缺点，也不能掩盖伯克精当的分析。他的分析丝丝入扣，简明扼要。至于伯克的评价功力，我们可以看这一段：
这一学派常被外界是为一体化的群体，拥有统一的史学实践：在方法上采用计量，在理论上惯用决定论，对政治与事件抱有敌意，或充其量是毫无兴趣。这种对年鉴派的刻板印象，不但忽视了这一群体不同个体成员之间的分歧，也忽视了它一直以来的发展。也许不应该称之为“学派”，而是称之为年鉴运动。
以运动而不是学派来定位，还是很有见地的。不管对于这本书的褒贬如何，起码对于我们这种于史学初窥甚或未窥门径的初学者，伯克的著作还是很适合的。通过这本书，年鉴运动的关键经典与支脉源流均一览无遗，对于从整体上和全面的把握年鉴学派是大有裨益的，让我对年鉴学派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但是，我无意于按照其书的脉络再做一个框架性的介绍，而且这篇读后感或读书笔记的重点，我想落在年鉴学派本身是比较恰当的。这样，我想就年鉴学派给我的启发，以及对于我们初学者所具有的典范作用来展开。当然，彼得•伯克和他的《法国史学革命》是我的领路人。
我不可避免的要从年鉴运动的三个阶段对其典范性做一解读，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不代表因果联系，这样做只是避免使文章看起来松散和产生错置感。就我个人来说，三代人的三部代表作品给我带来的思想上的“革命”是不可估量的。这三部作品就是，马克•布洛赫的《国王的触摸》，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腓力浦二世时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
《国王的触摸》——拓宽历史学
伯克说有不少的理由认为，《国王的触摸》是他们那个世纪伟大的史学著作之一，尽管不如《封建社会》那样广为人知。它关注的是这么一个从中世纪到18世纪流行于英国与法国的信仰：国王借助触摸之力，通过为此举行的触摸病人的仪式，可以治愈淋巴结核，亦即所谓“国王之恶”的皮肤病。
尽管布洛赫不曾经常使用“原始思维”这个术语，但是他的书对我们现在所说的“心态史”做出了先驱式的贡献。在伯克看来，《国王的触摸》的非凡之处至少有三点。首先，是、它不限于像中世纪那样的传统的历史阶段，而是选择与问题相适应的时段，这意味着他讨论的是在一代之后布罗代尔称之为“长时段的历史”的东西。其次，该书也体现了布洛赫所谓的“宗教心理学”。某些患者之所以回头接受第二次触摸，这说明他们知道治疗并不灵光，但并未因此削弱信仰。这一研究关注的是的中心是奇迹的历史，它的结论清楚地讨论了人们如何可能相信此等“集体幻觉”的解释问题。而这一结论就是“它的信仰产生于对奇迹的期盼”。第三个“非凡之处”，伯克认为，是它关注布洛赫所说的“比较史”，这也让布洛赫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虽然几处比较都牵涉到远离欧洲的社会，如波里尼西亚之类，但只是一笔带过，其中心还是比较曾施行国王触摸的仅有的欧洲国家：法国和英国。
简要的介绍和评价完这部著述之后，我想我们可以回到布洛赫以及与其同样伟大的费弗尔身上了，因为这部著作所反映的诸多非凡之处，正是这二人为首的年鉴学派第一代的基本主张。而这些主张的核心所在就是“要求拓宽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我想这是其典范意义的表现之一。
费弗尔认为，新历史学必须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他对历史地理学兴趣十足，他的《大地与人类演进》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而布洛赫则更热衷于社会学、心理学，但他同时也强调地方史学家必须结合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与法律史学家等的技巧。显然，两人这种跨学科式的思考，强调历史学与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彼此借鉴、吸纳对方的发现与方法的理念，是具有颠覆性的。个人认为，这点和我们现在尝试的通识教育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共通之处的。我自己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说在古希腊文明研究的论文中，我就试图从心态和地理环境层面考量民主观念在雅典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原因。
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作为年鉴学派的开创者，布罗代尔对这两人的评价是“作为个人，不管是布洛赫还是费弗尔都算不上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法国史学家，但是加在一起，他们两人都是”。伯克认为年鉴运动是法国史学界的一场革命，但是巴勒克拉夫却给予了更高的评价，把二人开始充分发挥影响的1955年看成是西欧史学的转折点，认为年鉴学派的出现标志着新史学的开启。而《高校世界史配套教材•现代卷》也把年鉴学派看成是现代西方史学变革的标志。
