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想彻底失败的未来一种 | 基列的统治困境与小说的叙事失衡

前排声明 把这本书看了一小半，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很痛苦的阅读体验。前面这序那序包括作者自己，把这部小说标榜为未来小说。这个定位是失败的开始。这个小说的世界观何谈未来，哪怕是放在它的写作年代1984来看都是颇为落伍。设定认为未来的美国会发生民主解固并大幅退步、人权重新让位于宗教复兴、极权专制甚至是政教合一，这种倒退至中世纪的“未来”观，毫无前瞻性也缺乏说服力。我在此不想讨论这本书的情节或者其他主题，毕竟我并未认真看完没有发言权。我快速过了一遍剧情和世界观，仅针对该书极小概率发生的未来做出批评。我查找了相关的调查和文章作为支撑，这也意味着很多内容会脱离小说本身去讨论相关议题。下面针对民主、神权、科技，以及对未来/科幻小说的文学研究这几方面进行说明。（下面把小说简称为《使女》） 一、民主解固，以及民主解固后神权复辟的小概率可能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亨廷顿所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逐渐展开。南欧、拉美、非洲、东亚等地区的专制与威权政体纷纷发生转型，由此诞生了许多新生的自由民主国家。这些国家有一些经过几十年的运转而逐渐巩固下来；而另一些则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甚至发生民主崩溃而重新返回威权政体。由此，对于民主的讨论也分成两派。民主巩固派主要围绕民主制度在转型后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展开，认为伴随着实现政权和平更替、得到政治力量的认同与遵守、得到民众的信念支持等阶段的发展，民主制度是得以日益巩固的。同时，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具有自我纠错机制，公民社会、法治传统与权力制衡构成抵御极权的"免疫系统"。而民主解固则是对民主巩固的反驳。 解固派从民意调查数据中观察到三个政治现象。第一，在西欧和北美的一些老牌民主国家中，与年长者相比，年轻人对民主价值的支持度更低，而年轻人对民主制度在未来的存续显然有着更重要的影响。第二，与过去相比，普通民众不仅对自由民主制的支持显著降低，而且对通过积极参与现行政治过程来影响公共政策的期望也显著降低。第三，在这些一向被视为民主已然巩固的国家中，实际上出现了许多明显背离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的政治现象。综合以上三点，解固派认为，在老牌民主国家中，民主在未来确实有可能不再是唯一的选择。[1] 而对于解固派的观点，也有质疑的声音。属于质疑派的英格尔哈特提出，从长期来看，建立民主制度的进程一直是一个高潮与低谷交替出现的过程。在20世纪初期，只有少数民主国家存在，而在一战结束后、二战结束后以及20世纪后半叶，都出现了民主国家的数量大幅增长的高潮时期。虽然在每次高潮之后都会出现一个低谷，但民主国家的数量从来没有跌回到20世纪初期的水平。到了21世纪初，大约有90个国家可以被视为是完全民主的国家。[2]简言之，在质疑派看来，民主制度的扩张从来就是一个波浪式前进的过程，现在出现的一些民主危机并不足以成为提出一般性的民主解固命题的依据。 关于民主到底是否会巩固还是解固，学界依旧争论不休，我们暂且搁置。哪怕一个民主国家在未来发生了各种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导致民主解固，那么究竟是什么取代了民主？——神权显然是最不可能的一种。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研究数据表明，从1980年到2020年间，在美国，反对政教合一的人数比例从54%上升至72%。这一变化反映了美国社会中反神权文化的增强，构成了反神权的文化防火墙。具体来说，皮尤研究中心的多项调查显示，美国年轻人与老一代在宗教信仰和社会价值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年轻人更加远离宗教，只有44%的30岁至49岁的人和18岁至29岁的人认为宗教对他们非常重要。[3]

