狷者的学问与见识--评章太炎的《国学概论》

章太炎之《国学概论》，中华书局“跟大师学国学”丛书之一，2009年第1版。此书主体为章太炎先生1922年4-6月在上海讲授国学的记录稿，由曹聚仁先生整理而成，分为五章：第一章分论国学之本体与治国学之方法；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别讲授经学、哲学、文学之派别；第五章指出国学进步的方向。主体之前是曹聚仁先生的小识，讲为什么要研究国学的四个理由，接着提醒读者承教之余，须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章太炎先生的主张。之后先附录邵力子、曹聚仁、裘可桴维护新文化运动，批评章太炎先生一些保守观点的四篇文章。再附录章先生的《论诸子学》一文，以使读者对其“有条理有系统的诸子学”有进一步认识。

以上可以看到编辑的用心：把章先生与不同意章先生的意见并列，使得读者获得更多元与客观的立场。最后那篇《论诸子学》加得尤其重要。当然如果再从其全集里选一两篇“论史学”、“论小学”的精粹文章，其“国学概论”，就更完整了。

1924年10月，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国学研究院。起初，清华校长曹云祥欲请胡适出任研究院院长遭拒，请其任导师又遭拒。胡适表示自己可以做顾问，做院长与导师恐不够格：“非第一流的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后来，清华聘请了留学哈佛大学的吴宓主持国学研究院筹备事宜。吴宓上任后按照当初胡适的建议，拟聘请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三人出任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梁启超先后应聘。但遭章太炎拒绝。”被誉为“最后一位古文经学大师”的章太炎没列入四大导师，这是清华与其本人的遗憾。

但设身处地，像章先生这样狷介孤高，不为任何名利声望所动，一辈子自行其是的人物，要不承认甲骨文的他与“四堂”之一的王国维共处，与打过好些年笔战，出身今文学派康有为的梁启超并肩，实在也是不可能的。连最善于笼络人才的大总统袁世凯都拿他没办法，何况当时29岁的留学生吴宓？

就是不看鲁迅那篇悼念老师的文章，也不追索章门弟子们在文化界势力之巨大，深远之影响，单单翻翻那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17册精装《章太炎全集》目录，就不能不震慑于作者著述范围的广阔。实话说，今天能读懂读通他的全集的，恐怕举世无多。他早年师从朴学大师俞樾，之后决然脱离而自立，以古文经学家从事推翻满清之革命。辛亥后，又从政治、舆论界跳出，与老派的北洋斗，同时与新起的新文化运动斗，不屑牟其利，预其流，戞戞独造，一世狂狷。时人或者批评其不能与时俱进，后人如我，则惊叹其能与潮流激荡中能保存本心本性。此章先生精研庄子、佛理之功耶？

章太炎先生的文章，不好读。像小学、诸子学、佛学等等，非浅学能知；其文典雅深刻，非一般人能解；用字又喜古奥，谈的往往是盘根错节的问题；这些合在一起，门槛就很高了。因此，章先生名声大，主要大在他行事之奇、个性之强、弟子势力之巨。而其最紧要的思想、学术，则笼罩在依稀恍惚的浓雾中。

要一窥其轮廓，体会其精微，这本一百页的小册子是最好的入口。他的弟子曹聚仁是很有功底的，他用极平易的语言记录章先生的国学演讲，又忠实又畅达，整理得极有层次与系统，深入浅出，迥然有别于章先生自己的著作，因此，章先生对此表示满意与惊异。有意思的是，就是当时听讲座的，因为听不懂章先生的浓重口音，还得读曹聚仁的记录才明白其意。第二是此书虽然仅仅八万字，但内容涵盖之广，立论的精锐，将章先生毕生学问的基本立场、方法、观点都表现出来。读了它，回头再去读他的著作，等于心里有了一张地图，不至于如坠迷阵了。

章先生对于四部，有贯通的理解。因此在讲演中，指点门径，绘制地图，评论学术，臧否人物，可谓指点江山，精义如云。尤其他讲得不枝不蔓，全是自己体会与创见，干活多，知识点密集，因此使人读起来目不暇给额，格外过瘾。而且他从不标榜中庸，一贯是直截了当，自说自话。他极大胆、自信、坦诚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主张、趣味，爱憎鲜明，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宗派。这是很有个性、神采，也很了不起的地方。

