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游与远航
这是一本偏见与洞见同样多的书。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出于对神秘主义和开普勒的偏爱，要求科学整个地接纳神秘主义和宗教信仰，尽管说不清楚具体如何做到。在作者看来，自然科学在16~17世纪间的突飞猛进主要是由意外、偶然和错误造成的，是那些无法预料自己所行之事的后果的“梦游者”引发的。
本书有三大主角，每一个都被描述为意外制造者，为了坚守某个特定的信条，而在自己未曾设想过的方向上点燃了引线。哥白尼想要让托勒密系统更为完美。一千多年来，托勒密系统中的行星做着非匀速圆周运动，哥白尼绞尽脑汁要让他们一起来做更为完美的匀速圆周运动，为此不惜取消了地球的中心地位。开普勒追寻宇宙的和谐，誓要将六大行星安放在满足五种正多面体形状的天球里，却发现了简洁清晰、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的开普勒三大定律及椭圆形轨道。伽利略则是一个自负、刻薄、攻击性强的小人，出于维护自己权威和自尊的需要，以不符合教会心意的方式为陈旧的日心说系统辩护，导致理性与信仰，科学与神学、宗教，实证主义与神秘主义再次分离，构成了20世纪诸多问题的开端，造成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是伽利略缺乏神秘主义者那种沉思冥想的爱好。
公允地说，这些看法倒不算错得彻头彻尾，反而极具启发性，全书金句迭出：“约翰内斯·开普勒启程去寻找印度，却发现了美洲。这是一个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不断重复的现象。探索的结果并不为动机所动。一个事实一旦被发现，就会自行其是。”
人们从自认为坚实的已知世界出发，朝着不同的目标起航去探索世界，很多时候都不能抵达他们预想的那个目的地。在知识之海上偏航脱线是常有的事，有些人迷失了，只有少数人幸运地抵达了某块大陆，还不一定是他最初的目标所在。这样的探索历程不否认存在着一个可供探索的知识版图，相反，正因为知识之海上可能的目的地已经外在于人类思维预先存在着了，人们才有可能抵达那些意料之外的地方——无论他是来自神秘主义的港湾，还是凭借科学逻辑之帆起航。
因此，我们从库斯勒的故事中得到的启示并不如他所设想的那样，是必须找回理性与信仰、科学与神秘主义的融合，而是应当反复在经验现象中检验科学理论，设法在千帆乱渡的汪洋中摸索出真实的地图。至于这些理论是从发端于何种思绪，大可以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事实上，科学界长期以来对各种玄思冥想并不排斥，只不过总是要求研究者们出示登陆新大陆的证据，并且重复检验前往此地的航线。
就此而言，库斯勒自己恰是一个“梦游者”。他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由此得到的内容具有相同的结构，他做的事情正是他笔下的人物所做的：根据预先确定的观点，从素材库中捡取可用的材料，忽略或删去那些用不上的部分，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全力坚守最初的立场，终于抵达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目的地。这个系统看似能够自圆其说，但就像本书中的哥白尼和伽利略一样，他本人在写作中也忽略了那些与其观点相龃龉的证据以“挽救现象”，也许这就是《梦游者》不足以撼动现代科学生产体系的原因。
下面我们对全书内容稍作概括和检视。
1.人类对宇宙事实或真理的发现是理性与直觉或其它形式的非理性认识、感受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宇宙观的主要演进历史构成对这一观点的说明，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到牛顿及现代皆然。——这个看法关注科学发现在人类个体身上的可能性和实现情形。