皮尤研究中心还指出，80%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力正在减弱。这种趋势不仅限于年轻人，而是贯穿整个社会。例如，自2007年以来，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的比例显著增加，从2006年的4%上升到2013年的10%，并在2020年达到13%。 这一切都符合我们的直觉。对于中世纪的欧洲而言，从16世纪的科学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启蒙思想兴起开始，人们就已对宗教犹疑不定。及至20世纪马克斯·韦伯“祛魅”概念的流行，这意味着社会基本完成了对宗教信仰、神明、大自然的神圣性和神秘性的消解。从此，宗教“沦落”为部分人用于寄托信仰的虚构故事，而不再是政权统治、力量组织的基石。取而代之冉冉升起的除了人文主义，还有科技。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宗教只是被动地解释自然，而技术则可以让人主动参与改造自然。小说世界观建立在两个世纪后，环境污染导致的生育危机之上。人们主动抛弃更为积极的科技发展和业已深入人心的世俗主义，转而投奔几个世纪前的宗教搞原教旨主义式的独裁专制，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一厢情愿的想象。 一个现实的例子是，伊朗虽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中建立了神权政体，但其依托的是巴列维王朝未完成现代转型的半封建社会，与小说中让成熟民主的美国直接倒退存在本质差异。不仅如此，伊朗青年一代的世俗化倾向还在持续瓦解神权基础。绝大多数伊朗人（92%）支持宗教多样性，这表明伊朗社会正在经历普遍的世俗化进程。[4] 倘若面对未来挑战，现存的国家架构或者意识形态不再足以应对时代的种种挑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身份认同，才能处理这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全球困境。如果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减弱，那么抛却神权，民族主义和技术主义在取代民主这一点上显然竞争力更强。民族主义的抬头在当下已有端倪，比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此处不再赘述。至于技术与统治的关系，让我们另起一段。 二、技术生态中极权统治的脆弱性 序里在把这部小说定义为未来小说的同时，还格外强调其不是科幻小说。将未来与科技脱钩、与神权媾和，这一论调不亚于人类重新捡起尾巴爬上树去。哪怕是奥威尔在更早期书写《1984》的时候，在数字监控方面都提出了电幕这一概念。而《使女》却仍依靠斯塔西式庞大落后的人力监控来实现专制。我们必须承认，在科学革命之前，极权得以较为稳定存在的合理性是基于技术相对停滞的准静态环境；而随着技术发展，极权的信息管控漏洞百出，摇滚乐、牛仔裤这些外界信息的渗入在一步步瓦解极权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如果未来出现了一个极权国家，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外部视角来观察其内外信息的交换，我们也必须通过技术的角度来审查它的统治合理性。 关于小说对于基列极权的外界反应的回避，将放在下一节来谈。现在抛开这本书的既有设定，考量一下在未来的技术生态下，基列国极权的脆弱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可以预见的是，分布式技术、加密经济、监控成本、外界技术代差就足以使基列极权的统治四面漏风，使其以相当快的速度瓦解殆尽。 首先是分布式通信网络的不可封锁性。尽管未来集中式系统的效率可能更高，使发生数据独裁的概率增加，但区块链技术可以让分散式的数据处理更加高效，以平衡集中式系统的垄断。分布式通信网络使信息管控的难度升高，同时非对称加密、暗网市场也使得信息管控的成本激增。我们可以关注到星链在2022年伊朗头巾革命中扮演的地下通信角色。面对政府的网络封锁，一些活动人士开始走私Starlink卫星接收器，以期在抗议活动中提供备用互联网。虽然有人指出星链在此次抗议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官方管控之外，地下通信的难以封锁。 其次是加密经济的反监控属性。加密货币的匿名性和去中心化特性有助于其规避金融监控。零知识证明技术作为隐私币的一种加密手段，其能够在不泄露任何信息的情况下验证交易数据的真实性。这在助长暗网市场的同时，给监管机构带来了巨大挑战。而对加密算法的破解，目前暂无有效对策。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网站2022 年 1 月 25 日报道，量子计算机需要变得比现在大一百万倍，才能破解保护比特币的算法。在俄乌战争中，加密货币第一次被大规模用于国家筹款。乌克兰政府在2022年2月17日宣布接受加密货币捐赠，并在推特上发布了多个加密钱包地址。这些捐赠渠道迅速吸引了大量捐款。截至3月28日，乌克兰政府官方地址和非政府组织累计收到的加密捐款超过1亿美元。其使用类似于Monero这类隐私币进行军备交易，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俄罗斯的金融管控。 小说就算与时俱进地引入了AI技术进行监控，但其监控成本也已超越基列国的承受极限。现实中，沙特阿拉伯使用AI系统，通过一个名为Absher的应用程序，实现对女性的监控。