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现实，真相重要吗？
对于时隔五世纪的人们来说，发生在16世纪的马丁•盖尔返乡记不过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最终被揭穿的故事，它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只是人们互相间用来聊天的故事而已。然而纳塔莉•戴维斯教授却在这个故事中发现了更丰富的层次，故事不再那么简单。故事的当事人面对马丁的真假，一如我们面对历史的真假一样，有人清楚真相，却故意以假代真，有人不明真相，却难分真假，有人心存疑问，却无从证明，有人明白就里，却不愿戳穿……面对真相与谎言，人们用的是同一双眼睛，罗生门中的甲乙丙丁，各有各的一套说辞，问题的重点已不是区分是非善恶，而是明白我们面对的，总是非善恶纠结在一起的现实，身为历史的旁观者，如何真正理解局中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选择，而身为现实的局中人，如何真正洞察全局面貌和周遭环境，这是戴维斯教授写作的出发点，也是读后最为引人回味的追问。
在图卢兹高等法庭，法官科拉斯已经认定口齿伶俐的农民迪蒂尔就是马丁•盖尔，正要宣判的当口，瘸腿的马丁•盖尔出现了，于是，迪蒂尔被处以绞刑，案件尘埃落定。日后为人所传颂的，便是假马丁行骗、真马丁最终归来的故事。无数文学文本和电影文本不断地增添故事的传奇性，却把真实的历史背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们无从知道，马丁为何要离家出走，假马丁也就是迪蒂尔为何能以假乱真，马丁的妻子为何生活几年都未有觉察而最终又将其告上法庭，马丁的叔叔皮埃尔为何没有证据却一再宣称迪蒂尔是冒牌货，法官科拉斯在审判过程中及其过后有怎样的内在感悟……当历史成为传奇时，身之为人本身的真实情感反而缺失了。而戴维斯教授的“马丁•盖尔”事件的版本，正是对历史情境的追索，她无意提出什么观点，而是满足于观察，并且从不同角度提供历史本身的横断面，在接近具体历史时代的同时，又提出了超越历史的普世性问题。
在进入本书内容之前，我们必须明了两点：其一，16世纪法国的农民，百分之九十以上不会写字，现在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它们展现自我的文献。了解它们，今天的人们要去看书信和日记、自传、回忆录还有家庭史，我们还要看文学材料——剧本、韵诗与故事，但我们并无把握，这些文本与真实的农民生活之间究竟关系如何；其二，在16世纪法国，冒用别人的名字和资格行骗是一件严重的罪行。但在一个没有照片，罕见肖像，没有录音机，没有指纹，没有身份证，没有出生证明，教区还没有按常规进行记录的时候，人们如何准确无疑地确认一个人的身份呢？正是这两个难解问题的存在，戴维斯教授在详尽阅读了当时当地的档案资料之后，依然在写作中大量运用了“也许”、“可能”、“或许”这样的语汇来弥合事件与事件之间的环节。而也正是在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写作、档案与文学之间的互补中，本书再现了若隐若现在历史表相背后的隐秘世界，而在本书所写16世纪的法国小乡村里，存在着人类普遍的情感选择、利益追逐和行为动机，他们（16世纪的农民）的命运与任何时代人们存在着罕见的相似之处。