2.因此，理性与信仰，科学与神学、宗教，实证主义与神秘主义之间的分离是危险的，割裂了理性与非理性认识，破坏了人类对宇宙和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唯有这几组对立得到良好融合时，人类才会迎来革命性发展；当它们分离时，人类就陷入停滞和危机。——少数科学家或学者个体的品质被偷换为一种时代精神或社会风尚，首先决定了科学或人类认识发展的状况，继而影响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3.为上述观点寻找历史证据：毕达哥拉斯学派、开普勒体现了成功融合的和谐状况，新柏拉图主义、伽利略代表着分离、割裂和停滞的糟糕情形。——很难说库斯勒是先看到了这样一幅历史图景才想到了他的观点，还是反过来。但毫无疑问的是，将伽利略和牛顿视作一种“堕落”的开端容易引发一系列问题，至少使得解释他们成功的那一面变得非常困难。
4.经开普勒整合，理性与信仰、科学与神学在毕达哥拉斯之后将近二千年才迎来又一次融合，可惜很快就再度分离了，主要是由于伽利略的个性：“正是伽利略考虑不周的斗争败坏了日心说系统的名声，促成了科学与信仰的分离”，并且通过牛顿和后续科学的发展延续至今。——为此，必须让伽利略背全锅，教会作为信仰的代表成了无辜的被动应对者。
5.“梦游”始终存在，无论哥白尼、伽利略还是牛顿，都无法预料到他们对特定观点的偏好和坚持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历史效果，而重大科学发现的意义和价值也往往超出科学家本人的想象。——这一点在20世纪50年代颇具启发性，是本书较有价值的地方，但并不必然支持理性与信仰必须融合的观点。由于书中没有明言，只能猜测作者认为它们是这样粘合起来的：既然所有人都在梦游，那么那些从梦中接受启示的人就要高明得多。
本书最大的优点是观点分明、开门见山：“科学是一种崇拜形式”，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约翰内斯·开普勒……在这幻想的基础上，通过同样不可考的论证方法，建造起了现代天文学的坚实大厦。这是思想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插曲，是对于逻辑推动科学进步的执念的一剂解药”。作者讲起了哥白尼、开普勒的生活故事，讲他们生平几何、爱恨情仇、琐事杂碎和科学发现历程。特别突出的是，作者似乎认为正是开普勒的神秘主义倾向使得他的各种错误可以互相抵消，奇妙地推出了在后人看来正确的或者至少是革命性的结论。这并不是一种逻辑论证，而是对上述看法的历史性说明。不过，如果我们细究这些说明，会发现它们常常不仅从外部来看站不住脚，其内部也是阻碍重重。
为了确保全书总体一致、圆满，作者犯下了这些错误：
混淆个体的科学发现经历和人类科学发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区别。这使得作者无法理解科学研究体系与在其中工作的个体不必具有相同的“品质”，个体身上的梦游、错误和偶然性，跟科学家团体所共享的逻辑检验与经验验证要求并不冲突，跟科学发展作为一项“通向实在”的事业亦不矛盾。亚历山大·柯瓦雷作品中体现出的惊人的一致性，正在于把握住了科学家对科学事业的内在连贯性的贡献。
因此，作者通过选择性地叙述伽利略相关文献材料，塑造一个因自大而急于争吵，最终导致悲剧的负面形象，来表现“伽利略式科学”是问题重重的。这些叙述严重忽略了伽利略对现代科学的多个方面贡献，尽管还是不得不把伽利略和开普勒并列作为牛顿的两大理论先驱。同时，作者竭力强化教会和耶稣会在16、17世纪对科学的支持和贡献，刻意忽略了它在更长时期起的阻碍作用。或许作者正是发现了教会支持现代科学的早期发展时期与开普勒活跃的时期大体重合，才萌发了写作整本书的念头，因为这是一个支持科学与宗教相结合的美好时代的巧合。从伽利略的个性偷渡到一种科学体系的缺陷，并将开普勒作为对照，构成了贯穿全书的主线。
一旦我们把视角拉远，就会发现本书无法解释科学在17-21世纪之间的发展，毕竟作者已经将伽利略和牛顿视为一种严重堕落和倒退的开端，所以他笔下的伽利略以后的科学发展看起来就像是每况愈下似的。不消说，尽管科学研究中的意外后果始终活跃于各个时代，但目标导向并取得成功的科学研究也不落下风，它们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纠缠共存着的。更麻烦的是，本书亦无法解释现代科学的进展。一方面认为爱因斯坦和量子力学的影响还不足为谈论，另一方面却已然把现代科学标记为“深陷困境”的。
我们看到一个陷入两难的阿瑟·库斯勒，他无法调和自然哲学应有的和谐、统一与科学发展的曲折进程，是因为硬要把神秘主义、信仰或宗教放置在其中的作用根本就无法解释。前文已经提到作者怎样使用开普勒和伽利略一正一反两大例证，但这种例证的说服力实在是微不足道的，除非读者原本就是神秘主义者。
