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之路

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杂志推出新专号：“易卜生专号”，刊登胡适和学生罗家伦合译的易卜生《玩偶之家》全本剧本。自此，这个来自遥远国度的、为了追求自我价值而飞出婚姻家庭金笼的“小鸟儿”娜拉，成为整个五四时代最著名的意象和符号。被比作“革命之天使，社会之警钟”，娜拉在当时所有反叛家庭、反叛传统、反叛礼法的“时代逆子”们心中，成为“新女性”的唯一榜样，甚至是标准。于是，被压迫、被忽视、被奴役了2000多年的中国女性，一夜之间变成了突围的战友、变革的伙伴，和所有需要被解放的对象们一起，终于有机会被鼓舞着、被支持着迈出家门，看一看知识分子们所描绘的“崭新天地”。

与此同时，白话文运动用文体的变革承载住思想的变革，几千来几乎听不见女性声音的中国文学史上，开始有女性作家燃起星星之火。她们效仿娜拉，以决绝之姿离开旧家庭。在狭小的天空下、有限的教育里、受困的经验中，稚嫩、粗糙却又真切勇敢地书写，一笔一笔地填补着“女性文学”巨大到令人惶恐的缺口和空白。

然而5年之后，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发表演讲，题为《娜拉走后怎样》，冷眼指出只有口号和觉醒的心是无法解决现实问题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当社会不能平等地经济分配，出走的娜拉面前就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在后来创作的小说《伤逝》中，鲁迅也创作了一个更符合当时中国情况的本土“娜拉”——子君。思想是新的，读的书是新的，能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磊落而响亮的话，以为追随自由爱情而离开家庭，却在一个新的关系里，也陷进到繁重的家务和困窘的生计之中，并在此间磨损了爱情，失去了理解，以至于不得不“落伍”于时代精神，重回封建家庭，郁郁而终。

与此同时，曾经充满希望的女性作家们突然陷入茫然与困窘。当她们发现：出走的门虽已打开，出走的路却还没有一条已经修成；文学偶像们作品中的女性虽已从祥林嫂成长为子君，但她们的命运却仿佛仍只有死路一条。身后是贫乏到无从借力的历史，遵循的是全部由男性主导建立起的话语体系和评判标准，刚刚从混沌和愚昧中挣脱出来的中国女性作家，只能以自身的感受和体验为全部 的灵感源泉，记录、讲述、描绘、呼喊，用肉身、用血泪、用爱与温柔、用庞然的孤独和不灭的精神，铺就一条路，供后来者踏之前行。

这就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起始。

“两千多年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在这一瞬间被喷出、挤出地表，第一次踏上了我们历史那黄色而浑浊的地平线。”

很少会说一本书“此生必读”，但这本《浮出历史地表》，读的时候真的非常震撼，几乎每页都有摘录，如果能早几年读到这本书，那么我对近现代中国女性作家、女性文学也都会有全然不同的认识和思考。

这本书虽然署名是孟悦、戴锦华合著，但从戴锦华2003年再版后记中可以看出，主要执笔者还是现在任教于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的孟悦老师，她在80年代后期加入“讲师团”深入河南腹地，结识了引领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之路的李小江老师，得知她计划组织编纂“妇女研究丛书”，于是决心和戴锦华一起完成此书，分工是：孟悦老师负责总纲、各年代总论，戴老师负责作家作品论。

一开始，40余页的绪论酣畅淋漓地回顾了女性文学诞生以前，20世纪以前父权社会对女性话语权的剥夺，对女性形象物品化符号化的利用和抹煞，在男性中心的社会和叙事中，无论在文学还是在现实中，

“女性们只有两条出路，那便是花木兰的两条出路。要么，她披挂上阵，杀敌立功，请赏封爵——冒充男性角色进入秩序。这条路上有穆桂英等十二寡妇，以及近代史上出生入死的妇女们。要么，则解甲还家，穿我旧时裙，著我旧时裳，待字闺中，成为某人妻。这正是女性的永恒处境。否则，在这他人规定的两条路之外，女性便只能是零，是混沌、无名、无意义、无称谓、无身份，莫名所生所死之义”。

接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此书创作时的近一百年来，中国妇女翻天覆地的社会地位和面貌，看似在一些列法律政策的保护下缩小了男女差异，保障了女性权益，但实际上举例理想中的自由——那种“辨别真实、明言差异、承认自我、认识历史”的权利，还相去甚远。而在此过程中艰难跋涉的女性作家，写作对于她们来说比起“创作”更像“拯救”，既是对长久以来被他人和自己当作“无”的“自我”的拯救，也是对长久以来淹没在“他人之话语”之下的女性群体的拯救。

“女性写作与其说是运用话语，不如说是改装或改写话语，是将现成语言、现成观念、现成叙事模式改装得不那么规范，以便适于女性使用。”