阿尔蒂加是一个处于语言交界处的小村子，有相当流动、混杂的认同，财产买卖也相对容易，马丁一家由亨戴——较为传统与稳定的小村子——迁居于此，对于阿尔蒂加来讲，马丁家是外乡人，却也很快便融入了当地。马丁是家中的独子，有几个妹妹，除了父亲、叔父，马丁面对的便都是女性，年纪尚轻的时候，又在家族的安排下，取了妻子——贝朗特。这对年轻甚至是年幼的夫妻，多年没有生育，饱受性困扰，直到多年后，受巫师的帮助，生下一子。而不久马丁却因为偷窃家里的东西而突然出走。对于马丁的出走，除了偷窃行为本身的问题严重外，还因为他自小生活的环境造就马丁性格中有“到外面去”的渴望。戴维斯教授写道：“农民的迁徙仅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盖尔一家的个案表明，这并不完全正确。马丁对小米地、砖厂、财产与婚姻之外的生活梦寐以求。”马丁走后，其父不久去世，死前原谅儿子并将财产全部留给了他，由于马丁去向不明，暂有马丁的叔父皮埃尔代为管理，同时皮埃尔也成为家中几个未婚妹妹的监护人。此时，马丁年轻的妻子贝朗特便有了一个尴尬的身份，她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妇，她需要像此前多年未孕时期一样，承受左邻右舍的流言与压力，毫无疑问，她渴望独立性，却又不得不在人篱下维持自己身为好女人的名声。多年后的某日，马丁突然回来了，他实际是附近村庄的农民迪蒂尔，他甚至和马丁在外形上并没有那么相似，然而他却利用巧舌如簧地骗过了马丁的家人和同村人，人们或许有疑惑，但都藏在心里。对于迪蒂尔能冒充马丁，戴维斯教授认为，或许在附近他曾经偶遇过真马丁，听他讲过自己的故事，即便他们没有相遇，凭当时乡村邻里之间的闲话网络，迪蒂尔也足可以得到数量可观的信息，并听说马丁家庭的细节种种，毕竟迪蒂尔本人不仅能言善道，而且记性极好。然而即便马丁的家人和阿尔蒂加的村民不清楚或者不关心马丁的真假，身为妻子的贝朗特总该知道丈夫的真假，而她为何接纳这个陌生人。按照戴维斯教授的叙述，贝朗特与其说接受了马丁，不如说接受了一个丈夫，这个人究竟是否马丁对她而言并不那么重要，既然现在有一个被周围人认为是马丁的男人来到自己的身边，为什么不就此同他一起生活？何况，她需要一个丈夫，而这个男人也不错。按照新教的讲法，只要男女愿意，他们只需将彼此的结合告知上帝，不必和任何人类的中介交换意见。于是在“开诚布公或是心照不宣的协议”下，贝朗特和迪蒂尔生活在了一起，即使这是一桩私订的、不乏隐患的婚姻。
直到后来，马丁要卖家里的地产，并收回自己的财产权，叔父皮埃尔才毅然将自己的疑惑公开提出来，把假马丁告上法庭。在一个男人统治的小村子里，里厄法院不顾贝朗特和马丁妹妹等女人的坚持，毅然判决皮埃尔胜诉，马丁为冒名顶替，虽然事实上，村里人赞同双方者几乎一半对一半。迪蒂尔不服，又上诉至图卢兹高等法庭，法官科拉斯法学出身在当地颇有威望，他在调查与审判中慎之又慎，最终真假难辨，科拉斯本着罗马法“宁可放过有罪者，不可误罚无辜人”的原则，放过了迪蒂尔，毕竟在科拉斯看来，贝朗特需要丈夫，而孩子们需要父亲。
可在宣判的最后一刻，瘸腿马丁神奇地出现了，虽然时隔多年他的身体变化甚大，虽然他对于过往的记忆甚至不如假冒自己的迪蒂尔，虽然他当初不负责任地离开家人抛弃妻子，虽然在此期间他为祖国的敌人西班牙服务多年，虽然他多年后看到自己的亲人没有流露悲伤，可他是真的，并且众人还是认出了他，于是他的过往不仅一笔勾销，并且得以继续名正言顺地成为贝朗特的丈夫，虽然过去的几年他丝毫没有进丈夫的义务，甚至两人之间也无甚感情可言；迪蒂尔是假的，所以被处死，即使他或许并无恶意地照顾了马丁一家，并且同贝朗特之间有着真正的爱情，可因为他是假的，所以一切行为都变成了罪恶。真假与善恶化了等号，伦理情感屈从于法律理性。我们不免问，如果叔叔皮埃尔没有为财产而告发迪蒂尔，抑或者瘸腿马丁终于没有归来，历史又将呈现什么模样？恐怕也正是这一令人回味的可能性，法官科拉斯决定在判决结束后第一时间把这个案件形诸文字，而也正是由此引发的情与理、理与法之间的纠结与矛盾——同现实利益和生活需要相比，人们或许并不那么关心真相——使得马丁•盖尔的故事能冲破历史的阻隔，在几百年间流转下来。戴维斯教授的虚构，在不排除历史偶然性并详尽检索历史档案的前提下，尽可能为事情的来龙去脉提供了解说，其中或许不乏虚构，却有更多意味深长的合理之处。