更可注意的，是他不同于学术与生活截然分开的一些专业学者，他把学术、思想与品味、生命实践高度融合，讲究知行合一，这点可以说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的人文精神。读他的演讲，不仅能知道其学问，更体会其精神其人格：机敏活泼，深刻渊博，傲岸独立，自信狷介。这种由文及人的体会，读王国维、陈寅恪、钱穆、胡适、傅斯年、余英时、顾准诸位著作都有。只是章太炎留下的精神烙印格外鲜明与深刻，这很像他的弟子鲁迅的文章，皆以心魂凝注者。

这些好处，此书所在皆是。以下抄录些许，略加按语，以说明之。

如P5解释“经”：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古代记事书于简，不及百名者书于方，事多一简不能尽，遂连数简以记之。这连各简的线，就是“经”。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

这种直截了当，直指本源的讲法，最能破除千百年儒生附加其上的神秘与迷信。

P6“史书原多可疑的地方，但并非像小说那样的虚构。如刘知几《史通》曾疑更始刮席事为不确；因为更始起自草泽时，已有英雄气概，何至为众所拥立时，竟羞惧不敢仰视而以指刮席呢？这大概是光武一方面诬蔑更始的话。又如史书写王莽竟写的如騃子一般，这样愚騃的人怎能篡汉？这也是因汉室中兴，对于王莽当然特别贬斥。这种以成败论人的习气，史家在所不免，但并非像小说的虚构。”

这是读史善于质疑，善于推论处。

谈辨伪书时，章先生强调：总之，以假为真，我们就要陷入迷途，所以不可不辨别清楚。但反过来，因为极少部分的假，就怀疑全部分，也是要使我们彷徨无所归宿的。如康有为以为汉以前的书都是伪的，都被王莽、刘歆改窜过，这话也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我们如果相信他，便没有可读的古书了。

这是很客观辩证的看法，对关键处作了恰当的提点。

章先生于小学有自信（虽然黄侃觉得老师亦未入门），因此他感慨说：宋朱熹一生研究“五经”、《四书》诸书，连寝食都不离，可是纠缠一世，仍弄不明白；实在他在小学没有工夫，所以如此。清代毛西河事事和朱子反对，但他也不从小学下手，所以反对的论调，也都错了。可见通小学对于研究国学是极重要的事了。（P11）

朱子是否如此无学，我有不同看法，因为他尽有训诂出色的，可有时他又以训诂为别出己意的法门，所以禁不起推敲。但文字、音韵、训诂、目录之学不通，在乾嘉之后，当然是不足以言国学的。

他在概论部分指点门径，以为治国学，要：辨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这些很平实的教导，特别是第四点，没有多年切身体会是总结不出的，要做好也很不容易。陈寅恪先生说治史，要善于设身处地，或者要做到“同情的理解”，也有类似的意思。邓广铭先生常常提的治史的四把钥匙：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正可以和章先生讲的四点互相补充。

在接下来三章：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其中经学一章较为平淡，哲学与文学精彩纷呈。这三章最能体现其立场、品味、偏好。比如他是古文经学一派，强调多的是今文经学多奇怪、诡谲的一面，而忽略他们革命性的方面。他是经师出身，又崇尚先秦诸子之学，则鄙夷宋学，尤其指摘欧阳修文史的浅薄，王安石与吕惠卿经学的胡说，朱熹的解释《诗经》的庸俗。

这痛快是痛快，但其中大有可以商榷之处。他几乎全部看低明清的文学，只赞赏桐城派的有法。他尤其厌恶当代胡适提倡的白话诗。诚然也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很明显，这些论断主要是其宗派、审美、趣味在起作用。特别在思想与文学领域，章先生在在表明：我是不讲什么平和中正的，我是主观的，但我的主观判断基于一些偏好。

思想上，他追慕先秦诸子们的各说各话，各行其是，不依附、不攀援，不伪造，不矫饰，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古人，各自坚持自己立场，有话就直说，不回避区别，不强求一致、统一、会通。他在《论诸子学》开头就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故中国之学，其是不在支离，而在汗漫。........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此可见当时学者，惟以师说为宗，小有异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狭隘，喜宽容，恶门户，矜旷达也。盖观调和和独立之殊，而知古今学者远不相及。

强调独立，强调坚持自我，甚至于宁愿固守宗派、师门，宁愿给人说成狭隘、保守、固执，也不愿调和、旷达、中庸，这种“矜己自贵，不相通融”，真是章先生贯穿在其人生、学问、著作里的狂狷。何以如此？我猜是章先生看透了大量的调和、旷达、中庸背后的乡愿、虚伪，一味追求这些，则不免“进退失据，两无所容”。这也许还是他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得到的领悟。