因此，女性作家和她们的作品，事实上带着破坏的力量，而这正是女性作家作品的魅力，也以此引发了绪论之后的正文内容。

正文分三部分，以时代为界，每一部分先写时代特点与其中的女性写作，再写相应时代的代表女性作家：庐隐、冯沅君、冰心、凌叔华、丁玲、白薇、萧红、苏青、张爱玲，从生平特点再到作品分析。第一部分，“五四”十年：悬浮的历史舞台。讲当五四时代把大量的现代语汇第一次引入中国人的视野，因而“女性解放”和“人道主义”“开放自由”“科学民主”一起成为启发民智的重要概念，却因为缺乏配套的坚实社会体制与生产方式支撑，不仅存在大量盲区，而且悬浮空中无法落地。当男性作家一味批判和怜悯以祥林嫂为代表的“旧女性”身上腐朽愚昧的旧日遗迹，一味赞颂膜拜以娜拉为代表的“新女性”身上勇敢决绝的蔚然新风，却忘记或者压根不在意要为他们捧上神坛的“娜拉”们思考一条合理可行的生存之道。而女性作家在除了与时代逆子们一起呼喊自由与解放的口号之外，回过头发现留给自己的自由，仿佛只有所谓的“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她们只能泛泛写书写一些信念和感触，用“母女关系”“婚恋家庭”“女性友谊”这些直至今日仍然是主流的女性创作主题，微弱地对抗着男性在文本中的统治力。

第二部分，三十年代：文明夹缝中的神话。讲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始终在内忧外患的战火和动荡之中，文化社会也断裂成两大有序的板块：新的都市系列和广大而古老的乡土。高高扬起的大众旗帜成为时代特征下新的神明，当“大众”是光彩的、有力量的，那么“个人”必将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刚刚开始用写作关注自我、寻找自我的女性作家们发现，城市中的“娜拉”已遥不可及，乡村中的妇女更是自己已经抛却的历史。“社会所允许的女人的故事已经写完，而社会不允许写的女人的故事，女人们没想到去写”，为了寻找更广阔更丰富的写作主题，30年代的部分女作家们，比如丁玲，选择汇入时代主潮，用主流意识形态来解决创作困境，却失去了女性特有的角度和立场。而少数始终带着“异己感”的女作家，比如萧红，批判地观察书写麻木冷漠的民众和残存的封建压迫时，她们就被排除在主流创作群体之外，重新陷入女性千百年来不被重视也不被理解的孤独之中。

第三部分，四十年代：分立的时代，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大地上同时并存着三个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面貌各异的地域：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国统区作家们书写的是“醒觉者”面对时代的悲慨和沉痛，解放区书写的是反抗的斗争和光明的希望，但在沦陷区，正因为文化侵略，反而带来创作的迫切，正因为前途未卜的生命无望，反而带来一个无序的时代。在炮火之中传统的性别角色失去威力，而女性作家们“几乎是被枪弹逼迫到女性立场上”，得以毫无顾忌地写自己，写女人，写女人眼中的男人。“无可回避的痛苦的真实”竟然“升发为她们艺术自我认识的清醒、豁达和美”。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女性作家张爱玲横空出世，创作的女性角色突破了传统的弱者或者战斗形象，增加了狡诈、嫉妒、邪恶、疯狂甚至畸形的特点，把男女之情写成算计与博弈，才让中国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开始更加鲜活而真实，更加丰富而充满魅力。但需要说明的是，两位作者在创作此书时，张爱玲和苏青的作品还没有大规模引进大陆，关于生平的材料只有二、三手的只言片语，所以书中对两位重量级女作家的立论依据完全是有限的作品文本，所以比起前面书写的作家，确实单薄不少。

读完这本书，我才知道原来有人能把专业研究写得这么气势磅礴又鞭辟入里。这几年读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和文学评论更多，但这本书让我直观地感受到欣赏母语带来的冲击和极度舒适。不仅因为内容是和我相关的，我的文化，我的历史。更重要的是用来表意的那些文字，中文的诗意和美，浩浩汤汤、大气恢弘，和现在流行风潮不同，这本书里多用长句，而长句带来的那种绵延气韵和强烈气势，是易读短句绝不可比拟的。两位作者老师年轻时的那种意气风发和才华横溢，不仅体现在学术积淀之中，更体现在字句段落之中。

另外读这本书能真切感受女性作者写女性文学研究、写女性作家前辈时的那种熨帖，那种惺惺相惜。只有女性研究者们，才能敏锐洞察那个时代女性作家们写作的动力与源泉，体谅她们的桎梏与艰难，欣赏她们的贸然突破和莽撞创新，赞扬她们最细微的贡献与超越时代之处；只有女性研究者们，才能客观指出她们的软弱和困窘，惋惜她们没能再多走出一步，但又宽宥准确地为这一切找到历史社会根源，用专业严谨的态度表达几十年后的肯定：你们辛苦了，已经做得很好了。