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评价，我想巴勒克拉夫的表述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认为，尽管两人的观点及向唯历史的历史学的不成熟和不充分发起的进攻，从根本上说都并不新颖。但是，他们的新颖之处在于他们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了道路。他们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他们提出了总的历史观念，而在于他们不仅成功地说明了新历史学在实践中有可能实现，而且说明了如何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他们带来的变化是方法论上的，但是这要靠他们的继承者来最终完成。
《地中海》——长时段与新方法
布洛赫和费弗尔的方法论的潜在可能性在布罗代尔的划时代著作中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这就是1949年出版的关于腓力浦二世时代地中海世界的著作。
我想不必赘述这部煌煌大作的内容和结构，更应该关注的它为我们树立的典范——长时段。尽管这部书的关键词和创造性不仅限于此，但是无疑地，“长时段”是其标志性的理论。布罗代尔对于事件和政治史的鄙薄以及对于历史地理的热爱，是深受其父亲般的导师费弗尔影响的。
尽管布洛赫也强调了历史的“无限连续性”，然而真正提出了“长时段”这一概念是从布罗代尔开始的。他着力指出，长期的连续性与短期的急剧变化的相互作用才是历史本质的辨证关系。而所谓长期的连续性就是指“几乎不发生变化的”历史，“一种其进程几乎无法被感知的历史…一种所有变迁都很缓慢的历史，一种不断重复、反复再现的周期的历史”，即人类同地球表面环境进行斗争的历史，布罗代尔更乐意称其为“地历史”（geo-history）。这正是《地中海》第一部分的主题，这部分用了将近三百页讨论高山与平原、海岸与岛屿、气候、陆路与海陆。
“长期所揭示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存在，能够超越和抵制政治的动荡”。正因为如此，必须建立结构的历史。在构成历史的这三项要素——结构、事态、事件，或用布罗代尔的术语，“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别时间”——中，前者是历史学家最应当关心的。把事件放到背景中去，把它看成是长时段中的事件，是无限连续的历史中的事件，而不是孤立了、与前后毫无联系的事件，这正是布罗代尔教给我们的。
然而，这样的历史研究需要使用新方法，计量史逐渐收到关注。在计量史方面，恩斯特•拉布鲁斯和皮埃尔•肖努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诚然，对经济史学家，关心统计数据绝非新鲜事，在19世纪便已出现相当数量的价格史研究。然而，真正使之成为一种潮流，要从年鉴学派的努力算起。布罗代尔认为，事态的历史学本质上是“数学化的历史学”，即记载着人口变化、生产和价格运动以及各种类似的曲线和图表的历史学。拉布鲁斯的《18世纪法国价格运动与财政论稿》正是秉承其理念而来的，这本著作也被其誉为“近二十年来法国刊行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而肖努称其为“法国围绕计量史的整个运动，都导源于两本书——《论稿》和《危机》，它们是我们这一代的每日祈祷书。”显然他忘了他自己。他的《塞维利亚与大西洋》无法被我们撇到一边。
至于人口史，伯克称认为是计量史继价格史之后进行的第二次伟大的政府，这方面的发展使得历史人口学与社会学正式结盟。
《蒙塔尤》——微观史和反思
《蒙塔尤》是对年鉴运动的一次反动，但是也构成了年鉴运动的本身，或者我们说第三代的年鉴史学家们已经开始反思了。
勒华拉杜里首先处理的是蒙塔尤的物质文化。比如说，房子是用石头建的，没有灰泥，这样，邻居便可透过缝隙互相观察聆听。而其书的第二部分关注的是村民的心态——他们的时空感、童年和死亡、性、上帝与自然。《蒙塔尤》吸引了大批读者，成为畅销书，并仍在人们的记忆当中。从本质上说，这是因为作者有着让人起死回生的天才，勒华拉杜里没有在他的书中对人置之不理，尽管他和布罗代尔一样，也描述、分析地中海文化与社会。这是回归叙事的一种倾向。
《蒙塔尤》的原创性，在伯克看来，并不在于他提出的问题，因为包括费弗尔（关于不信教）、布罗代尔（关于房屋）、阿里埃斯（关于童年）、弗兰林德（关于性）等在内的两代法国史学家，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在最早使用审判记录来重构日常生活与态度这方面，他也并非绝无仅有的一个。他的方法的新颖之处，在我看来，也就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地方，就是他试图撰写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社会研究——不是某一特定村落的历史，而是借助居民自身的话，对这一村落进行描绘及对村落代表的大社会进行描绘。《蒙塔尤》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微观史学”的一个早期典范。勒华借助一粒沙子研究整个世界，这对我们初学者是很值得效仿的，当然研究世界还为时过早。
