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萧何败萧何

日本在战后经济重建中得以成功的支柱是什么？许小年教授总结了——主银行制、交叉持股（Cross-holding）和终身雇佣制。书里也说了，大财团通常和政界关系密切，它们支持和游说政客，采取保护既得利益的政策，同时也是政府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工具。研究人员称这种集体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金融-产业结构为“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或称“关系型资本主义”，战后流行于日本、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

虽然主银行制减少了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交易成本，对企业实施了有效的监控。不过， 当市场和经济发生剧烈波动时，特别是资产价格暴跌之际则一损俱损，企业资不抵债，造成银行的大量坏账，银行自顾不暇，无法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企业经营更加困难，陷入恶性循环。 企业要摆脱困境就要进行重组，但是重组难免伤筋动骨。 日本政府用了大量资金扩大公共投入以支撑经济，推迟了企业的结构调整。政府背负高负债的后果是无法忽略的，长此以往势必影响财政体系的正常运转和正常功能。 债务由私营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除了主权信用高于私人部门信用，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并未得到改善。

这样的结局实则是结构关系下的产物。 乐天集团三木古浩史和他的经济学父亲三木谷良一就很清晰说明了日本结构的症结： （1）政府官僚机构主导的产业政策，抑制了私营部门的竞争力；（2）过度监管，保护落后，压制创新；（3）年功序列制等传统管理方法已成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障碍，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不能凭业绩升迁至重要岗位；（4）终身雇佣制，劳工生产效率低；（5）大公司结成游说集团例如日本经团联，寻求政策保护，排斥创新竞争；（6）社会封闭，国民意识保守陈旧。

再往深度去挖掘，就会发现，日本的制度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掠夺性制度。套用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成果，掠夺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如专制、腐败和资源掠夺）则会阻碍经济发展。发明创造需要实现产业化，才能推动社会进步，而背后需要金融的支撑。但在榨取性政治制度中，金融产业成为统治者的特权，加重了整个社会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