正如戴维斯教授对科拉斯《难忘的判决》的评价一样，《马丁•盖尔归来》也是一次质疑历史记载自身的真实性的历史叙述，是一份游移于说教故事、喜剧和悲剧之间的文本，其中没有定论，而是无处不在的混杂与不确定，真假虽易分，善恶却难辨，在好与坏之间，标准动摇不定甚至消失不见。戴维斯教授写道：“科拉斯在十岁出头时，行止已宛如一位博士，他在书上签的题铭是‘服从理性’；但他承认，在四十五岁时，他的理性误导了他，要分辨实话和谎言，对法官来说谈何容易。”的确，真相大白并未带来皆大欢喜，甚至比真相未明时更具悲剧色彩，令人左右为难。人类理性作为一种工具是如何地不确定，蒙田曾说：“真相和假象是如此的相似……我们却只能用同一双眼睛来打量它们。” 而对于瘸腿来讲，同样也有完全相反的说法：惩罚降临于瘸腿上，但即便如此，它还是追得上甚至最为敏捷的罪犯；谎言降临于瘸腿，因为谎言让你无法走远。的确，瘸腿所承载的，究竟为正义还是罪恶，究竟是真相还是谎言，或许取决于一粒骰子，如果上帝掷骰子的话。
在图卢兹高等法庭，法官科拉斯已经认定口齿伶俐的农民迪蒂尔就是马丁•盖尔，正要宣判的当口，瘸腿的马丁•盖尔出现了，于是，迪蒂尔被处以绞刑，案件尘埃落定。日后为人所传颂的，便是假马丁行骗、真马丁最终归来的故事。无数文学文本和电影文本不断地增添故事的传奇性，却把真实的历史背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们无从知道，马丁为何要离家出走，假马丁也就是迪蒂尔为何能以假乱真，马丁的妻子为何生活几年都未有觉察而最终又将其告上法庭，马丁的叔叔皮埃尔为何没有证据却一再宣称迪蒂尔是冒牌货，法官科拉斯在审判过程中及其过后有怎样的内在感悟……当历史成为传奇时，身之为人本身的真实情感反而缺失了。而戴维斯教授的“马丁•盖尔”事件的版本，正是对历史情境的追索，她无意提出什么观点，而是满足于观察，并且从不同角度提供历史本身的横断面，在接近具体历史时代的同时，又提出了超越历史的普世性问题。
在进入本书内容之前，我们必须明了两点：其一，16世纪法国的农民，百分之九十以上不会写字，现在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它们展现自我的文献。了解它们，今天的人们要去看书信和日记、自传、回忆录还有家庭史，我们还要看文学材料——剧本、韵诗与故事，但我们并无把握，这些文本与真实的农民生活之间究竟关系如何；其二，在16世纪法国，冒用别人的名字和资格行骗是一件严重的罪行。但在一个没有照片，罕见肖像，没有录音机，没有指纹，没有身份证，没有出生证明，教区还没有按常规进行记录的时候，人们如何准确无疑地确认一个人的身份呢？正是这两个难解问题的存在，戴维斯教授在详尽阅读了当时当地的档案资料之后，依然在写作中大量运用了“也许”、“可能”、“或许”这样的语汇来弥合事件与事件之间的环节。而也正是在真实与虚构、历史与写作、档案与文学之间的互补中，本书再现了若隐若现在历史表相背后的隐秘世界，而在本书所写16世纪的法国小乡村里，存在着人类普遍的情感选择、利益追逐和行为动机，他们（16世纪的农民）的命运与任何时代人们存在着罕见的相似之处。
阿尔蒂加是一个处于语言交界处的小村子，有相当流动、混杂的认同，财产买卖也相对容易，马丁一家由亨戴——较为传统与稳定的小村子——迁居于此，对于阿尔蒂加来讲，马丁家是外乡人，却也很快便融入了当地。马丁是家中的独子，有几个妹妹，除了父亲、叔父，马丁面对的便都是女性，年纪尚轻的时候，又在家族的安排下，取了妻子——贝朗特。这对年轻甚至是年幼的夫妻，多年没有生育，饱受性困扰，直到多年后，受巫师的帮助，生下一子。而不久马丁却因为偷窃家里的东西而突然出走。对于马丁的出走，除了偷窃行为本身的问题严重外，还因为他自小生活的环境造就马丁性格中有“到外面去”的渴望。戴维斯教授写道：“农民的迁徙仅仅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盖尔一家的个案表明，这并不完全正确。马丁对小米地、砖厂、财产与婚姻之外的生活梦寐以求。”马丁走后，其父不久去世，死前原谅儿子并将财产全部留给了他，由于马丁去向不明，暂有马丁的叔父皮埃尔代为管理，同时皮埃尔也成为家中几个未婚妹妹的监护人。此时，马丁年轻的妻子贝朗特便有了一个尴尬的身份，她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妇，她需要像此前多年未孕时期一样，承受左邻右舍的流言与压力，毫无疑问，她渴望独立性，却又不得不在人篱下维持自己身为好女人的名声。