其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女性在线数据系统，用于管理所有女性的监护信息。这个系统不仅包括个人身份信息，还涵盖了她们的出境记录和旅行安排。而这种大型监控系统，其用于信息处理的数据中心所需要的能源可谓巨大。服务器、特别是冷却系统，还有其他设备吞噬了大量的电力资源。沙特尚且具备足够多的能源来支撑这样的能源密集型的数据中心，而小说中处于环境污染、生态崩溃过后的基列国，恐怕难以维持如此巨量的能源消耗。 科技发展陷入停滞甚至是倒退的基列极权统治，在与外界产生的技术代差面前只会更加弱不禁风。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暴力将不会再由国家垄断。兰德公司在2022年的报告指出，开源3D打印枪文件（如FGC-9）的传播，使极端贫困地区反抗组织武器获取成本急速下降。[5]FGC-9设计简单易于生产，其间接成本估计为300至500美元。同时，FGC-9的80%部件是塑料打印件，而枪托和弹匣等金属部件可以在市场上合法购买。这表明，即使在资源有限的地区，制造FGC-9所需的材料也相对容易获取。兰德公司报告指出的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3D打印技术在武器制造中的巨大潜力，也突显了其对全球安全和稳定带来的挑战。而随着未来科技的发展，3D打印乃至更多的新技术只会让暴力的可得性越来越高。而由此组织起来的地下武装，将对一个极权国家构成极大挑战。 以上，是从几个方面质疑了基列宗教极权统治的稳定性和合理性。而除了对未来的失败构想，对于小说在设计的平衡性和叙事的有效性，我仍有疑问。 三、小说的设计失衡与叙事缺陷 达科·苏文（Darko Suvin）是科幻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他在1979年出版的《科幻小说的变形》（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一书中首次系统性地定义了科幻文学，并提出了“认知性陌生化”（cognitive estrangement）的概念。苏文认为，优秀的科幻作品必须在“陌生化”和“认知性”之间保持平衡，这是科幻文学的核心特征。尽管这本书自认为其并非科幻作品，但鉴于未来小说同样以雕琢世界观为重，以“陌生化”和“认知性”这两个特征出发对作品进行评价依旧合理。 科幻文学通过“陌生化”（estrangement）和“认知性”（cognition）的结合，使读者对现实世界产生新的认识。陌生化是指通过虚构的情境或设定，让读者感受到一种与现实不同的陌生感，从而打破日常生活的惯性思维。认知性则是指作品中包含的科学、技术或社会概念，这些概念虽然超出现实，但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和科学方法进行理解。[6]而为了实现二者的平衡，科幻作品需要在虚构的情境中保留一定的现实锚点。这些锚点是读者熟悉的现实元素，它们为作品提供了可信的基础，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作品中的新奇设定。 从这两个方面去考察《使女》的未来设定，可以明显感受到其平衡性的缺失。作品中试图“陌生化”的宗教极权对于人们来说并不陌生，其不过是对中世纪和20世纪的回眸与重蹈覆辙。这里我想把对陌生性的讨论一分为二。《使女》纵向的陌生性体现在时间轴的负方向，是神权的复辟、宗教的极权；而其横向的陌生性元素，则是对女性更为过分的性剥削。在陌生性有限的同时，前文对《使女》未来发生的小概率可能性的分析，使其认知性进一步削弱。而成书时间更久远一些的《沙丘》和《银河帝国》，虽然其社会构造、世界观架构也不过是对当下或过去的人类社会的放缩或投射，但它们都引入了更多的陌生化概念和更合理的认知性解释，使作品更加丰满。 ·陌生化的失效——对历史的扁平复现，以及主题表达的有效性存疑 首先，是《使女》纵向陌生性对历史锚定的过载。基列国的神权复辟本质上是对加尔文主义神权政治、伊朗伊斯兰革命等历史事件的复现。当读者能轻易在现实历史中找到近乎一一对应的原型（如红色使女服源自加拿大清教徒服饰，处刑仪式改编自萨勒姆审巫案），所谓“未来”就沦为历史碎片的拼贴剧场。阿特伍德甚至在最后刻意采用伪纪实式的考古会议记录来强调“《使女的故事》中所有暴行都曾真实发生”，这种创作宣言反而进一步消解了应有的认知间距，使其彻底沦为了某种架空式的历史作品——实际上这也应该是其原本的定位。相较之下，《沙丘》虽借鉴中世纪采邑制，但其加入了生态学、宗教操控等元素，并通过“香料-沙虫-先知”三位一体的系统建构，使封建制度成为星际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而非简单的历史循环。 其次，小说对女性身体的规训系统（受精仪式、红色编码、子宫工具化）本质上是将父权制压迫推向极端值。这种操作是对当下社会形态的强度陌生化，而非结构陌生化。反观《银河帝国》中"心理史学"的创造：通过将宏观历史进程转化为数学概率模型，阿西莫夫实际上发明了全新的压迫形态——人类集体无意识地被统计规律支配。