读完这本书，有三个最明显的感悟。

第一，要清楚地认识到女性写作是在逆境中生发和成长的。语言也好，文学也好，都不是独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存在的。书中告诉我们，父权制的长久统治意味着男性创造了所有女性的字词，继而创造了女性的价值、形象、行为规范等一切叙述。女性若想进入这种话语体系，只有两种途径：

一，借用他的口吻、承袭他的概念、站在他的立场、用他规定的符号系统所认可的方式发言；二，用不言来“言说”，用异常语言来“言说”，用话语体系中的空白、缝隙及异常的排列方式来“言说”。

而五四时期、工农革命时期，女性作家们某种程度上采取的是第一种方法，当民族群体要挣脱一个旧的秩序束缚时，女性作为普遍被压迫的群体就与民族群体在利益和目的上一致，就得以解放和发声。但像古代那些屈指可数的女诗词人，像萧红，像张爱玲，则采取后一种，用比喻、用象征，用主流之外的主题和叙事，到一种超越时代的创作。

第二，要珍惜那些女性作家反复书写的主题。我们作为读者，这几年大概会经历一个过程：从支持和热衷阅读女性作家女性主题，到开始对相似重复的主题内容产生倦意，为什么女性作家总是写母女关系，写女性朋友之间隐隐的嫉妒和比较，写无望的爱与臣服，写自卑自弃和对未来的不确定焦虑。仿佛只要印证了自己从小到大未曾言说的隐秘感受原来不止属于自己之后，短暂地放弃自我批判，又马上开始了对“更完美的自己”的追寻之路。对女性作家主题的批评，事实上也是自我苛求的投射。书中写，无论是婚恋主题、母女关系主题、关于爱的主题，都发自于女性的自我认证和追寻，是主观和客观的双重选择。当我们从小生长在男性设置的文学标准之中，潜移默化地被男性评选出的男性大师们创作出的男性视角的文艺作品塑造着品味和审美。 我喜欢什么，我觉得什么好，我想读什么，我觉得什么重要。要先正视自己的内心和取向，再正视作家和作品。

第三，还是要认真做女性作家系列。要做得更好更扎实，要学习孟悦老师和戴锦华老师那种既客观又体贴的角度来阅读和看待女性作家。里面写九位女作家的部分都写得太好了，即便是不了解一些作家和作品，也能读得清晰又动容，更不必说那些我本来也喜欢的作家，就觉得这样的文学评论，才拎得出这些作家的风骨，写得出这些作家的灵魂。作者写庐隐，说她

“似乎是在用她的作品构成一道不堪一击的围墙，来环绕她自己和她的世界”

写冰心，说

“她的欢乐于这个时代过于澄明，她的痛苦于这个时代过于平和，她的信念有时过于清晰，她的思虑过于不食人间烟火”

写张爱玲，说她

“具有极为纯正、细腻的色彩感。或许那是出自一位女性悲哀而异样明敏的眼睛；或许那是面对旧世界——她的故国，她的故土，在撕肝裂胆与绝望的屈服之后，最后一次目光的爱抚与心灵的涂色”

我觉得最好是写萧红，说

“她以个人的孤独承受并昭示了整个女性群体那亘古的孤独，她以自我一己的牺牲宣告了我们民族在历史前进中的重大牺牲——反封建力量的、人的牺牲；她以自己短促的痛苦的生命烛照着我们社会和文化的结构性缺损。她掉下来，一头栽倒在奴隶的死所后，才有人抬头望见，整个社会并没有一片可供女性飞翔的天空。”

写得太好了！

我很喜欢春天，喜欢春天的所有节气名，喜欢春天仍然悄无声息的土地之中，有蓬勃新生在蓄势待发、冲出地表。在2018年《浮出历史地表》第五个版本面世前，戴锦华老师写，

在中国妇女也是世界妇女“浮出历史地表”百年之后，在《浮出历史地表》首版三十年后，今天，我们如何言说女性，如何言说女性的言说，却已然是（或依然是）新的命题。

她说她想问，

平等并尊重差异，令地球上的生命有尊严地生并拥有未来，难道只是美丽而幼稚的执念。

无论未来如何，我们能拥有的只有现在。如果没有足够的才华和动力，那就支持并欣赏女性写作；如果有热忱和意愿，那就毫无畏惧地投身女性写作。争夺话语，创造故事，在前辈们用肉身、用血泪、用爱与温柔、用庞然的孤独和不灭的精神，铺就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走。

“如果女性注定瘖哑缄默，注定没有倾听者，那么至少应学会自语并倾听自己。如果女性的生存注定被无视，那么至少应用自己的笔给这个世界留下存在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