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你所无法释怀的浪漫

在本雅明看来，现代城市的街道可以作为一种爱情的隐喻，街头巷尾不经意的顾盼回首，衍生出无限销魂的沉醉，任何地点不知名的瞬间，你都可能在下一个转角遇见爱情。波特莱尔笔下路过的女子象征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电光一闪她便离去，只用匆匆一瞥留下片刻的着迷，与之相吻合的是永远的告别。
这样高效而短命的爱情中，显然没有《诉讼笔录》主人公亚当波洛所追求的精髓。相形之下他倒更羡慕动物的相爱方式，“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两颗悬铃木之间，在漫天的灰尘之中做爱”，与天地并生，与万物合一，为再也没有多少人的气息而自豪——如此惊世骇俗的浪漫置于今时今日的情境之中，自然免不了遭受常理常情的责难。最终，这位坚守原始浪漫的英雄没能如其名字所愿回到伊甸园，而是被合情合理地送进了精神病院。

就像我始终认为的那样，悲剧，才是所有英雄合理的结局。

亚当波洛是一位追求浪漫的英雄，但他绝不是时代认可的赢家。因为王者的桂冠必然只会属于识时务的人，识时务者会投身于成王败寇、盖棺定论的斗争，而不会割舍社会生活的目的情结。识时务者的愤怒不会过火，他们的讽刺永远徘徊在表层，他们不会耗费精力去感情用事地愤世嫉俗，他们的眼中，英雄批判的演说不过是即兴的耿耿于怀，缺乏理性且太过天真浪漫。
而英雄，会被勒克莱齐奥这样的见证者以作家的身份书写、揣度、述说，但是在一切富于浪漫色彩的构想之后，他们终究逃不出令人惋惜的宿命。英雄可以像亚当波洛一样，作为现代文明的掌握者、富有者，拥有非凡的文化修养，但对于他们而言拥有的越多只意味着痛苦越多，他们发现理解越来越多事物的同时，世界的意义反而变得更加模糊，他们不屑于和人斗争，因为他们的敌人不仅仅是个人的际遇，而是一个时代的压抑，恰恰，身处的时代就是他们无法挣脱的命运。

既然我们无力改变，既然批判学家的思想取向看起来只是高悬的海市蜃楼，那么今天的浪漫还有没有人稀罕，英雄的批判精神还值不值钱。

我们肯定现代性价值──例如自由、解放、启蒙的思潮，必然因此肯定了现代的价值，从而对于工具理性导致的人的异化，也就丧失了批判能力。我们读着韦伯读着福柯，一面对着反现代思想家的批判理论频频点头，对人类工业化文明感到深切忧虑，一面却不得不对无法改变的现实俯首称臣，甚至用尽一生追求这个时代给我们制定的标准，它们就像一个悠久而可爱的家园一样可亲可爱。
如果说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的意义，抒发一己宏论不过只是镜花水月，世界是否也已经不再需要一位叛逆的勒克莱齐奥来打破熵均衡的寂死态？

所幸的是，诺贝尔奖给出了否定答案，而肯定了现代思维中批判意识的价值。也许一座奖杯无法承载英雄炽热的灵魂，也许批判者们的笔锋是否锐利不需要一座奖杯来证明。但是在获得这样一座奖杯之前，《诉讼笔录》不过是醉汉咕哝自语地抒情。之后，这种抒情才被定义为一种“成就”，不至于化作丝竹管弦淹没在震耳欲聋的迪斯科噪音之中，而是作为一种呐喊公诸于世，交给“公众”判研思考，酝酿出精神家园和变化社会的土壤。
让人感到欣慰不是吗？一座诺贝尔奖颁给了浪漫。那是你所无法释怀的浪漫，那是人类无法释怀的浪漫，那是喧嚣浮躁之中，英雄们做出的甘于寂寞的可贵努力。

人是需要浪漫的，我们在浪漫与现实的碰撞之中制造出一个矛盾的生活结构，从而能够借助这个结构去理解这个矛盾，于是才有了更多自知之明，才能够认清自己的行为是在造福还是嫁祸于自己。
在这个理解的过程中，浪漫的意味就深了。