那么，是什么东西让作者以为自己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呢？或许在于他混淆了形式系统的有效性与真实世界的有效性。库斯勒隐约感觉到一种分离，使得欧洲科学在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陷入停滞，可惜他的思想偏好使得他的目光聚焦于宗教信仰和神秘主义，并在开普勒的巧合中越陷越深，忘记了问题的实质：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打娘胎里就是立足于经验世界的，尽管人类不可能在看世界时脱离既有的思维形式。
可是“一个事实一旦被发现，就会自行其是”。作者似乎忘记了，在这个话题中问题只在于观念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一种观念与另一种观念的关系。可以说，库斯勒浑浑噩噩地意识到科学和人类理性思维作为形式系统并不是完美的和完整的，可是难道加上宗教信仰和神秘主义，就能够简单地实现人类与宇宙的和谐吗？本书就是这样一个“梦游者”的产物，也许能够激发更多人开始反思科学和理性，但决计不足以达到自己预想的目标，更谈不上撼动现代科学研究体系。我们在后续的研究中并不容易找到库斯勒的支持者，无论在爱丁堡学派的SSK取向，还是拉图尔式的参与观察里，都失去了库斯勒的踪迹，在科学史研究中亦查无此人。库斯勒会是哥白尼吗？至少现在看来不是。
接下来，试举一例库斯勒在材料运用方面遭到的反驳：Owen Gingerich在哈佛大学接受了天文学训练，之后很快就转向天文学史研究，首先是对梅西耶及其星表的研究，正是受到阿瑟·库斯勒这本《梦游者》的影响，Gingerich紧接着进入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研究领域，并发现了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并不像库斯勒所宣称的那样“并未引起多少关注”。此后50余年，Gingerich相继出版了The Eye of Heaven: Ptolemy, Copernicus, Kepler（1993），An Annotated Census of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2002），The Book Nobody Read: Chasing the Revolutions of Nicolaus Copernicus（2004，中译本《无人读过的书：哥白尼《天体运行论》追寻记》），God's Universe （2006）和 God's Planet （2014）等作品，成为公认的哥白尼和开普勒研究权威。在这一系列作品中，Gingerich以高超的文献整理技巧还原出16、17世纪相关文献的传播史，不仅有力证明了哥白尼的作品绝非无人关注，而且精细可靠地还原了日心说在欧洲天文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圈子中传播、讨论与争辩的过程，成功驳斥了《梦游者》中的错误认识。
此外，尽管沃森、克里克和威尔金斯在1953年就提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模型，但他们要到1962年才获得诺奖，使新生的基因科学广为公众所知。我们在这本1955-1958年写作、1959年出版的书中，看到的是一种粗糙的“进化论”类比，集中展示了作者的有机体比喻和整体性哲学，以及在有机体、人类社会和科学事业之间反复跳跃造成的诸多谬误。因这一部分并非重点，就不再展开。
对比柯瓦雷和库斯勒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些共性。它们都不是对科学家作出科学发现的过程的整全描述；也都表现出一种反身性，即作品本身表现为作品中所描述的科学家所具有的那种品质、偏好和研究方法。使柯瓦雷更进一步的，不仅在于他尽量避免筛选材料，在关注科学内在的、自主的演进逻辑之余，还能认识到科学家个体的错误、失败和固执对其研究工作造成的影响，更能够清晰地分辨、探讨这些范畴的差异及其相互关系。库斯勒的作品富有吸引力，这些个性分明、切入生活的故事构造出颠覆传统的科学家形象，引导人们开始反思科学事业和科学研究体系。遗憾的是，库斯勒未能就自己的观点（作为一种具体的反思成果）提供坚实的论证，也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