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前传

有些事件的爆发就像宇宙诞生的那一次大爆炸一样——忽然之间，世界从此不再是原来那个样子。正因为这种鲜明的分水岭意义，世人在震惊之余，也常常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通过追根溯源来解释它们因何爆发。珍珠港事变、肯尼迪总统被暗杀、9/11事件都曾激发起人们对真相的极大渴求；尽管这类重大变故往往迷雾重重，但公众对此的探求永远也不会停止。

越战时约翰逊总统的高级顾问W.W.罗斯托有一次曾说，核弹将曼哈顿夷为平地的好处之一是：城市复兴的第一阶段就此完成，而美国财政部没为此花一分钱。当纽约双子塔真的倒塌时，人们再也无法这么轻松地谈论了，时隔七年，那一幕的镜头对许多人仍然历历在目。这一事件集破坏性和戏剧性于一身，展示了恐怖主义分子的想象力和危险性。它就像一次地震：通过大规模的破坏揭示了潜藏在地下的力量。世人当时最为震惊的倒还不是大楼倒塌本身，而是对于这一破坏性力量竟然一无所知。一如书名所透露的，《巨塔杀机》其实就是9/11事件的“前传”——作者跨越数国，在五年里采访了700名各类当事人，查阅160本相关书籍并不断对数百个消息来源和有关文献相互验证比对，为的就是梳理清楚事情的整个脉络，以应答那个最根本的谜团：9/11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又是怎么发生的？

现在很少有人记得，直到二战结束，美国在中东一直极少展示自己的军事力量，相反开设了不少文化教育机构，颇得阿拉伯人的好感。但两个因素导致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以色列和石油。自1948年5月以色列成立起，美国一直有力地支持这个犹太国家；同时，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产量在美国技术的协助下迅猛攀升，在仅仅一代人（1948-1972）的时间里增长了17倍。对阿拉伯人来说，美国是一个矛盾但又无法回避的巨大存在：它既支持自己的敌人以色列，又送来大量石油美元，贫瘠荒凉的沙特阿拉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了世人眼里挥金如土的超级富国。

但有些事是不会被忘记的。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意外地击溃了阿拉伯国家联军——这其中最意外的就是阿拉伯人了。原先的轻视随即转化为羞辱感，在阿拉伯知识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年12月，埃及学者赛义德•库特卜坐船来到纽约，在这里的两年生活不但没有让他认同西方文明，相反使他形成一套反抗性的思想体系，其核心概括地说就是：要现代化，但不要西化；这个曾经生活方式相当西化的中产阶级，后来竟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的开创性人物。

库特卜是后来一系列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原型：他们中的很多人并非是义和团那样贫穷愚昧的底层人物，相反不少人都有良好的家庭和教育背景，甚至原先颇为西化，也不大笃信宗教。但现代化的进程使原有的认同体系瓦解，大量人口迁移到城市或国外，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他们陡然之间被抛到一个巨大的洪流之中，急切需要生活方向和意义，一种稳定感和认同感。穆斯林在巴勒斯坦等地一连串的失败越发使阿拉伯人感到强烈的耻辱和幻灭感，而宗教恰好满足了这两种要求：它赋予绝望的人们以安慰和认同，并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答案：伊斯兰教才是出路。《巨塔杀机》并不试图将这些激进分子描绘为恶魔，相反客观地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恐怖分子，而是自视为革命家”，而一个职业革命家需要在非法的、被迫进行隐秘活动的条件下完全献身于一份事业，品质最恶劣的人是无法坚持这一点的。

在回顾9/11事件主谋乌萨马·本·拉登生平时，最能看清这一点：即这样一个看似反现代化的人物实际上本身就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他的家族原本出自也门南部荒凉的沙漠地带，父亲是个文盲，只因赶上沙特阿拉伯千载难逢的石油开发机遇，而通过大量建筑生意变成巨富。他父亲有50多个子女（他是第17个），平时根本无暇照顾这个羞涩内向的儿子。在他22岁那年又发生了麦加清真寺恐怖袭击和阿富汗战争两件大事，促使他走上了圣战者的道路。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中成长起来的本·拉登，作为一个躁动不安、寻求生活意义和指引的青年，最容易成为一名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坚持按某个理论框架来冷酷无情地改变他所不满的现实——按黎塞留在《政治遗嘱》中的说法，国家治理最危险的就是这类人。

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彻底改变了包括本·拉登在内的许多人的命运。这里成了一个圣战者的训练营地，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为了让阿富汗变成“苏联人的越南”，美国情报部门还曾秘密培训这些阿拉伯志愿军团。这些作战技巧未来将回敬给美国人自己。无怪有人将这一现象称为blowback——这个词最初是指施放毒气后因为风向转变而把毒气吹向了自己这边。

双子塔倒下之后，本·拉登作为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已经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魔鬼式人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许多政治观点其实反映了穆斯林中非常普遍的看法。本·拉登敌视美国力量的重要转折点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时他强烈反对美军驻军——因为在他看来整个阿拉伯半岛都是神圣的；而亨廷顿也曾注意到，越是政治开放、言论自由的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在海湾军事行动的反对就越广泛和强烈。本·拉登令人所不能原谅的地方，是他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表现了他对生命的漠视；在原教旨主义的遮蔽下，双子塔对他来说仅仅是美国力量的象征，但楼里却也还有来自62个国家的人们。一如书中说的，“基地组织瞄准的目标是美国，但它却击中了全人类”——需要补充的是：美国随后发动的帝国反击战虽然瞄准的是恐怖组织，但也同样击中了全人类。

像珍珠港和911之类的突发事变，后人在回顾时也许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当初看上去有那么多机会能够阻止它，但它却还是发生了呢？在9/11之前的十年里，许多学者曾预言西方将面临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对抗，甚至美国官员也曾在1994年说过阿富汗的圣战者“击败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现在正在对付第二个”。亨廷顿1996年在文明冲突论中也预言“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少数恐怖主义者将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并造成大规模的破坏”，那一年美国情报部门甚至已经破获了基地组织的一些情报，但却只将之视为“烦人的小事”。那时的美国刚取得冷战的胜利不久，自信心爆棚，处在一种缺乏敌人的甜蜜的烦恼之中，从未认真地想过一小撮敌人竟能有一天伤害和羞辱帝国。一方面缺乏居安思危意识，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的袭击有着突发性和隐蔽性的特点，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很难防御——建立这样一个防御体系必然意味着自由和开放度大幅减少，而这正是9/11后我们所看到的景象。这是历史上反复上演的一幕：在报复心理和仇恨的驱使下，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自由都在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