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小说素材与谈资的世界

应该是解施米特的核心文本，非常不好读。略过了浪漫派的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讨论，主要抓取“政治的浪漫派”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意涵；略过关于实在论及其替代物的复杂哲学讨论，主要抓取施米特对“政治浪漫派”存在方式的勾勒及其道德态度。 关于浪漫派的政治倾向（这个问题也可以被理解成政治的浪漫派所处的光谱位置），不同的传统众说纷纭。在施米特看来，政治的浪漫派，在政治立场上是游移的，可以支持任何立场。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政治的浪漫派的“标准是，是否具备在对错之间作出决断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切政治活力的原则：革命家诉诸自然权利或人的权利，保守派则诉诸历史的权利。”而对于一个浪漫派而言，“革命和复辟都是可以接受的。换言之，它们能够以同样地方式称为浪漫情感的机缘。”在审美上不能通过其关照的客体理解，而只能通过浪漫主体的思考-行为方式理解。“人们错误地认为，受浪漫派偏爱的东西，如骑士和中世纪（也即，浪漫感情的各种主题和机缘）就是浪漫主义本身……实际上，只有从事浪漫化的主体及其活动，对于定义这个概念才是重要的。” 浪漫派在思想史中的生成背景，是实在论的式微，一个具有稳固实在的世界的消逝。浪漫派对于这一背景的回应，是将可能性置于实在之上。也就是说，不论是作为旧实在的上帝、自然，还是新实在的人性（人民）、历史，都不被浪漫派视为可以栖居或投身的处所。浪漫派的终审法庭，他们的最终实在，是自身。浪漫派通过将自身体验视为最高实在，使自己代替上帝成为了“自身世界的创造者。” 在这种粗糙的外部勾勒之后，我们可以从内部，将浪漫派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主观的机缘论”。“机缘”是“原因”的反题：原因嵌入于不可更改的、原则上属于外部的因果逻辑，不符合浪漫派对于可能性的追求；而机缘可以“任意地”开启一段意义，艺术家可以在任何任意的机缘中灵光一现。“主观”是“客观”的反题：也就是说，浪漫派眼中的机缘是由主体任意规定的、能够打动主体的对象，而非外部更高存在（譬如上帝）规定的。 对于浪漫派而言，存在于世界的方式，是艺术家式的。存在的方式是小说、诗歌，世界就是机缘的集合，任何对象只有作为机缘才有意义。因此，“我们生活中的偶然事件，都是我们可以用来随意加工的素材。一切事情都是一个无限数列中的第一位数，是一部无结局的小说的起点。”浪漫派生活在自己想象的审美世界中，他们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首先是对对象进行“诗化”。“它是游戏和想象中的改造，即‘诗化’，换言之，是把具体的既有事物，甚至每一种感觉，作为一篇‘神话寓言’、一首诗、一种审美感受对象或一则小说的机缘加以利用。” 另一种理解浪漫派存在方式的想象，是“永恒的交谈”。浪漫派将一切对象视为交谈中的谈资，他们与自己、他者、自然、一切交谈。在交谈中，浪漫派被触动，并在作为谈资的对象中收获新奇与感动。这是一种想象的游戏。“‘交谈’是浪漫派的某种创造力的别名，它把对象一概作为其社交‘词语游戏’的机缘。”法国大革命让施莱格尔着迷，“仅仅是作为一个‘话题’。” 在实在世界式微的本体论背景下，任何存在意义都遭受威胁（这不是施米特明言的观点），而浪漫派不愿介入并投身某种信念，这种无根性使他们需要更多防御性手段，来抵御现实世界对于想象世界的入侵。浪漫派的手段是“密谋”与“反讽”，这两项手段的意义在于，将自己与世界拉开距离，前者意味着掩藏自身的目的与手段，后者意味着对一切对象持“装样子”的态度。而在哲学上，浪漫派的“万能灵药”是向“更高的第三个”领域的机缘式转移，于是，我们可以在浪漫派的论述中，看到大量对于反题与最高级的无实指的使用。浪漫派的概念混杂，却富含情感的矛盾张力。因为他们“不是把感动着浪漫派的伟大印象说清楚，而是用造成类似伟大印象的表达对它进行释义。（not of articulating the great impression that moves the romantic, but of paraphrasing it in an expression that makes a correspondingly great impression.不懂德文，求其次引了英文本）” 当这种浪漫态度出现在政治生活中，就会产生一种绝对的消极性（浪漫派可以做一切信念的奴仆，并保持自身的优越感）。浪漫派只能在政治与历史中看到审美意涵，“[浪漫派的]各种肯定和否定，不管它们在文学、历史或政治批判中得到怎样的强调，都不应被视为果断的能动性的表现……如果浪漫派不放弃自己高傲的反讽，换言之，他不摆脱自己的浪漫派状态，他就无法坚定自己的信念。浪漫派除了体验以及用感人的方式阐释自己的体验外，不想做任何事情。”政治浪漫派可以情绪激动地在各种文字载体中讨论政见，但他们不会付出任何行动。浪漫派“捕捉各种习语、观点、重点、反题、暗示和变化无常的对比，常常表现得十分激动和兴奋，却从来没有自己的决断，从不承担自己的责任和风险。以这种方式不可能获得政治能动性，但是，可以讨论一切……”各种实在（政治、国家、历史、人民、上帝、革命）在政治浪漫派的论述中在不同的机缘场景中被假模假样地肯定，浪漫派逃窜于这些实在之中，并想象自己在密谋中操纵这些实在，使其相互反对，相互消耗。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切政治浪漫派的核心：国家是一件艺术品。历史和政治现实中的国家，是由浪漫主体的创造性成就所产生的艺术品的机缘。” 这种政治浪漫派是资产阶级社会建立后才可能出现的东西，公私两域的分离保护了政治浪漫派想象中的世界。浪漫派的诗化与交谈，是隔岸观火式的。“主体总是主张，自己的体验是唯一有意义的事情。这种主张只有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市民阶级秩序中才能实现。不然的话，不受干扰地专注于自己心情的‘外在条件’就无法存在。从心理学和历史的角度说，浪漫主义是市民阶级处境安全的产物。” 综上，施米特对“政治的浪漫派”大加批判，其道德动机是显明的。审美与政治的本性是冲突的。“一切政治能动性——不管其内容是纯粹的征服技巧、政治权力的要求或扩张，或是建立在法律或道德决断上——都与浪漫派的审美本质相冲突。”“政治的浪漫派”不具备任何政治能动性，由于“抒情主义的道德匮乏”，他们可以把任何事情都能视为审美兴趣的机缘，而不具备做出道德-政治决断的能力。 而“政治的浪漫派”之所以值得被施米特单拎出来批判，也是因为这种对政治的审美情节，极度危险，且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具有丰沃的土壤。也就是说，做一名政治浪漫派是一种诱惑，一种在实在论衰微的时代，保持自身精神优越性的诱惑；而与此同时，这种优越性不仅虚假，而且危险，他在文化精神上昂首挺胸，却在政治意志上俯首称臣。在此引施米特的结尾作结，“这种出自幻想的主体的优越性的内核，掩盖了对积极改变现实世界的放弃……尽管浪漫主义有主观上的优越感，但说到底它只是自己所处时代与环境的积极趋势的伴生物……对当前事物的机缘论的优越感，受到了极具反讽性的颠覆：一切浪漫现象都是受非浪漫力量的控制。昂首超然于各种限制与决断之上的人，变成了异己势力和异己决断的臣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