多年后的某日，马丁突然回来了，他实际是附近村庄的农民迪蒂尔，他甚至和马丁在外形上并没有那么相似，然而他却利用巧舌如簧地骗过了马丁的家人和同村人，人们或许有疑惑，但都藏在心里。对于迪蒂尔能冒充马丁，戴维斯教授认为，或许在附近他曾经偶遇过真马丁，听他讲过自己的故事，即便他们没有相遇，凭当时乡村邻里之间的闲话网络，迪蒂尔也足可以得到数量可观的信息，并听说马丁家庭的细节种种，毕竟迪蒂尔本人不仅能言善道，而且记性极好。然而即便马丁的家人和阿尔蒂加的村民不清楚或者不关心马丁的真假，身为妻子的贝朗特总该知道丈夫的真假，而她为何接纳这个陌生人。按照戴维斯教授的叙述，贝朗特与其说接受了马丁，不如说接受了一个丈夫，这个人究竟是否马丁对她而言并不那么重要，既然现在有一个被周围人认为是马丁的男人来到自己的身边，为什么不就此同他一起生活？何况，她需要一个丈夫，而这个男人也不错。按照新教的讲法，只要男女愿意，他们只需将彼此的结合告知上帝，不必和任何人类的中介交换意见。于是在“开诚布公或是心照不宣的协议”下，贝朗特和迪蒂尔生活在了一起，即使这是一桩私订的、不乏隐患的婚姻。
直到后来，马丁要卖家里的地产，并收回自己的财产权，叔父皮埃尔才毅然将自己的疑惑公开提出来，把假马丁告上法庭。在一个男人统治的小村子里，里厄法院不顾贝朗特和马丁妹妹等女人的坚持，毅然判决皮埃尔胜诉，马丁为冒名顶替，虽然事实上，村里人赞同双方者几乎一半对一半。迪蒂尔不服，又上诉至图卢兹高等法庭，法官科拉斯法学出身在当地颇有威望，他在调查与审判中慎之又慎，最终真假难辨，科拉斯本着罗马法“宁可放过有罪者，不可误罚无辜人”的原则，放过了迪蒂尔，毕竟在科拉斯看来，贝朗特需要丈夫，而孩子们需要父亲。
可在宣判的最后一刻，瘸腿马丁神奇地出现了，虽然时隔多年他的身体变化甚大，虽然他对于过往的记忆甚至不如假冒自己的迪蒂尔，虽然他当初不负责任地离开家人抛弃妻子，虽然在此期间他为祖国的敌人西班牙服务多年，虽然他多年后看到自己的亲人没有流露悲伤，可他是真的，并且众人还是认出了他，于是他的过往不仅一笔勾销，并且得以继续名正言顺地成为贝朗特的丈夫，虽然过去的几年他丝毫没有进丈夫的义务，甚至两人之间也无甚感情可言；迪蒂尔是假的，所以被处死，即使他或许并无恶意地照顾了马丁一家，并且同贝朗特之间有着真正的爱情，可因为他是假的，所以一切行为都变成了罪恶。真假与善恶化了等号，伦理情感屈从于法律理性。我们不免问，如果叔叔皮埃尔没有为财产而告发迪蒂尔，抑或者瘸腿马丁终于没有归来，历史又将呈现什么模样？恐怕也正是这一令人回味的可能性，法官科拉斯决定在判决结束后第一时间把这个案件形诸文字，而也正是由此引发的情与理、理与法之间的纠结与矛盾——同现实利益和生活需要相比，人们或许并不那么关心真相——使得马丁•盖尔的故事能冲破历史的阻隔，在几百年间流转下来。戴维斯教授的虚构，在不排除历史偶然性并详尽检索历史档案的前提下，尽可能为事情的来龙去脉提供了解说，其中或许不乏虚构，却有更多意味深长的合理之处。
正如戴维斯教授对科拉斯《难忘的判决》的评价一样，《马丁•盖尔归来》也是一次质疑历史记载自身的真实性的历史叙述，是一份游移于说教故事、喜剧和悲剧之间的文本，其中没有定论，而是无处不在的混杂与不确定，真假虽易分，善恶却难辨，在好与坏之间，标准动摇不定甚至消失不见。戴维斯教授写道：“科拉斯在十岁出头时，行止已宛如一位博士，他在书上签的题铭是‘服从理性’；但他承认，在四十五岁时，他的理性误导了他，要分辨实话和谎言，对法官来说谈何容易。”的确，真相大白并未带来皆大欢喜，甚至比真相未明时更具悲剧色彩，令人左右为难。人类理性作为一种工具是如何地不确定，蒙田曾说：“真相和假象是如此的相似……我们却只能用同一双眼睛来打量它们。” 而对于瘸腿来讲，同样也有完全相反的说法：惩罚降临于瘸腿上，但即便如此，它还是追得上甚至最为敏捷的罪犯；谎言降临于瘸腿，因为谎言让你无法走远。的确，瘸腿所承载的，究竟为正义还是罪恶，究竟是真相还是谎言，或许取决于一粒骰子，如果上帝掷骰子的话。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