回归政治也是对年鉴运动的一个反动，但是年鉴群体中的史学家远远没有排斥政治史，我想从布洛赫和费弗尔开始，政治史仅仅是不再作为唯一的议题，或者说孤立的问题。在他们所强调的整体史，或“总的历史”中是有政治史的位置的。雅克•勒高夫认为，在“其没有自主的希望”的意义上说，政治史不再是历史的“脊梁骨”。而且像弗朗索瓦•傅勒和米歇尔•伏维尔这样的史学家，是不应该接受这种指责的，他们都投入大量时间研究法国大革命。
然而，确实的反思是存在的。他们不仅继续发展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而且大力倡导与人类学的对话。他们不再像第一代那样排斥政治史、人物研究、轻视描述，也不同意第二代那样专注于几乎静止的长时段因素的做法，但却仍然倡导总体史，倡导跨学科合作。
无论如何，第一第二代的努力和成果时至今日仍在发挥作用，仍不失其典范作用。而布洛赫的两句话更是对我有启发式的教育，一是“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只有人们开始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因此，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开展，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一是“理解现在的唯一方法就是离开现在并把现在看做连续过程中的一部分”，我把这看成是他对我的教导。
最后，在某处看到的一段话，我想正可以用来做此文的结语，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和开始时伯克的话暗合的：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论及史学编纂实践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逐渐也从反模式的角色转变为一种模式，故亦有僵化停滞之危险。如果它真像自称的那样“学派性”不强，而只是一种倡导史学创新的“运动”，那么它的存在就会为历史学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透过《法国史学革命：
年鉴学派，1929-1989》看年鉴学派
对于彼得•伯克，我想无须多费笔墨介绍他的成就与著述。老实说，这本《法国史学革命》是不能称其为扛鼎之作的，但作为一部介绍性的著作其特点和定位还是恰如其分的，正如伯克所说“本书的目的是描述、分析和评价年鉴派的成就”。在描述方面，伯克的行文一如既往的明白晓畅，他本人也在导论中谦虚地说“这本书相当简单”，但若因此而把这本书嗤之为“作为年鉴学派的索引还过得去”，那就有欠公道了。因为行文的通俗，结构的清晰不应成为本书的缺点，也不能掩盖伯克精当的分析。他的分析丝丝入扣，简明扼要。至于伯克的评价功力，我们可以看这一段：
这一学派常被外界是为一体化的群体，拥有统一的史学实践：在方法上采用计量，在理论上惯用决定论，对政治与事件抱有敌意，或充其量是毫无兴趣。这种对年鉴派的刻板印象，不但忽视了这一群体不同个体成员之间的分歧，也忽视了它一直以来的发展。也许不应该称之为“学派”，而是称之为年鉴运动。
以运动而不是学派来定位，还是很有见地的。不管对于这本书的褒贬如何，起码对于我们这种于史学初窥甚或未窥门径的初学者，伯克的著作还是很适合的。通过这本书，年鉴运动的关键经典与支脉源流均一览无遗，对于从整体上和全面的把握年鉴学派是大有裨益的，让我对年鉴学派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但是，我无意于按照其书的脉络再做一个框架性的介绍，而且这篇读后感或读书笔记的重点，我想落在年鉴学派本身是比较恰当的。这样，我想就年鉴学派给我的启发，以及对于我们初学者所具有的典范作用来展开。当然，彼得•伯克和他的《法国史学革命》是我的领路人。
我不可避免的要从年鉴运动的三个阶段对其典范性做一解读，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不代表因果联系，这样做只是避免使文章看起来松散和产生错置感。就我个人来说，三代人的三部代表作品给我带来的思想上的“革命”是不可估量的。这三部作品就是，马克•布洛赫的《国王的触摸》，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腓力浦二世时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
《国王的触摸》——拓宽历史学
伯克说有不少的理由认为，《国王的触摸》是他们那个世纪伟大的史学著作之一，尽管不如《封建社会》那样广为人知。它关注的是这么一个从中世纪到18世纪流行于英国与法国的信仰：国王借助触摸之力，通过为此举行的触摸病人的仪式，可以治愈淋巴结核，亦即所谓“国王之恶”的皮肤病。