这种压迫既不依赖具体父权制度，也不诉诸肉体暴力，却更深刻地揭示了自由意志的幻觉。 当然，《使女》作为一本女性主义小说，其依赖于对性剥削的夸张变形来强调女性权利自然无可厚非。但强度陌生化的问题在于，当作品仅通过放大既有压迫机制的残酷性来制造震撼时，其批判效力只会随着读者对极端化叙事的适应性增长而递减。《使女》横向陌生性符号极端化后，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价值贬值。同时，虚构文学相对于纪实文学，在讨论规模较大的社会议题上的有效性有待考察。我们必须承认，在讨论规模较大的社会议题中，人们的观点是纷杂的。假想呈现由于其自带虚构的属性，当其内容与读者经验或观点产生冲突时，读者将倾向于忽视其真实发生的可能[7]，并对小说其他内容的合理性产生质疑。作品对读者的剌激可以被视为一股外力对读者心理的作用，这股力又会唤起读者来自固有的期待的顽强的反抗力，两股力斗争与较量的结果就是彼此退让，达成融合与统一。[8]倘若这股外力并不能与读者的反抗力相融，不仅会使其美学层面上的接受度降低，在议题讨论方面还存在激起读者认知失调的可能性。 ·对国际环境的回避又书写 事实上，阿特伍德解决种种因素（包括政治、技术等）对基列极权统治构成威胁的办法，就是回避讨论国际环境。只要让国际环境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基列的统治环境就是一种准静态环境，不会遭受外界冲击，其自然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回避国际环境让小说顺利开展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让这一小节产生的原因是阿特伍德加入了日本旅游团的来访情节。这直接打破了国际环境的真空，让读者察觉到了外界的存在。而这一外界引发的无穷无尽的想象、随之而来的对基列极权统治合法性的质疑，全部涌向了读者。阿特伍德可能希望借助日本旅行团来加深读者对基列统治的极端印象。小说仍在顺利开展，而读者则再也无法沉浸其中。 ·冗余描写与意象优先 作者光写使女购物便写了五六章。在阅读时不由得注意到了很多的冗余描写。我想细节描写也是要有作用的，而不是事无巨细地给读者提供过量的无用信息。比如“杏子色窗帘”这类感官细节，其并没有参与世界观的建构或主题的深化。相较于奥威尔笔下用于暗示经济崩溃的“胜利牌杜松子酒”，存在明显效用差距。 从“杏色窗帘”也可以发现阿特伍德诗歌的写作风格或写作背景在驾驭未来小说时的乏力。因为未来小说势必涉及一个大型的社会机制，而这个相对陌生的社会机制需要作者给出足以让读者明白且信服的解释。奥威尔的记者身份使他拥有塑造严密官僚体系的能力，而阿特伍德似乎是在小说中写散文诗：其场景意象的存在感远远高于背后畸形的社会机制。 四、结语 再次声明，这篇书评仅针对其“未来小说”的定位发起批评，不想探讨小说的其他主题。写这篇书评的周期很长，写写停停一个月。毕竟是一篇不感兴趣的书，还需要查找大量的参考资料去完善我不成熟的论点。我中途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过钻牛角尖，甚至想一度删除它。但考虑到沉没成本实在很高，加上开篇已经做出了声明，想着还是作为一种角度发出来。在写这篇书评的过程中，我承认我的思维并不清晰，可能还有很多逻辑漏洞或者书写模糊的地方，希望各位理性探讨。《使女的故事》在性别政治维度仍有其独特价值，但在未来学严谨性与社会系统推演层面实难服众。终于结束了，以此作结。 ———————— 参考资料 [1] 褚向磊,苏毓淞.民主解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危机[J].国外理论动态,2018,(05):84-91. [2] Ronald Inglehart，“How Much Should We Worry”，Journal of Democracy，Vol．27，No．3，2016，pp．18－23． [3] THE 2020 PRRI CENSUS OF AMERICAN RELIGION.PRRI (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 [4] Iran’s secular shift: New survey reveals huge changes in religious beliefs.2020. [5] Uncovering the Extremist of a 3D-Printed Gun Design.ICSR (King's College London).2023. [6] The Nuclear Fu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Postwar Asian Screens. Zhounan Zhang, 2024. [7] 相对有效性：真实新闻暴力与虚构娱乐暴力的实验评估 [8] 刘月新,接受张力论[J].中州学刊,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