另外，他把客观的科学、史学与主观的义理之学、文学分开，这是受其在诸子学上研究的影响。他说：党同妒真，则客观之学必不能就，此刘子骏所以移书匡正也。若诸子则不然。彼所学者，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既立一宗，则必自坚其说。一切載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书不观也。虽异己者，亦必睹其文章，知其义趣，惟往复辩论，不稍假借也。

这使人想起他与梁启超的精彩笔战。不稍假借，不相通融，正是其典型辩论风格。

他提倡学术、思想、理论的竞争与辩论。他感慨说：自孙诒让之后，经典大衰。像他这样的大有成就的古文学家，因为没有卓异的今文学家和他对抗，竟因此经典一落千丈，这是可叹的。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争辩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

相对而言，我以为章先生的经学似乎一般，最精湛的是小学、因明学、子学、文学。我认为读第三章《哲学之派别》之前，应该先读附录《论诸子学》，两篇合起来，是极其精要的中国古代思想评论。这是此书最佳的篇章，美不胜收。

在《论诸子学》里，他集中火力批判儒家。他先分孔子为两截：一为商订历史之孔子，则删定“六经”是也。有从事教育之孔子，则《论语》、《孝经》也。由前之道，其流为经师；由后之道，其流为儒家。

章先生为经师，他批判依附于权贵，亟亟于功利的儒家是顶厉害的：

........盖儒家以致用为功，经师以求是为职。.........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然则孔子之教，惟在趋时，其行义从时而变，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

他又犀利地指出儒家、法家、纵横家的交相互用：

然儒家、法家、纵横家，皆以仕宦荣利为心。惟法家执守稍严，临事有效。儒家于招选茂异之世，则习为纵横；于综核名实之世，则毗于法律。纵横是其本真，法律非所素学。由是儒者自耻无用，则援法家以为己有。南宋以后，尊诸葛为圣贤，亦可闵已。然至今日，则儒、法、纵横殆将合而为一也。

这些话不仅仅是从书中来的，也是从人生经历，从对社会现实的观察中来的。

章先生品鉴思想家，有个特点，就是重视实证与修养，而非仅仅言辞著作，他强调哲学、思想与生命实践的关系。因此他批评朱子：

朱文公终身对于“天理”，总没曾体认出来；生平的主张，晚年有悔悟了。......（与陆九渊）两人通信辩论很多，虽未至诋毁的地步，但悻悻之气，已现于词句间，可见两人的修养都没有功夫。

推崇明代罗洪先的“极静之时，但觉此心本体如长空云气，大海鱼龙；天地古今，打成一片。”的境界，是因为“罗洪先自己确是证到这个地步，前人没有及他的了。”

由此，他比较欧西的哲学与宋以来的哲学。“欧西的哲学，都是纸片上的文章，全是思想，并未实验。他们讲唯心论，看着的确很精，却只有比量，没有现量，不能如各科学用实地证明出来。这种只能说是精美的文章，并不是学问。禅宗说“猢狲离树，全物伎俩””，是欧西哲学绝佳比喻；他们离了名相，心便无可用了。宋明诸儒，口头讲的原有，但能实地体认出来，却也很多；比起欧西哲学专讲空论是不同了。

章先生是不太懂西方哲学思想的，欧美哲人、思想家知行合一，造成优美伟大人格，达到极高境界，为真理而殉的绝不比我国的理学家少。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受到思想的指引与塑造的比比皆是，也绝对不是全部从文本到文本，专讲空论。但他说的，哲理必须经过自身体证，非如此不过是文字，是虚话头，我是完全同意的。

太炎先生精通唯实宗，他以因明学讲解王阳明是独一份。他对先秦诸子研究深，讲得透。比如他比较孟子与荀子：

荀子和孟子虽是都称儒家，而两人学问的来源大不相同。荀子是精于制度典章之学，所以“隆礼仪而杀《诗》、《书》”，他书中的《王制》、《礼论》、《乐论》等篇，可推独步。孟子通古今，长于《诗》、《书》，而于《礼》甚疏；他讲王政，讲来讲去，只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姬屯狗子之畜，五时期是；百亩之田，五朵其实”等话，简陋不堪，那能及荀子的博大！但孟子讲《诗》、《书》，的确好极，他的小学也很精，他所说：“庠则，杨也；洚水则，洪水也；畜君者，好君也”等等，真可冠绝当代！由他们两人根本学问的不同，所以产生“性善”、“性恶”两大反对的主张；在荀子主礼仪，礼仪多由人为的，因此说人性本恶，经了人为，乃走上善的路。在孟子是主《诗》、《书》；《诗》是陶淑性情的，《书》是养成才气的，感情和才气都自天然，所以认定人性本善的。