尽管布洛赫不曾经常使用“原始思维”这个术语，但是他的书对我们现在所说的“心态史”做出了先驱式的贡献。在伯克看来，《国王的触摸》的非凡之处至少有三点。首先，是、它不限于像中世纪那样的传统的历史阶段，而是选择与问题相适应的时段，这意味着他讨论的是在一代之后布罗代尔称之为“长时段的历史”的东西。其次，该书也体现了布洛赫所谓的“宗教心理学”。某些患者之所以回头接受第二次触摸，这说明他们知道治疗并不灵光，但并未因此削弱信仰。这一研究关注的是的中心是奇迹的历史，它的结论清楚地讨论了人们如何可能相信此等“集体幻觉”的解释问题。而这一结论就是“它的信仰产生于对奇迹的期盼”。第三个“非凡之处”，伯克认为，是它关注布洛赫所说的“比较史”，这也让布洛赫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虽然几处比较都牵涉到远离欧洲的社会，如波里尼西亚之类，但只是一笔带过，其中心还是比较曾施行国王触摸的仅有的欧洲国家：法国和英国。
简要的介绍和评价完这部著述之后，我想我们可以回到布洛赫以及与其同样伟大的费弗尔身上了，因为这部著作所反映的诸多非凡之处，正是这二人为首的年鉴学派第一代的基本主张。而这些主张的核心所在就是“要求拓宽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我想这是其典范意义的表现之一。
费弗尔认为，新历史学必须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现和方法。他对历史地理学兴趣十足，他的《大地与人类演进》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而布洛赫则更热衷于社会学、心理学，但他同时也强调地方史学家必须结合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与法律史学家等的技巧。显然，两人这种跨学科式的思考，强调历史学与人文学科甚至自然科学彼此借鉴、吸纳对方的发现与方法的理念，是具有颠覆性的。个人认为，这点和我们现在尝试的通识教育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共通之处的。我自己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说在古希腊文明研究的论文中，我就试图从心态和地理环境层面考量民主观念在雅典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原因。
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作为年鉴学派的开创者，布罗代尔对这两人的评价是“作为个人，不管是布洛赫还是费弗尔都算不上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法国史学家，但是加在一起，他们两人都是”。伯克认为年鉴运动是法国史学界的一场革命，但是巴勒克拉夫却给予了更高的评价，把二人开始充分发挥影响的1955年看成是西欧史学的转折点，认为年鉴学派的出现标志着新史学的开启。而《高校世界史配套教材•现代卷》也把年鉴学派看成是现代西方史学变革的标志。
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评价，我想巴勒克拉夫的表述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他认为，尽管两人的观点及向唯历史的历史学的不成熟和不充分发起的进攻，从根本上说都并不新颖。但是，他们的新颖之处在于他们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了道路。他们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他们提出了总的历史观念，而在于他们不仅成功地说明了新历史学在实践中有可能实现，而且说明了如何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他们带来的变化是方法论上的，但是这要靠他们的继承者来最终完成。
《地中海》——长时段与新方法
布洛赫和费弗尔的方法论的潜在可能性在布罗代尔的划时代著作中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这就是1949年出版的关于腓力浦二世时代地中海世界的著作。
我想不必赘述这部煌煌大作的内容和结构，更应该关注的它为我们树立的典范——长时段。尽管这部书的关键词和创造性不仅限于此，但是无疑地，“长时段”是其标志性的理论。布罗代尔对于事件和政治史的鄙薄以及对于历史地理的热爱，是深受其父亲般的导师费弗尔影响的。
尽管布洛赫也强调了历史的“无限连续性”，然而真正提出了“长时段”这一概念是从布罗代尔开始的。他着力指出，长期的连续性与短期的急剧变化的相互作用才是历史本质的辨证关系。而所谓长期的连续性就是指“几乎不发生变化的”历史，“一种其进程几乎无法被感知的历史…一种所有变迁都很缓慢的历史，一种不断重复、反复再现的周期的历史”，即人类同地球表面环境进行斗争的历史，布罗代尔更乐意称其为“地历史”（geo-history）。这正是《地中海》第一部分的主题，这部分用了将近三百页讨论高山与平原、海岸与岛屿、气候、陆路与海陆。
“长期所揭示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存在，能够超越和抵制政治的动荡”。正因为如此，必须建立结构的历史。在构成历史的这三项要素——结构、事态、事件，或用布罗代尔的术语，“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别时间”——中，前者是历史学家最应当关心的。把事件放到背景中去，把它看成是长时段中的事件，是无限连续的历史中的事件，而不是孤立了、与前后毫无联系的事件，这正是布罗代尔教给我们的。
然而，这样的历史研究需要使用新方法，计量史逐渐收到关注。在计量史方面，恩斯特•拉布鲁斯和皮埃尔•肖努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诚然，对经济史学家，关心统计数据绝非新鲜事，在19世纪便已出现相当数量的价格史研究。然而，真正使之成为一种潮流，要从年鉴学派的努力算起。布罗代尔认为，事态的历史学本质上是“数学化的历史学”，即记载着人口变化、生产和价格运动以及各种类似的曲线和图表的历史学。拉布鲁斯的《18世纪法国价格运动与财政论稿》正是秉承其理念而来的，这本著作也被其誉为“近二十年来法国刊行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而肖努称其为“法国围绕计量史的整个运动，都导源于两本书——《论稿》和《危机》，它们是我们这一代的每日祈祷书。”显然他忘了他自己。他的《塞维利亚与大西洋》无法被我们撇到一边。
至于人口史，伯克称认为是计量史继价格史之后进行的第二次伟大的政府，这方面的发展使得历史人口学与社会学正式结盟。
《蒙塔尤》——微观史和反思
《蒙塔尤》是对年鉴运动的一次反动，但是也构成了年鉴运动的本身，或者我们说第三代的年鉴史学家们已经开始反思了。
勒华拉杜里首先处理的是蒙塔尤的物质文化。比如说，房子是用石头建的，没有灰泥，这样，邻居便可透过缝隙互相观察聆听。而其书的第二部分关注的是村民的心态——他们的时空感、童年和死亡、性、上帝与自然。《蒙塔尤》吸引了大批读者，成为畅销书，并仍在人们的记忆当中。从本质上说，这是因为作者有着让人起死回生的天才，勒华拉杜里没有在他的书中对人置之不理，尽管他和布罗代尔一样，也描述、分析地中海文化与社会。这是回归叙事的一种倾向。
《蒙塔尤》的原创性，在伯克看来，并不在于他提出的问题，因为包括费弗尔（关于不信教）、布罗代尔（关于房屋）、阿里埃斯（关于童年）、弗兰林德（关于性）等在内的两代法国史学家，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在最早使用审判记录来重构日常生活与态度这方面，他也并非绝无仅有的一个。他的方法的新颖之处，在我看来，也就是具有典范意义的地方，就是他试图撰写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社会研究——不是某一特定村落的历史，而是借助居民自身的话，对这一村落进行描绘及对村落代表的大社会进行描绘。《蒙塔尤》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微观史学”的一个早期典范。勒华借助一粒沙子研究整个世界，这对我们初学者是很值得效仿的，当然研究世界还为时过早。
回归政治也是对年鉴运动的一个反动，但是年鉴群体中的史学家远远没有排斥政治史，我想从布洛赫和费弗尔开始，政治史仅仅是不再作为唯一的议题，或者说孤立的问题。在他们所强调的整体史，或“总的历史”中是有政治史的位置的。雅克•勒高夫认为，在“其没有自主的希望”的意义上说，政治史不再是历史的“脊梁骨”。而且像弗朗索瓦•傅勒和米歇尔•伏维尔这样的史学家，是不应该接受这种指责的，他们都投入大量时间研究法国大革命。
然而，确实的反思是存在的。他们不仅继续发展经济史和社会史方面的研究，而且大力倡导与人类学的对话。他们不再像第一代那样排斥政治史、人物研究、轻视描述，也不同意第二代那样专注于几乎静止的长时段因素的做法，但却仍然倡导总体史，倡导跨学科合作。
无论如何，第一第二代的努力和成果时至今日仍在发挥作用，仍不失其典范作用。而布洛赫的两句话更是对我有启发式的教育，一是“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个见证人，只有人们开始向它提出问题，它才会开口说话。因此，历史学研究若要顺利开展，第一个必要前提就是提出问题”，一是“理解现在的唯一方法就是离开现在并把现在看做连续过程中的一部分”，我把这看成是他对我的教导。
最后，在某处看到的一段话，我想正可以用来做此文的结语，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和开始时伯克的话暗合的：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论及史学编纂实践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逐渐也从反模式的角色转变为一种模式，故亦有僵化停滞之危险。如果它真像自称的那样“学派性”不强，而只是一种倡导史学创新的“运动”，那么它的存在就会为历史学的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