这是原原本本的思考，由学问根本的不同到思想主张的对立。

章先生精佛理，又亲近庄子，他把庄子的思想与佛理比较，又是别开生面。他还说：庄子的根本主张，就是“自由”、“平等”。“自由平等”的愿望，是人类所共同的，无论哪一种宗教，也都标出这四个字。自由平等见于佛经；“自由”，在佛经称为“自在”。庄子发明自由平等之义，在《逍遥游》、《齐物论》二篇；“逍遥游”者，自由也，“齐物论”者，平等也。但庄子的自由平等，和近人所称的，又有些不同。近人所谓“自由”，是在任何人的当中发生的，我不应侵犯人的自由，人亦不应侵犯我的自由。《逍遥游》所谓“自由”，是归根结底到“无待”两字；他以为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不能算数；在饥来想吃，寒来想衣的时候，就不自由了。就是列子御风而行，大鹏自北冥徙南冥，皆有待于风，也不能算真“自由”。真自由惟有“无待”才可以做到。近人所谓平等，是指人与人的平等，那人和禽兽草木之间，还是不平等的。佛法中所谓平等，已把仁和禽兽平等。庄子更进一步，与物都平等了。仅是平等，他还以为未足；他以为“是非之心存焉”，尚是不平等，必要去是非之心，才是平等。

我以为章先生于思想史，大概不采取进化论的立场。他以为中国思想，最精彩在先秦诸子，之后儒家之大师，朱子也好，阳明也好，章先生都不满意。对于韩愈、欧阳修的思想，他简直是蔑视。他比较欣赏的，有不染积习的杨雄，锐敏的王充，浑然元气的周敦颐，涵养深厚的程颢。他认为杨简见解高于陆九渊，明代他重视陈白沙、罗洪先，王时槐、王栋、刘宗周，以其能自证也。清代他举出颜元与戴震，一位切实，一位别开学派、打倒宋学。他最讨厌李卓吾、何心隐的猖狂、荒谬。他指出，魏晋佛教引入为一大事。“佛法儒中国，所以为一般人信仰，是有极大原因：学者对于儒家觉得太浅薄，因此弃儒习老庄，而老庄之学，又太无礼法规则，彼此都感受不安；佛法合乎老庄，又不猖狂，适合脾胃，大家认为非此无可求了”。

这都能看出章先生的取向与偏好，与他的狷者人格是完全一致的。这里头，可以商榷的很多。它们大多数只是章先生个人的看法、意见，不可以当成定论来看。而且，像思想、文学、艺术这样的人文现象领域，实际上，是绝没有什么定论的。各行其是，各取所需就好了。

比如在第四章里《文学之派别》，章先生说有韵的为诗，无韵的为文。这话怕很难被人接受。他依照自己的文学观评点文学家，以自然、真率、深情，不事雕琢，不用典故，色味深厚为高，推崇魏晋以前的文学。对于所谓唐宋八大家，他认为韩愈气象宏大，苏轼渊博，尚可取，而其他二苏不过尔尔，曾巩空泛大话，欧阳修小气，多少有点不屑了。宋以下，文章以桐城派简洁有法，其中姚鼐、曾国藩最高。他喜欢汪中，评价他“卓异出众，他的叙事文与姚相同，片提问又直追陆机了。”

我以为章先生觉得不好的，未必不好，但他认为好的，的确好。至于他说的，像史部、子部大有好文章，“我们目光不可专注在集部，”“至于当时不以文名而文极佳的，如著《崇有论》的裴頠，朱《神灭论》的范缜等；更如孔琳、萧子良、袁翻的奏疏，干宝、袁宏、孙盛习凿齿、范晔的史论，我们实在敬仰得很。”“宋代不以文名而文佳者，如刘敞、司马光辈谨严厚重，比欧阳高一等，但时人终未加以青目，这也是可惜的。”这些意见，我是鼓掌赞同的。实话说，被文学家目为实用的奏疏、议论、日记、笔记、信札中，大有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